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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档处理器（eTextWi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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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类别： | chm帮助文件制作，help帮助文件制作，文件处理，文档格式转换，内码转换，电子书制作（ebookmaker）
使用平台： | WIN95/WIN98，WIN2000，Win XP
发布公司： | 国华软件（Guohua Soft）
语言支持 | 程序支持多国语言，内置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文
软件作者： | 冯国华
作者信箱： | webmaster@etextwizard.com
作者主页： | http://www.eTextWizard.com
软件简介： | “电子文档处理器”是一个文档批量处理、批量格式转换工具集；help和chm帮助文件快速制作软件；电子书批量制作工具；批量chm反编译工具；内码转换、索引生成、批量改名软件。支持子目录及光盘直接操作，自动化程度高。“北极星书库”所有help和chm格式电子书均由“电子文档处理器”格式化后批量生成。欢迎使用“电子文档处理器”这一简单快捷的chm制作软件、help制作软件，“易上手”的特点让你自己动手轻松制作chm文件和help文件。 主要产品功能： 1、文本文件批量转换为帮助文件（txt2chm:chm帮助文件制作软件，txt2help：help帮助文件制作工具），用户无须学习任何指令就可以快速地制作自己的电子书或chm帮助文件或具有复杂目录导航系统的CHM帮助文件； 2、网页文件转为文本文件（htm2txt）； 3、纯文本文件转换为微软网页帮助文件（htm2chm：chm帮助文件制作工具）； 4、VB源文件转为网页文件（vb2html）； 5、文件索引生成器（index maker）； 6、繁简体互相转换（gb2big，big52gb），支持剪贴板操作； 7、纯文本文件批量转换为网页文件，且自动生成上下文链接及目录（txt2html），支持用户自定义模版操作； 8、批量反编译CHM：迅速得到CHM电子书的全部源文件； 9、文件快速改名工具，大量方便的体贴用户的选项； 这里查看 软件的 详细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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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晚年之路》

作者：水陆洲
一 邓小平在晚年走的是怎样一条路？ | 二 “永不翻案”
三 “全面整顿” | 四 “桃花源中人”
五 “把‘四人帮’抓起来” | 六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七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 八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讨论
九 十一届三中全会 | 十 理论务虚会
十一 “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 十二 陈永贵解职
十三 历史决议 | 十四 华国锋“辞职”
十五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 十六 发展城乡工商私有经济
十七 引进外来资本 | 十八 国企改革
十九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二十 “不搞两极分化”吗？
二十一 “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吗？ | 二十二 官僚资产者是怎样变出来的？
二十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二十四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
二十五 “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 | 二十六 胡耀邦“辞职”
二十七 赵紫阳就任总书记 | 二十八 八九政治风波 ◆附录
二十九 十三届四中全会 | 三十 抓几件事
三十一 辞去军委主席职务 | 三十二 和平演变─“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
三十三 要不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 三十四 “改革开放的步子再大一些”
三十五 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 | 三十六 “毛泽东热”再度兴起
三十七 最后的一搏 | 三十八 获取了三项成果
三十九 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 四十 “邓小平理论”剖析


邓小平在晚年走的是怎样一条路？

    今年，是邓小平出生一百周年。有关方面准备举行一些大的纪念活动。借这个机会，很有必要对邓小平的一生，特别是邓小平的晚年活动，进行一翻认真地、全面地、科学地检讨和总结。

    （一）所谓邓小平的晚年，从什么时候算起，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大概可以从一九七三年算起（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到一九九三年为止（这一年邓小平病重已不能处理政事）。共二十年的时间。

    邓小平晚年走过的路，可以分为几个小段：

    １，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他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主要是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２，一九七五年，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实际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他打出“全面整顿”的旗帜，实际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有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案翻过来。

    ３，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七月，他被迫再次退出政治前台，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他当“后台老板”，一举完成了“解决‘四人帮’”的任务。

    ４，一九七七年七月至一九八九年七月，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此后，他通过：

    批判“两个凡是”，撤销了华国锋的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作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判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

    处理大学生游行事件，撤销了胡耀邦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处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撤销了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５，一九八九年七月至一九九一年，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遭遇新的挑战。

    ６，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邓小平被迫南巡，召开党的十四大，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确立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

    （二）邓小平的晚年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简单地说，可以归纳为下面三句话：

    政治目标——要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发展一段资本主义

    核心思想——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思想标志——“三个有利”

    邓小平再次复出时，首先提出的口号是：“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主要的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中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继承毛泽东的三大成果：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政权，一个军队。有了这三个东西就可以号令天下了。

    邓小平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作过多次检讨，并保证“永不翻案”，但实际上，他在靠边站的时期，反复思考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总结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他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要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发展一段资本主义。”（据说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起草的 三页讲话提纲，未公开发表）

    怎样才能把人们的思想转到这个新的轨道上来呢？

    邓小平在思想上作了大胆的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

    １、剥削阶级消灭论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中国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会产生百万富翁阶层。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既然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而且再也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么，阶级矛盾就不再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就不再是纲了。

    ２、需要和生产是主要矛盾论。

    有人问：在当前阶段什么是主要矛盾呢？

    邓小平在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需要同生产的矛盾呢？只有把需要同生产的矛盾说成是主要矛盾，才能说明，现在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而不是要去搞什么革命，抓什么阶级斗争。

    ３、中国特色社会论。

    有人问：你说过去忽略了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不快，要怎样才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呢？

    邓小平说：按照中国的国情，原来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力特别落后，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就不能按照苏联模式搞社会主义，不能搞消灭私有制，不能搞一大二公，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搞大锅饭、铁饭碗。而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私有制。

    为此，就要搞改革开放。改革什么？就是要改掉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旧模式的条条框框。向谁开放？就是要向资本主义开放，引进发达资本主义地区和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机制、人材等等。

    第一次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现在进行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改革开放，革命的对象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

    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有人提出：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怎么能搞资本主义呢？

    邓小平利用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一个是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现在处在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也可以说是初期阶段）的论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因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有私有制存在并要有相当发展。

    ５、社会主义本质论。

    有人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是冲突的，不能并存。

    邓小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第一，要搞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只能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二，要消灭剥削，必须在现阶段允许剥削，要消灭两极分化，现在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三，达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但不是现在，也不是不久的将来，而是“最终”。大概是社会主义社会完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时吧。

    ６、市场经济论。

    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是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搞计划经济；因此，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回答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个方法。社会主义利用这个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７、所有制改革论。

    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会加速私有经济的发展和公有经济的变质。

    邓小平回答说：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绝对平均。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

    ８、三个有利论。

    说来说去，一些人总是纠缠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摆脱不了。

    邓小平认为，必须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即上升到社会历史哲学的高度上，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说：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里所谓“三个有利”，最根本的就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所谓“综合国力”最根本的生产力、经济力，其他政治力、军事力、文化力都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所谓“人民生活水平”就是人们的衣食住行，它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这里所谓“三个有利”的原则，是作为判断一个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标准提出来的。这就告诉人们，在中国的条件下，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体制、机制，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管它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一点，朱镕基体会最深刻，说得也最透彻，他说：在中国，只要是“共产党”搞的，就是“社会主义”！

    这个观点确实是大大突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定一个社会性质的最主要的东西是经济基础（即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所以有人说，这种新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首先强调的是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有了这个新理论，人们的思想就可以大大解放了，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只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谋取利润，只要能赚钱，就可以大胆的干，大胆的闯。

    按照邓小平的这些观点：

    在政治上，批判“两个凡是”，让华国锋下台；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变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组织、政治路线；

    在经济上，解散人民公社，变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个体的包产到户；发展工商个体经济；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双轨制”、“利改税”、“承包经营”“厂长负责制”；市场机制一步步加强，初步改变了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在文化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提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断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倡教育要面向世界，向资本主义学习；改变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强调多样化。

    这样，就清除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阻力，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建构起来的“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的、“民粹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初步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雏形。

    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在短短的十三年中，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邓小平采取的两个重要的策略。

    一个是“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在邓小平的脑子里，对怎样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没有一个设计图。而是对干部、党员、群众不要一下子把这个目标和设计都拿出来，让他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采取这个策略，就是不搞“休克疗法”，而是搞“渐进式的演变”。有一个经济学家对这个策略作了非常形象的解释：目标是从北京到天津，但不说去天津，只说去丰台；到了丰台，只说再去廊坊；－－－－－－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导，最后就顺顺当当地到了天津。

    另一个是“不争论”。所谓“不争论”，并不是说社会上、党内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争论，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口号和改革措施，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包产到户，企业承包、市场经济等等在社会上、在党内、在高层领导中都有不同意见。怎么办？如果允许争论，就会造成更大的阻力，就会分散领导的精力，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争论，只做不说，先做后说，我说你不说。这样就赢得了时间，减少了阻力。

    这样，不仅是得到了先富起来的那些人的拥护，就是眼前多少尝到一点甜头的人也跟着走过来了。

    （三）邓小平遗留下的问题

    １、政治上不稳定，选的三个总书记，前两个垮台，第三个差点出问题。

    ２、市场经济改革只提出了口号。由于陈云等人的挑战，先是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后来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最后才公开提出搞“市场经济”。

    ３、国有企业改革只打了外围战。没有涉及到所有制问题。

    ４、农村经济停步不前，农民收入下降。

    ５、权力腐败、社会腐烂，群众强烈不满。

    ６、处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留下历史包袱。


“永不翻案”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撤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标志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展开。但在以后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八月五日，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尖锐地批评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

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后，形势极好，

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对邓小平的这个检讨应该如何评价？是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悔改，还是“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的策略？

    经过大约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批判运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於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叁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叁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对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对邓小平的这个检讨和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悔改，还是过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

    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指出：“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０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随后，全党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欢呼”、“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拥护，还是上台的策略？

    有人认为；“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摘自权延赤著《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相信邓小平是真诚的悔改。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的“检讨”、“欢呼”、“保证”，相信他是出自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保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嘛！

    周恩来当时也是相信邓小平的。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以后，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

    江青恐怕是半信半疑。说她是半信，因为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说是她是半疑，因为从毛泽东的批示到作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的决定，拖延几个月的时间，与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几个人犹豫不决有关系。他们只想让邓小平“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但是，经过反复酝酿，最后，在领导层中还是统一了认识。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 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批示，充份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


“全面整顿”

一、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份召开的十大上，邓小平只当选了中央委员，当时没有把他选进政治局。过了不到四个月，毛泽东就提出来要把邓小平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而且等不及到十届二中全会来完成这个程序。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毛泽东还表示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工作，当军委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有部分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上，再次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又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司令员出席的会议上，向到会的人员介绍邓小平时说：现在请来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送你（指邓）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又说：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且说：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从此，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军委内加强了联系。

二、与江青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谢静宜在讲话中说：“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并点名批评叶剑英。一月三十日，叶剑英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表示接受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并“检讨子女上大学开后门”问题。二月五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毛泽东圈阅了此信。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次日下午，周恩来约迟群、谢静宜谈话，提出：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取得了成功。

    二月十日，江青到四机部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我方彩色显相管生产线考察团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要四机部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去；说引进彩色显相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并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了”。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调查，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二个回合，取得了成功。

    三月间，中央政治局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江青不同意邓小平去，她的理由一个是“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国内工作忙”。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致江青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在当晚一个会议上，江青表示同意邓小平出国。邓小平在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四月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批示：“好，赞同。”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四月四日，江青接见工人时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四月五日，江青对两校大批判组说，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有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四月，邓小平就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水平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

    五月三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江青等人，他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三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发言，主要就江青等人说批评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问题三件事，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质问。政治局其他委员也作了批评发言。王洪文作了检讨，江青作了书面检讨。会后，毛泽东在同邓小平一次谈话中肯定了会议“有成绩”。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四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听取邓小平汇报江青在大寨讲话的情况时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华国锋也把江青要求在学大寨大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华国锋的汇报时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五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

    九月三十日，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万吨轮“风庆号”远航地中海返抵上海港。江青在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报道上作批，并给政治局写信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十月十七日，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风庆轮事件”（“事件”指：交通部派去协助风庆轮首航欧洲工作的李国堂、顾文广，在船上抵制按照江青等人的意见批判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因而被指为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返航后被定为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要邓小平表态。邓小平“作了坚决斗争”。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会见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的第六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

    邓小平、叶剑英与江张姚王等人斗争为什么会取得节节胜利呢？关键在于他们选择的打击点比较准确，恰好是抓住了江青等人的“错误”。邓小平在这一次又一次取得斗争胜利的同时，思想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如果说他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表示的“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是真诚的，那么，这时，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经不同了。由于一个个“胜利”的取得似乎轻而易举，显然他开始有些“飘飘然”、“昏昏然”了。

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十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再次提出由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二月二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邓小平除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一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他说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军队要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在北京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邓小平说，只敢说抓革命，不敢说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他宣布大派小派都要解散，对闹派性的头头只等他一个月，再不转变，性质就变了。要把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三月五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第九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显然，邓小平抓铁路工作整顿、地方工作整顿，把打击的重点放在整“造反派头头”上了。

    五月八日至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钢铁工作座谈会。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座会上讲话。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1，从部到厂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2，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寸步不让，寸土必争。3，落实好政策，把受运动伤害的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调动起来。4，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大钢厂要有单独的强有力的生产指挥机构。在二十九日讲话中他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做的是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下，抓“整顿”。而且“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又是与毛泽东一贯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相对立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六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

    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

    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的整顿问题。

    七月十四日，邓小平在会上说，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十五日，叶剑英在总结讲话中离开讲稿，指责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他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讲了话，一致同意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接着，叶剑英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他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会后根据军委的部署，经毛泽东批准，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

    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四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说，现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

    这些会议，在整顿军队的部署下，邓小平等人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把反对“四人帮”问题，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一点，与毛泽东的意图是违背的。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说得很清楚：对江青要“一分为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中央一号文件，在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务院的副总理中，邓小平虽然是第一副总理，可是接下去排的就是张春桥。毛泽东并没有指示和要求他们把江青等人当成政治野心家来反对，并传达到军区、兵种一级去。

    八月十三日，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揭发的问题有：“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刘冰等人的信“揭发”的是迟群（6341部队的干部，经毛泽东批准派往清华大学搞点），又经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实质上就是逼迫毛泽东表态。毛泽东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八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说，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文章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的矛头指向很明显，而且上纲上线也不含糊。

    九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这个提纲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由胡耀邦主持写出的。邓小平说，“‘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认为《汇报提纲》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适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等对《汇报提纲》作了多次修改，送交毛泽东，毛泽东未表同意。这件事意味深长，它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已经开始有所警惕。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毛泽东传》语）这当然与毛泽东说的“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不是一回事。而且，他重点整的对象是造反派头头、江张姚王等文革派的领导干部、甚至有些事直接涉及到毛泽东本人。这不仅说明，邓小平在斗争中已经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而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犯了“盲目冒进”的错误。所谓“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毛泽东传》语）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桃花源中人”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刘冰再次给毛泽东写信，“继续揭发迟群对毛主席、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人，还揭发迟群假左真右，以及与谢静宜大搞阴谋活动等问题。”这封信也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但是，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两封信都压下来了，未作任何批示。这表明毛泽东对来信的实质和意图有怀疑，也对邓小平转交来信的用意有怀疑：是不是要从迟群、谢静宜这里打开缺口，要把文革派的干部全部搞掉，甚至是要全盘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一封来信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时出现了刘冰来信的对立面，毛泽东就作了批示，所说的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当然也包括刘冰来信提出的问题，以示公平。而且未置可否，这就是要邓小平明确表态：你到底站在哪一边？

    十月下旬，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的。”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汇报，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并指示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从九月底开始，毛远新几次汇报邓小平的问题，他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把生产搞上去。）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当即照毛泽东的指示办。邓小平对毛远新关于“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说法和否定九号文件（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后全国的形势的意见，明确表示了异议，并说“昨天（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十一月三日至十八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刘冰、周荣鑫等“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实际上矛头对着邓小平。会后一些学校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

    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过去只有河南同８０％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景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过一会再说。”（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这说明邓小平从十一月三日开始的清华大学批刘冰这件事已经看出，毛泽东对他这段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已经产生不满，似乎改变了对他的支持态度。十五日的报告，既合符工作程序，又可以作为一种试探。

    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毛泽东的这着棋确实厉害，它逼迫邓小平必须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以便与那些口头上说只反极左，实际上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划清界限。这样一来，邓小平就毫无退路了。邓小平只能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尽管这里是用了推托之词（事实是，到了一九八０年，仍然是这个“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主持写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还是暴露了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的底牌。如果说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真诚的，那么，所谓“我是桃花源中人”的说法，标志着邓小平再一次转变了政治立场，站到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边去了。这恐怕不是有些人说的什么“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因为“在原则问题上”，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过，他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点谁也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十一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个《讲话要点》传达到省部级党委常委。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小平专管外事。二月二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中央一九七六年第一号文件）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的产生，标志着邓小平短暂的主政时期（一九七五年七月至一九七六年二月）结束，一个由华国锋主政的新时期开始。

    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一九七五年七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

    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毛泽东指出：（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代表资产阶级”。（对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批示：“同意。”当天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指出：要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南京市一些学生和市民举行追悼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游行、集会活动。三月底至四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四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南京和各地出现的悼念活动的问题。当天中央向各地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四月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问题，政治局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后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四月五日，晚九时，一万名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带着木棍包围天安门广场，逮捕了三十八人（前三天逮捕三十九人）。四月七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指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据此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１）首都，（２）天安门，（３）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四月七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这里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迷：既然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这三次邓小平都能够做到“能屈能伸”，放弃一些“自己的原则”，为什么这一次，邓小平就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了呢？这恐怕还是一个对形势的估计问题。


“把‘四人帮’抓起来”

一、“把‘四人帮’抓起来”是“元老派”长期准备的结果

    关于“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具体情况，正式公布的各种材料中极少透露。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只说了一句话：当时的形势“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的办法。”

    根据有关记载：对于如何“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多次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说：１９７６年，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急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１５７条注释：“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争光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纪录片《邓颖超》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邓颖超到西山叶剑英的家里，商讨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在她的台历上，十月一日、十月六日这这两天的日期上划有圆圈作为记号。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叶剑英随即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２５号楼住下，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给他转送文件。王守江回忆说：“后来叶帅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现在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二、“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关键是采取措施“说服”了华国锋

    邓小平虽然通过叶剑英、李先念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是如果没有一枚中共中央的图章，他们的行动就不可能合法化，就要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而且也不易于争取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关键是争取、“说服”华国锋。

    怎样才能把华国锋争取到他们这一边来呢？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的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

    果然不出所料，华国锋被“说服”了，而且，越到后来，华国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了。军队那方面好办，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最好是尽量做得合法。在那些日子，华国锋天天找人单独谈话，在动手抓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也被华国锋召去谈了很久。华国锋显然试图在事先就获得政治局里多数的支持，动手将四人帮“隔离审查”之后再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一决定。这样一来，抓四人帮就可以说是执行了政治局多数的决定，是合法的。

三、“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另一个关键是采取了恰当的斗争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

    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 “下决心，先发制人”。

    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的策略：

    最初，对江、张、姚、王采取措施用的名义是“隔离审查”，打的旗号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四人帮’的问题”。１０月６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其后，对江、张、姚、王进行审查时用的名义是“粉碎‘四人帮’”。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把王、张、江、姚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

    最后，对江、张、姚、王进行审判时用的名义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

    １０月６日政治局会议决定：

    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１０月８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必须肯定。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都，后来又揭出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

    对华国锋采取先“捧上台”的策略：

    １０月６日，政治局会议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共中央全会追认。（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通过了这一决议。）

    １０月８日，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说：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同志亲自领导下，十月六日、七日了两件事，一是十月六日决定除四害，二是十月七日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为我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我们的领袖，既是党的主席，也是军委主席，这实际上是主席在生前就安排好了的。这两件事是一破一立，解决了主席生前长时间要解决而没有采得及解决的问题，现在实现了。华国锋当主席，当我们的领袖。国锋同志民主、耐心，能听别人的话，有民主，有集中，主席看中了，是经过实践和考验得。核心是经过实践形成的，国锋同志主持这段工作，是解放后最困难的。总理，朱老总，主席都先后去世了，又有这么大的运动，他们又在里面搞，对他们四人帮作了仁至义尽。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四害。国锋同志今年五十五岁，是中年人，身体好，经验多，我们宣传国锋同志，包括拍电影。国锋同志是我们的领袖。主席说，我选对了，国锋同志在湖南湘潭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说他无私不蠢（其实很聪明）。我们要宣传，要拥护，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

    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最初，继续保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

    １０月８日，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说：邓小平有路线错误该批，现在批，以后还要批。但是批邓小平的时候，主席有病，不能出来，当时就是毛远新作记录，然后向主席汇报，把主席讲的又到政治局传达。毛远新的倾向性很大，这里面有问题，有些是走了样，加了一些东西。

    １０月８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后，都作了自我批评，不能赖帐，应该进一步根据主席的思想，不断把自己估计一下，有时不那么有自知之明的。邓小平还要批，转弯子还要转，我不是袒护同志的错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块，有时候也得说，我们有这些问题，要慢慢改。

四、“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１，把以江张姚王为代表的文革派左翼势力，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

    ２，对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文革派右翼势力，明里是捧上台，实际是挖墙角，为把它们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清除掉打下了基础；

    ３，为邓小平重新上台推行他的一套路线、政策，扫除了现实存在的一个方面的政治障碍。

    五、历史的评价

    对这一事件的发生，毛泽东早有预见，他说过：“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因为，在领导层中，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层中，尤其是在“元老派”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对这件的评价，底层的声音、工农兵群众的声音，在一个时期内是很难反映出来的。抓起“四人帮”的消息公布以后，当时，不少人都随着单位组织的队伍参加了游行，并高呼“打倒‘四人帮’”、“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可是大家并不了解：毛主席刚刚去世还不满一个月，为什么一个党中央副主席、一个政治局常委、两个政治局委员（其中还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一下子变成了打倒的对象？为什么华国锋一下子又变成了“英明领袖”？现在去听听老百姓的看法，与当时就有很大的不同，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会是怎么样？只有“天”知道！

    即使是在当时拥护采取这一行动的高层领导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深远影响，也不是没有忧虑的。

    魏巍在一九九三年写的《话说毛泽东》一书中，就这样说过：“把‘四人帮’抓起来，只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方式，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决党内的经常矛盾来说，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传统中汲取教益。”

    他特别引用遵义会议的例子说：“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开辟了通向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同时，就党内斗争来说，它也是一个最光辉的范例。试想，会议之前，两条路线的对立是何等尖锐，争论是何等激烈，而且错误的意见在领导集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是仅仅经过几天时间，这个党内最尖锐的矛盾就解决了。尤其是，遵义会议从头到尾，都采取了共产党人最正常的斗争方式，即思想斗争的方式，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然后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确的决议。我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对遵义会议给以着力的描写，也是因为它是这样一个难得的范例。今天虽然情况变了，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但是在党内斗争上仍应继承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见１９９６年再版单行本第３０页）。

    在遵义会议上以及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式，那是因为他坚持的是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如果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是错误的，那么，在组织路线和党内斗争方式上也必然是错误的。

    这里，魏巍实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矛盾的性质问题，另一个是矛盾斗争的方式问题。人民同“四人帮”的矛盾，究竟是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对“四人帮”的斗争，究竟应该是采取民主的方法，还是采取专政的方法？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采取专政的手段，那么实行“专政”的一方，实际上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一些问题、一些人的处理，就曾经犯过这种错误。

    下面是一个公民对逮捕“四人帮”行动的合法性的看法。

关于重新审查逮捕“四人帮”行动的合法性的建议信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纪检委
    全国人大法工委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共十六大决议提出加强党的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对这个决定，我完全拥护。根据中央决议精神，我思考了一个问题：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逮捕“四人帮”的合法性问题。现将自己探讨性建议呈报中央，请指教。

    “四人帮”倒行逆施，推行极左路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背离党心民心，打倒“四人帮”是合情合理的。但用专政手段逮捕“四人帮”，是否符合党章、是否符合法律和宪法呢？

    当时“四人帮”都是合法选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还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常委。他们都是合法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洪文还是副委员长，张春桥是副总理。接中共党章军规定，对党员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没有用专政机关逮捕的规定。几名政治局委员秘密商议用专政手段逮捕另几名政治局委年员，逮捕后，再征求没有参加秘密商议的其余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宪章有哪一条有此规定？用专政方式处置党内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斯大林式的错误做法，也是赫鲁晓夫式的错误做法。毛泽东曾说过在美、英、法那样的国家，不会出现斯大林那种事情。（大意）这种错误做法，留有严重后遗症，此例一开，谁都可以效法。任何人都可以找个理由就可以先把对立面抓起来定罪，然后再找证据。这样就会形成人人自危，都去抓枪杆子，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可言？我建议党中央严肃审查那几位政治局委员秘密商议逮捕“四人帮”的行为是否违反党章？应杜绝此类错误做法，以防效尤。

    按法律规定，逮捕人之前必须先立案，而立案之前必须有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据说逮捕“四人帮”的理由，是认为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四人帮”已被公审公判多年，但不论是庭审，还是时至今日，都未向全国人民提供“四人帮”公开或是密谋反革命政变的证据。据说，最初提议抓捕“四人帮”的两位政治局委员认为“四人帮”要搞反革命政变的证据，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５日光明日报的一篇社论中的一句话：“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的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说这是公开发出夺权的严重的信号和反革命动员令。他们认为“四人帮”是想在即将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打倒老干部，于是主张“以快打慢”先把“四人帮”抓起来。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句话是反革命政变的公开信号；二、公审和判决书中对这篇社论中的这句话只字未提；三、那么，逮捕“四人帮”之前确认的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是什么？那么，执行逮捕在法律程序上，是否有合法性？我国法律以法律真实为依据，不是以客观真实为依据，更不允许主观猜测的有罪推定。这种仅凭对一句没有确切反革命政变号令内容的话的猜测，便动用卫戍部队逮捕全国人大代表、副总理、副委员长，这是违反法律，更是违反宪法的。江清在被捕那天的下午还和工作人员一起摘苹果，这是要搞反革命政变总头子的动态吗？张春桥、姚文元被诓去开会而被捕，王洪文在住处也轻易被捕。他们如果搞反革命政变，能没有一点警惕性吗？“四人帮”当时没有军权，也没有权力调动卫戍部队，只能调动首都工人民兵。但“四人帮”被捕后连笔记本也抄了，却没人任何证据说明他们密谋反革命政变和调动工人民兵搞反革命政变，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具体指示上海死党搞反革命政变。至于“四人帮”被捕后，他们在上海的死党发枪搞兵变，应另做别论。也就是说在逮捕“四人帮”之前，并没有关于“四人帮”搞反革命政变犯罪事实的直接证据，因此逮捕“四人帮”的行动是违法违宪的。

    仅仅根据猜测就抓人大代表，而且至今没有犯罪事实直接证据，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另外，８３４１部队是中央警卫团，没有公安机关的职能。逮捕犯罪嫌疑人，应由公安机关执行，中央警卫团只能协助，中央警卫团只直接抓人是越权行为。

    ７６年时虽尚无成熟的刑法、刑诉法，但相关法律还是有的。公审公判“四人帮”时，已颁布了刑法、刑诉法，当时理应审查逮捕“四人帮”的合法性问题。现在我们要建设法制国家，加强党内民主，就必须重新审查当年逮捕“四人帮”的行动的合法性问题，以便引为教训。

    以上建议和看法不知妥否，请指教。

    （此信可否在报刊、互联网上公开发表，请回复。如一个月内未见回复，我将视为默许。）

中共党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盖章）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

    作者 Ｍ．Ｌ．Ｍ．毛继东按语：

    本信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用挂号呈寄中共中央纪检委，经向邮局查询，信件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０日由中纪委收发室７号章妥收。现予公布，请网友们分析我的认识是否正确。原信件中使用真实姓名，并标明家庭住址。

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２日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这些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至于华国锋这些人就只能是吃后悔药了。其实，他们不应该后悔，而应该庆幸。如果他们不是在逮捕“四人帮”中“帮了忙”，可能他们也会落得同“四人帮”一样的下场。

２００４年３月７日初稿

    附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记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过多次有名的政治剧变事件，如“戊戌政变”、“四，一二政变”、“西安事变”等等。这些政治剧变事件的具体情况，现在大体上搞清楚了。一九七六年发生的政治剧变事件——“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具体情况，到目前为止，正式公布的各种材料极少。但是，在各种“正史”、“野史”、“纪实文学”中，还是透露了一些具体情况，可以作为参考。

    现在，手中有的材料主要是以下几种：

    马齐彬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

    师东兵著《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１９８８年获《时代文学》彤辉杯特别奖）

    叶永烈著《江青传》（１９９９年第二版）

    辛子陵著《毛泽东全传》（香港利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新一版）

    下面主要根据这些材料，对这一历史政治剧变事件，作一次粗线条的描述。

（一）

    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以后，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一些元老派的人物就已经开始酝酿着一次“解决问题”的行动。

    一九七六年五月，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后，叶剑英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说：“这是全党的喜事。举国应该欢庆。只有你出任，全国才能长治久安。主席这个帅是选对了。”

    华国锋说：“听到你身体不好，我应该去看望你。”

    叶剑英忙说：“不，你住的地方远，工作也忙，还是我去看你。”

    当晚，叶剑英果然真驱车来到东四史家胡同看望华国锋。

    在谈话中，叶剑英说：“江青凭什么如此放肆？她既不是中央常委，又不是党的主席，为什么敢对你发号施令？我们老同志拥戴你作中央主席，但是你要拿出主席的尊严来，不许江青他们胡闹！”

    华国锋说：“剑英同志，我的水平和能力还差得很远，决定这样的大事，得开中央全会啊！毛主席刚刚离开我们，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七月某日（另一说九月十九日），邓小平秘密来到叶剑英的家里，与叶密商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

    邓小平说：“我以为你也会惨遭不测呢，没想到你终于保存保存下来而且熬到今天，不容易啊！你真是大智若愚，韬略精深，我得向你学习，学习，再学习。

    叶剑英说：“没有你前面冲锋，为我顶着，我也许早就倒下了。”

    邓小平说：“你打算怎么办？这个形势还扭不扭？”

    叶剑英说：“当然要下决心扭！解决完上海帮后，接着七五年的整顿继续整下去，一定要把中国引向正轨。

    邓小平说：“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靠向那边？“

    叶剑说：“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江青、张春桥在他当了总理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了。我们拉他们打，这个华国锋还不倒向这一边？”

    邓小平说：“ 如果让他们把我们杀光，国家落入‘四人帮’手中，中国历史将倒退一百年。一定要彻底解决，连锅端！这四个人，一个都不能剩，要除恶务尽！”

    叶剑英说：“只能一网打尽，这点我同意你的意见。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为好呢？”

    邓小平说：“你能调动多少军队？”

    叶剑英说：“还是通过政治局会议或者由华国锋出面好些。必须首先争取用合法的办法解决问题。”

    邓小平说：“这是上策。这样也好向全国人民交待。也应该从最坏处作准备。一旦华国锋不愿干的时候，也要创造条件，逼蒋抗日！”

    叶剑英点了点头，笑了。

    七月的某一天，朱德逝世后，康克清走访叶剑英。

    叶剑英问：“老总临走有什么交待？”

    康克清说：“老总说：你去问问社会上所有的人，谁愿意要‘四人帮’？都会回答，不要。别看有人闹得凶，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民抛弃的。”“他还说，军队里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上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和广大群众也是好的。县以上的干部不会跟他们走。我们的军队，有老同志在，靠得住。”

    七月的某一天，王震来看叶剑英。

    王震说：“叶公，天安门事件众心不服，干部和群众恨死那几个上海帮了，非常气愤。”

    叶剑英说：“可是，那几个人是毛主席点的将呀！”

    五震说：“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难道我们不能先斩后奏。”

    叶剑英很有同感地点点头。

    王震说：“他们已经大失党心，丧尽人心，不可救药了，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吧！”

    叶剑英说：“老人家虽然病重，但还清醒，不可轻举妄动。”他停了一会儿，不动声色地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

    叶剑英微微一笑，冲着他又点了点头。

    王震恍然大悟：大拇指是指毛泽东，倒过来暗喻等他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王震说：“对！还是叶帅想得深，看得远，这样的大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搞一锤子买卖。”

    七月的某一天，毛泽东的病情急剧恶化处于抢救阶段时，汪东兴与华国锋进行过一次谈话：

    汪东兴说：“主席对你很信任，我们要帮助你。请你放心，一旦主席有什么意外，我会像尊重主席那样来支持你的。”

    华国锋说：“我没有多少经验，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汪东兴说：“你必须从各方面有所所准备，不然大权旁落。”“主席的文稿事关重大，你必须紧紧控制住，困为中央只有你才是主席的合法接班人，其余都不是！”“主席一旦不在，谁都会举着主席的旗帜行事，如果主席的文稿发生差错和意外，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华国锋说：“这个问题还是由你来考虑吧，一切由你来决断，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

    某年某月某日，胡乔木来到办公厅，汪东兴托他给一些老将帅捎些话过去。

    胡乔木说：“我看主要是张春桥在捣腾，应该把他搞起来。”

    汪东兴说：“只搞一个人不行，那是一帮人呀。”

（二）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以后，以叶剑英为中心的元老派和以江青为中心的文革派都开展了紧张地活动。

    九月九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和悼念活动。

    在会议中，江青提出：在公布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时，向全国宣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叶剑英说：“邓小平该怎么办，这是以后讨论的事。”“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江青说：“国锋同志是主席选定的第一副主席，我们当然要以他为中心，我可以号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要紧紧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九月九日日上午，叶剑英在会议还没有结束时离开会场，回到家里，聂荣臻和王震已经在等候他。

    叶剑英说：“你们也准备一下吧。”

    聂荣臻说：“准备什么，早准备好了。”

    叶剑英说：“他们现在依然十分猖狂，又想把批邓运动升级，居然提出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王震说：“这可是重要信号，说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大干一场了。如果我们再不下手，等他们把小平暗害了，再把你软禁起来，这就彻底砸锅了！”

    叶剑英说：“我看他们还不敢马上下手。”

    王震说：“但是兵贵神速。”

    聂荣臻说：“到江青搞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再下手，恐怕就来不及了。”“华总理的态度怎么样？”

    叶剑英说：“他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是慑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压力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上海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一部分权力，这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三是坚决同他们斗争，和我们完全站在一起，彻底打倒上海帮。”“华往哪条路走的可能性大，现在还不能说死。你们要坚守岗位，密切注意军内的动向。”“汪东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要想法把他拽住。”

    九月九日日上午，江青、张春桥找陈永贵谈话。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房和办公室取走几份文件。

    九月九日，叶剑英走访华国锋。

    叶剑英说：“不管有些人在你身上打什么主意，我和一些老同志都是坚决站在你一边的，你可要拿定主意。”

    华国锋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好。”

    叶剑英说：“可是人家却抓得很紧，我看他们都急于登台了，他们眼中根本没有你。你没有看到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那个态度吗？”

    华国锋说：“她从来就是那个样子，总是爱居高临下嘛。”

    叶剑英看出对方没有继续深谈的意思，又随口说了几句工作上的事情，便起身告辞。

    九月九日，汪东兴把江青从张玉凤处取走几份文件的事告诉华国锋。

    华国锋说：“不要追回来。我看过几天再说，也许她只是查阅一下文件内容。催急了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汪东兴命令：毛主席存的文件，必须由中央妥善保管，任何个人未经批准，不允许擅自启动。

    九月九日，迟群在清华大学讲话：要特别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

    张铁生在辽宁省团委讲话：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他的讲话记录送给了毛远新。

    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王洪文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擅自指示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另立办公室，并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一、在毛泽东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各省、市的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王洪文办公室的通知后，立即与华国锋联系，提出疑问。华国锋得知此事后，经与叶剑英商量后决定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各地发生的重大问题，应向华国锋请示汇报。

    九月十一日，苏振华向叶剑英报告：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民兵组织已经发放了武器；

    上海的民兵队伍也活动异常；

    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新召集几个部队 负责人谈话、开会，情况十分反常。

    苏振华说：“我看是先把张春桥、王洪文这两个人抓起来。”

    叶剑英说：“不止他们俩，要动手就不是个把人的问题。你们一定要沉住气，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九月十二日，迟群、谢静宜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学两校全体师生员工和革命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信。

    九月十二日，聂荣臻委托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只要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九月某日，在李先念和陈锡联等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著去了。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九月十六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李先念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刚落，有的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这使李先念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

    九月十六日，姚文元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提出：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也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九月十七日，姚文元不断给新华社打电话，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九月十七日，叶剑英第三次走访华国锋。

    华国锋说：“刚才是你来电话吧？你是想问昨天报刊上透露的那条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的事吧？

    叶剑英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知道这个嘱咐，你们却来问我，我很奇怪。”

    华国锋说：“是很奇怪。我丝毫不知道这事，也没有任何人事先给我汇报这件事。其他人都说不知道。”

    叶剑英说：“你作为主席的接班人，竟然被人蒙在鼓里。怪了，主席的临终嘱咐拒接班人于外，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敢断定，临终嘱咐是伪造的，是彻头彻尾的伪造！”

    华国锋说：“他们竟敢干这种事？他们竟敢干这种事？”

    叶剑英说：“现在，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把自己装扮成毛主席的化身，好像毛主席对他们有什么特殊交待，这样他们才能藉助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盗名欺世，好篡党夺权。”

    华国锋说：“此事暂且不要和任何人公开，我们再看看下一步形势发展再说。这件事关系太大了，太大了。”

    叶剑英说：“你再看下去，大权就会旁落了。我实实在在是不忍心看着毛主席领导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辈子打下来的江山，断送在那帮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手中。”“许多老将军、老同志都看着你，只要你果断地下令，我保证让军队和老同志们都听你的的、支持你！”

    华国锋说：“你是说……”

    叶剑英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追悼会后，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华国锋说：“不不，你要冷静，千万要冷静，不到紧急关头，千万不能采取过激措施，弄不好会出乱子的。”

    叶剑英说：“你怕，人家可是不怕啊。等到人家先下手了，你我再下手就晚了。发表这样的毛主席指示，事先也不请示，弄得密不透风，这不很说明问题吗？”

    华国锋说：“问题还没有暴露透，再看看。”

    叶剑英说：“暴露透就晚了。”

    华国锋说：“别急，让我再想想。”“关于他们几个人的问题，我们再妥善地考虑一下，弄急了，弄早了，都会造成想象不到的局面。我看，无论如何等到把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开完再说吧。”

    九月十七日，深夜，叶剑英走访汪东兴。

    叶剑英说：“我和老同志们议论了一下，认为现在到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汪东兴说：“在这些问题上，我坚决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剑英说：“你要考虑一个完整的方案。”

    汪东兴说：“这还须从长计议，范围无论如何不要大了，但一定要有华总理指挥，而且要绝对保密。”

    九月十八日，在追悼大会上。

    杨成武问李先念：“快了吧？”

    李先念说：“快了。”

    王震对聂荣臻说：“你听到了吧，批邓的调子还蛮高哩，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得赶快催促叶帅决断。”

    聂荣臻说：“会后我们再去叶公那儿一趟，给他再烧把火。”

    九月十八日，聂荣臻到小凤翔访叶剑英。

    聂荣臻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流血牺牲，跟着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老革命家打出来的天下，决不能被那帮野心家、阴谋家篡夺。”

    聂荣臻早就对江青恨之入骨了。一九六八年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藉口蔡家崖特务谋害毛主席事件，指责聂荣臻。后被毛泽东制止。聂荣臻对叶剑英说：“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报复人不择手段，甚至能拿出几十年前的老帐来和你清算，能受得了吗？这个人是个害。”

    九月十八日，汪东兴向华国锋“汇报”工作。

    汪东兴说：“我建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一下毛主席的文件保管保管问题，不能容许江青凌驾于中央头上。”

    华国锋说：“政治局其他同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九月十九日，华国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毛远新和汪东兴等人开碰头会。

    江青提出：郑重的请求中央政治局常委把主席的文件、书籍交给我和远新整理。

    汪东兴表示反对。张春桥、王洪文表示赞成。

    华国锋说：“文稿先由办公厅封存，将来再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应该听取广泛的意见，不然会出差错的。”

    随后，华国锋让汪东兴把这次次会议的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

    九月十九日，几天来，叶剑英已先后找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耿飚、罗青长、梁必业、刘志坚、熊向晖、王诤、张廷发、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李德生、苏振华、吴富善、粟裕、萧劲光、向守志、吕正操、余立金、傅崇碧、吴烈、宋时轮等个别谈话。

    叶剑英派他的“联络官”王震徵求意见的名单中，头一位就是陈云。

    王震一见陈云就问：“你老有什么妙计安天下？”

    陈云说：“剑英有办法，他是久经风霜的人，懂得怎样处理这些事”。

    追悼会刚结束时，陈云又给叶剑英捎来口信，想见见他。

    某一天，叶剑英找李德生谈话。

    叶剑英说：“当前全国形势这样严峻，你看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依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

    李德生说：“这件事需要叶帅深谋远虑，运筹帷幄。要我做什么，提前给我打个招呼。我一定照办。”

    九月二十日，陈云、邓颖超来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

    陈云说：“斗争的确很复杂，主席刚去世，全党的弯子一下子很难转，要尽量争取争取合法解决才好。这样，震动会小一些。”

    邓颖超说：“比较难办的是那个演员。她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

    叶剑英说：“我们公布主席多年来对她的批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陈云说：“那时，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时候。现在，老人家到了九泉，我们就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他们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藉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邓颖超说：“力争合法。要合法，有一个人一定要想法让他站出来。”

    陈云说：“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叶剑英说：“请你们放心，这人的工作，我正在做。估计到时候，会站出来的。”

    九月二十日，聂荣臻派杨成武转告叶剑英。

    聂荣臻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叶剑英软禁了，把邓小平暗害了，把华国锋也除掉了，中国为此要倒退几十年。还说：解决“四人帮”问题，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请叶剑英早下决心。

    叶对杨说：请聂荣臻放心。

    九月二十日，华国锋连续接了毛远新、江青的电话，接着又接待了张春桥，都是谈关于毛远新的去留问题。紧接着李先念来访。

    李先念说：“王洪文最近到上海，你知道吗？”

    华国锋说：“他跟我说了，有什么情况吗？”

    李先念拿出一叠材料：

    一份是，王洪文在上海接见部分军队干部的讲话。王说，赫鲁晓夫可能在中国上台，要求军队听从上海市委的安排，尽快把上海民兵按正规军队的要求武装起来，发枪、发炮、发一切战备物资，以应付突然事件。其中有发放武器的具体数目和时间。

    一份是，最近上海市委写作组和清华大学写作组整理的几位中央领导人的罪行材料，名列前首的正是华国锋。

    华国锋看完后说：“他们整来整去，真要整到我的头上了！”“其实，毛主席的手令是写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大胆地干吧，你办事，我放心’。老人家还亲笔给我写到了纸上。”

    李先念知道这是中央工作中正常的几句话，但在这时，可以发挥发挥原子弹一样的作用，他说：“这可是我们讨伐‘四人帮’名正言顺的圣旨。”并说“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华国锋说：“我考虑得差不多了。我们分头准备一下，在中央全会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三）

    经过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反复做工作，华国锋终于下决心了。

    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南海值班的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好，以要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出来找到李先念，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华国锋说：“我是借出来检查身体到你这里，只能坐几分钟。”接着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的简要情况，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

    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吗？”

    华国锋说：“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们（指‘四人帮’）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

    李先念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

    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了八月间丁盛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控制的上海民兵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

    张春桥说：“上海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累你们的。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九月某日，邓小平催促叶剑英赶快行动。

    这一天，邓小平接待王震来访，告诉他许多“酝酿行动”的情况。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叶剑英，说：王震马上要过去，再催催那件事。

    九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走访叶剑英。

    叶剑英说：“你说，他的办法（指在中央全会上上解决‘四 帮’的问题）好吗？”“根据和大多数同志商量的意见，综合起来，无非是三个方案：

    一，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这四个人的职务；

    二，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他们采取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

    三，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的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究竟哪一种办法更切合实际，易于取胜，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李先念说：“我倾向于第二个方案。”

    叶剑英说：“不知国锋同志同意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李先念说：“他对江青一伙还没有真正认识透，也可能还有幻想。不过，等政治形势进一步发展下去，我断定他的主张一定会和我们接近的。”

    九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在国务院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把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问题向李先念、吴德讲了，李马上表示支持，吴也表示支持。吴德回忆说：“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并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地解决‘四人帮’的提议。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５点，认识一致了。”

    九月二十八日，张春桥又派他的秘书肖木去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现在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真正受过严重的考验”。

    九月二十八日，华国锋派汪东兴到叶剑英家传达他关于二十九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意见。

    汪东兴说：“会议只是讨论一般性的问题，算是一次火力侦查，摸摸底。”

    叶剑英说：“好，让双方都来一次预演吧”。

    九月二十九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局会议。

    江青提出：“要加强中央集体领导。”

    张春桥说：“要考虑江青同志的安排，要参与中央重大问题的决策。”

    王洪文说：“要让毛远新留下来。”

    叶剑英表示反对让毛远新留下。

    华国锋表示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姚文元表示毛远新不能走。

    江青说毛远新必须留下。

    张春桥说：毛远新暂时留在这里。

    几个政治局委员同意张的意见。

    李先念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李德生同意华、叶、李的意见。

    汪东兴同意华、叶的意见。

    张春桥再次提出：“要让江青进进常委班子”

    叶剑英反对。

    王洪文赞成。

    李先念反对。

    姚文元赞成。

    双方坚持不下，有人人建议暂时休会，华国锋建议叶剑英、李先念可以先走，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吴桂贤、陈永贵等人也跟着退席。留下的人继续继续讨论。

    华国锋说：“现在双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些些问题远不是这次会议所能解决的。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三中全会通过。现在，我宣布散会。”

    华国锋说完扭头就走。汪东兴跟着华国锋离开会场，其他委员纷纷离开。

    九月三十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人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国庆座谈会。

    会前，姚文元在给新华社的指示中称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毛主席遗志，遵照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

    华国锋在座谈会结束作的总结讲话里，只字不提“按既定方针办”。

    散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又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电影后，又在小礼堂旁边的休息室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十月一日，江青在清华大学讲话，说邓小平“迫害主席”。“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江青还说：“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并发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十月二日，王洪文私拍“标准像”，为上台做准备。

    十月二日，华国锋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上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十月二日，华国锋接见叶剑英，两人密商将行动时间提前。

    十月二日，叶剑英走访汪东兴，通知他作好提前行动的准备。

    十月三日，王洪文在北京平谷县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十月三日，叶剑英接沈阳沈阳军区打来的电话：有人要带坦克师向北京逼进。

    叶剑英打电话将此事告诉聂荣臻，并要聂命令军委办公厅，把今天的情况，原封不动地向华国锋汇报。

    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

    十月四日，华国锋看到叶、聂送来的有关坦克师师调动情况以及张春桥、王洪文找部队一些负责人谈话的情况，当即前往医院找李先念。

    华国锋说：“请你马上转告叶剑英，让他马上决断，我听他的。”

    李先念说：“你看一下今天《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既然你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你给叶剑英同志写个便条，我给你送去，让他组织力量。”

    华国锋写道：

    剑英同志：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迫在眉睫。事情太紧急了，一切由你下决心办。

华国锋

    并说：“告诉叶帅，你们需要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我听你们的。”

    李先念说：“不对，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来领导的，你出头带领我们一块干，就是你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十月四日，华国锋分别找汪东兴、吴德讨论研究关于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准备情况。

    十月四日，李先念赶到叶剑英处。

    李先先说：“华国锋催你赶快动手”“《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讨伐篡改毛主席指示的文章，他断定矛头是对着他来了，急不可待地要你快些动手。”

    叶剑英说：“他想让我一个人决定时间，不，我要和他一起研究，他必须亲自出面指挥，才能保证万无一失。”“事已至此，最好在一两天之内就行动。”

    当即约好，叶剑英与华国 、汪东兴在另一个地点碰头。

    十月四日，陈锡联带队到唐山慰问参加抗震救灾部队和医护人员提前回到北京。他说：“我到唐山看到《光明日报》的文章，马上赶回来，下飞机直到华国锋家里，讲《光明日报》文章的事，并说‘四人帮’准备好了，不能等他们来抓我们。还提醒他，王洪文家里一直藏著枪。”陈锡联把他的看法又告诉了李先念。

    十月五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决定五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６－７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十月六日按设想行动方案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十月五日，叶剑英下达指示：

    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四）

    十月六日，在华国锋、叶剑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抓起来了。

    十月六日，晚八点，华国锋通知在怀仁堂正厅开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叶剑英就坐，事先已写好一个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宣布，由汪东兴组织执行。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被通知来讨论毛选编辑工作）先后到来被抓。

    张耀祠、武健华负责在江青、毛远新住处解决。

    九时三十分以前行动全部结束。

    十月七日，吴德等对迟群、谢静宜等实行隔离审查。

    抓捕的过程，可以看看两个具体执行人的叙述：

    邬吉成说：

    我在这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内容都？派你的司机小王，接某某同志到汪东兴同志处。“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嘛老用中央警卫局这边的车？

    大约到了下午５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

    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当时在怀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岗位和暗哨，带队的是警卫团一大队的副大队长华方治。我们都认识，远远相互看见，不用说什么，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还了解到，已经到了怀仁堂里面负责警卫值班的，是我们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约晚上７点多钟的时候，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他见守在怀仁堂外面的我，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布置好了。”“都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了。”

    汪东兴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孙凤山来了没有？”汪东兴又问了一句。我说：“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还没回来呢，只要一脱开身他就过来。”汪东兴叮嘱说：“一定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管车。”说完，汪东兴就进了怀仁堂。不久，孙凤山就赶到了怀仁堂前，负责车辆的调度。

    在汪东兴之后，第一个来到怀仁堂的重要人物是叶剑英元帅。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跟随他的卫士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我们都认识。叶帅见到我，一面点点头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松开。松开的时候，叶帅开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他的随卫，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是刘少奇的卫士长。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来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通知：今晚８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有一条，是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都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带进去后，我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条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条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条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严格遵守这几条。因为以往开会，我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这一天，我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据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进了怀仁堂后，由华国锋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然后依次把他们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我后来看了在里面负责警卫的武健华写的文章，他说对姚文元宣布中央决定的是他。他的回忆，肯定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权威。

    当时在怀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从怀仁堂的东侧门里，隔一会儿开出一辆红旗车，共开出了三辆，但当时开去哪里了，我就不知道了。

    这时，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对我说：“汪主任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我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我马上把电话打过去，张耀祠告诉我：“这边的事情已经顺利结束了。”

摘自《红色警卫》，作者：邬吉成、王凡

    张耀祠说：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下午３时，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那时，汪东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则是他的副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们常见面。张耀祠像平常一样来到汪东兴办公室，坐了下来。不过，这一回，汪东兴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务下达。同时奉命前来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

    果真，汪东兴以低缓的语调，对张耀祠、武健华说道：“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张耀祠虽然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一决定，但是他一听就颇为振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生前曾多次批评过王、张、江、姚“四人帮”。 汪东兴指定张耀祠负责江青小组。他对张耀祠、武健华说：“你们准备一下，今天晚上八时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也一起解决。” 就这样，张耀祠接受了这一历史性的使命。

    晚上八时半，张耀祠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若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在“文革”中，江青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二０一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称她为江青同志，这一回没称她为同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处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其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７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１０月６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不是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五）

    十月六日，抓捕“四人帮”以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各项决议。

    晚十时在玉泉山９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１１人。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到会者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接着他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所要解决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问题。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向与会者报告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与会者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

    会议完全赞同叶剑英、华国锋处置“四人帮”所采取的行动。

    会议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共中央全会追认（１９７７年７月十届三中全会追认通过了这一决议）；

    会议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会议研究成立了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成员有于桑、严佐民、武健华、周启才、任子超、王志民。

    会议还安排了就粉碎“四人帮”问题中央政治局将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的日程，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政治局势的问题。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七日三四点钟。

    粉碎“四人帮”过后，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叶选宁去看一些老同志。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二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陈云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

    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

（六）

    出席十月六日政治局会议的十一人中，有八人是参与谋划或知情的。

    其中也有陈永贵。江青、张春桥在九月九日政治局局会议后就找他谈过话，他表示：无论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都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决不当投降派。后来，经过华国锋的个别谈话，他事先已经知道将要采取的行动。

    动手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气氛不对。本来政治局是三天两头开会的，这几天突然不开了。今天要开，老陈又急成这样，怪不怪？

    从下午三点开始，陈永贵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

    如此出来进去地问了三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上了玉泉山，停车照例是按职位的高低排列，而四位排在陈永贵前头的政治局委员的车位是空的。

    散会后，政治局委员们按规定不能回家，就在山中的小楼里住了下来。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只见三个老头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竟然像孩子一般闹了起来。陈锡联冲陈永贵飞起一脚，陈永贵一把抄住作势要推，纪登奎赶紧扑上去抱住陈锡联，对陈永贵叫道：“别！别！他老伴找你算帐！”

    另外还有三个人：纪登奎、倪志福、吴桂贤，大概是蒙在鼓里的。

    纪登奎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受“四人帮”之命，还进行过一些串连活动，企图说服许世友、韦国清、吴德等。

    吴桂贤也经姚文元做过工作，她没有明确表态。

（七）

    十月八日，为了稳定上海政治局势，华国锋等把上海市委领导人马天水召到北京。中央领导人与马天水进行了集体谈话。

中央领导同志讲话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８日晚）

    汪东兴：姚文元的父亲是姚蓬子，是反动作家，是个叛徒特务。

    华国锋：这次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批四人帮一定要按主席指示办，四人帮是毛主席指出来的，反复打，也打不破。毛主席给陈永贵、吴桂贤同志指出，钓鱼台没有鱼可钓，叫他们搬出来，搬出钓鱼台（按：指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中央政治局同志时的讲话）。陈永贵写信给毛主席，主席很快就批了。陈永贵要求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就是学习、工作、劳动，主席对此报告很快就批示：“报告很好，钓鱼台没有鱼钓。”很快就搬出来了。王洪文说他在钓鱼台钓了一条大鱼，谁说没有鱼钓，同主席指示相对抗。有一段时间纪登奎修理房子，在钓鱼台住了一个时期，主席也指示不要搬到四人帮那里去了，搬到四人帮那里就成了五人帮了。主席想打乱他们四人帮。（有人插话：原来政治局报告想任华国锋同志为副主席，主席很快加上了“第一”两字，过去党内没有第一副主席的习惯，加第一就是为了打乱他们四人帮，这是问题的实质了。）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主席讲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主席的原话是“现在着重解决有所不足”。后来他们开始送主席时，他们把着重二字删改了，主席在病中就画了圈。我们老同志要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方面，当然要解决有所不足。老同志要看到有所不足，但是要解决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特别对待新生事物要肯定。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就是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的老账。关于军委的工作主持问题，剑英同志有病，主席批示，张春桥打了个问号，王洪文也打了个问号，先请他们讲话，没有人听，主席要陈锡联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陈锡联同志打过仗，有经验，当兵出身。

    李先念：追遥有很多不是造谣，是真的。

    陈永贵：江青在大寨讲话，是她讲的。

    李先念：外交部她不敢叫造谣，许多谣言她一追就成真的（王海容、唐闻生都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造谣。

    汪东兴：我有一句话要插一下，想起来了，怕忘掉。江青她们专门跑到海南岛，指挥炮兵阵地打了几十发，他们在那里照相，一方面炮兵阵地暴露了，一方面打炮弹打到海里，引起国际争论，她们是资产阶级太上皇。

    华国锋：七四年批林批孔，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他们的讲话录了音，又经过他们自己修改，准备下发。毛主席把它扣留了，主席批示，形而上学甚多。迟群、小谢讲话有错误，三箭齐发，开后门也有好人，不开后门也有坏人。

    叶剑英：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同志亲自领导下，十月六日、七日干了两件事，一是十月六日决定除四害，二是十月七日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为我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我们的领袖，既是党的主席，也是军委主席，这实际上是主席在生前就安排好了的。这两件事是一破一立，解决了主席生前长时间要解决而没有采得及解决的问题，现在实现了。四人帮是主席过世前就提出来的，“党内有党”这句话是主席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提出来的，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别人对你有意见，不好提，你自己也听不到，一个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不要了。“江青当时表示钢铁公司送给小平同志了，帽子公司有错误我改正。主席当时就抓住江青这话，让大家都听到了。你说话要算话，主席而且引用了“言必信，行必果”这句话。主席又向大家说，你们听到没有？主席指着江青说：“他并不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虽然也有好的方面，但是错误也不好好改，你改也难啊。”主席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七四年七月十四日主席讲，你们不要搞宗派，还是九大、十大讲的“三要三不要”。一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四人帮，搞四人帮不好，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一块工作，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主席很苦呀！主席又重复了一遍，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处分任何人（指邓小平事件出来后），有人不信这三条，这三条九大、十大定了的，是主席谆谆教导。四人帮是主席提出来的，但并没有触及他们的灵魂。他们趁主席有病，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完全是四人帮，而是党内有党，毛远新也是一个。邓小平有路线错误该批，现在批，以后还要批。但是批邓小平的时候，主席有病，不能出来，当时就是毛远新作记录，然后向主席汇报，把主席讲的又到政治局传达。毛远新的倾向性很大，这里面有问题，有些是走了样，加了一些东西。文化大权是姚文元掌握，军委安排了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王洪文从上海回来，到处调材料，他一打一拉，说给毛主席管材料的张玉凤同志有问题，又给她送手表、毛线。他们的总后台，后面摇羽毛扇的就是张春桥。张秋桥到部队也搞拉拢，给部队拍电影，拉军队。他们拉不动，他们就组织民兵另搞一套。宣传工具，民兵他们掌握。党、政、军他们都伸手，控制中央政治局。开会这四人帮都哇啦哇啦。主席去世后，急转直下，他们感到不加紧步骤不行。十月四日《光明日报》抛出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他们就要下手了。主席去世后，他们加紧造舆论，更加证明他们迫不及待。

    （华国锋插话：办公厅他们控制了，他们把朱琪齐塞到办公厅，各省有问题向他们汇报。朱琪齐是王洪文带到中央办公厅的，实际把办公厅的权夺了。他们讲中办再调一个人，请示汪东兴，说不知道，就没有再调了。他们就住在紫光阁，他是冒充中央。原来想用办公室的名义，感到不好，就用办公厅名义。主席去世后，一是等不及了，二是慌了，首先要夺汪东兴管理文件的权，办法很卑鄙，主要是内有他们的材料。开常委会不叫叶帅到，拉拢张玉凤偷了两份文件，这里边致命的问题是材料，里面有他们的历史问题。）

    他们已经掌握了中央一部分权力，但不满足，他们要夺中央最高领导权。小平倒了，按过去次序，王洪文主持中央，张春桥当总理。结果主席没有给他们权。主席把这个权给华国锋同志。主席说，十次路线斗争，江青没有参加。什么党内斗争，她没有知识，她不像王明，也不像张闻天，王明还写了个《为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张闻天也写了个《机会主义的动摇》。主席还说，你不要随便说话，要守纪律。江青、王洪文要见主席。主席不见他们了，说要见一起见。主席去世后，四人帮不但没有散，而且更紧了。这是三要三不要。他们要搞主席的材料。东兴、国锋同志完全抵制了。

    党内有帮，党内有党。十月四号《光明日报》下了动员令，这个问题，就不能再等待了。在华国锋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及时处理了这个问题。你不下手，他们就要下手了。他们有思想准备，也有组织领导，他们利用联系实际深入批邓，把下边搞乱。国锋当时给先念同志讲，把四季度的革命和生产工作抓一下。他们在是里边干扰，破坏了。不好搞，他们四面出击。十月六日七日一破一立，看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历史，他们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吗？主席病的时候她到主用那里敲竹杠，向主席要钱。

    汪东兴：江青比资本家还厉害，她看到主席有病，七二年同主席要稿费（主席把钱存在办公厅），主席当时给了她三万元，……江青这时候大闹，后来又同主席要钱嫌少了，还要。到武汉，主席没理她，后来主席到了湖南给她八千元，她嫌少了，不要。主席说都不给，三万元也收回。主席批了她，批她以后，又哭又闹，向主席检讨。八千交了，主席说要交三万一起交。他反林彪，实际与林彪好得很。她要求提级别，找到东兴那里，提到办公厅，她说不必提到主席那里去了，副主席批了就可以，后来找总理，总理说还是林副主席批示好，办公厅写个报告，送林彪那里，林把报告压了，林对江青说：你的级已提了，已是五级。林彪事件，林把这个材料带上飞机，又回到办公厅。江青说办公厅有她的黑材林，就是指这个。

    苏振华：海军的服装、帽子都是她改的，经大家讨论，送主席批示了，结果她现在又要改，和主席对着干。她要给女同志做连衣裙，说人大会堂，对外友协都要穿。叫先念同志开这个会，先念不开，没有搞。后来先念见主席，主席问他是不是叫你开什么会，开了没有？先念说，连衣裙不光是人大礼堂，对外友协，这个事要考虑考虑，八亿人民有一半是女的。主席说，你这个阴奉阳违两面三刀搞得好。

    叶剑英：江青是前台人物，张春桥是摇羽毛扇子的，原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研究过要团结他们，结果还是团结不拢，这四人不打掉是党内癌症，搞迟了，他们会动手。十月六日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一破一立，华国锋当主席，当我们的领袖。国锋同志民主、耐心，能听别人的话，有民主，有集中，主席看中了，是经过实践和考验得。核心是经过实践形成的，国锋同志主持这段工作，是解放后最困难的。总理，朱老总，主席都先后去世了，又有这么大的运动，他们又在里面搞，对他们四人帮作了仁至义尽。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除了四害。主席叫他们解散，他们不解散。我们一定要看到四人帮对党的危害。主席病时说：华国锋此人是山西文水县人（又说是交城县人）是武则天的故乡，他没有私心。汇报到军队工作，叫陈锡联同志抓一下，他打过仗，是久经考验的。主席提王洪文，对我宣传过，开始对王洪文是赏识的，王洪文到长沙告总理的状，从那以后，主席对他的态度就变了。国锋同志今年五十五岁，是中年人，身体好，经验多，我们宣传国锋同志，包括拍电影。但是他们尽力贬低，在主席追悼会的电视，我和国锋同志站在一边。中心是王洪文了。国锋同志是我们的领袖。主席说，我选对了，国锋同志在湖南湘潭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说他无私不蠢（其实很聪明）。我们要宣传，要拥护，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四人帮上海是发源地，也是根据地。（李先念：上海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上海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上海就是张春桥，张春桥就是上海，这话不好，上海要和张春桥分开。

    华国锋：四人帮就是四人帮，我们的广大干部和工人是好的。无论如何不能打击一大片，就是给他们办过坏事，说过错话，一律不追究，这句话很重要，不要大意了，转变也不要太急了。对清华的问题，同样也如此。主席讲，清华倒是走上正轨，是讲在校党委、系党委、支部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清华虽然搞了梁效的写作班子，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对的，不能打击一大片。叶帅讲的名字不要讲，真正搞的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主席讲的不足。

    叶剑英：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全国的口径，我们的党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坚决贯彻三要三不要，自然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坚持这三条去做，我们有信心，党不会分裂。有华国锋同志领导的党中央，我们的国家是会搞得好的。

    李先念：我们有错误。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后，都作了自我批评，不能赖帐，应该进一步根据主席的思想，不断把自己估计一下，有时不那么有自知之明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必须肯定。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都，后来又揭出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这次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又揭出来了，形势确实好。只要我们掌握政策，耐心地做工作，问题我看不难解决。对省委、军区，中央既然已委派了，就应该支持他们工作。他们在政治局老是说，南京乱的不够，他们要派人去搞乱，这些情况，你叫下面怎么搞好。

    华国锋：我们对省委、军区，我们一定要支持，对江西也应该有个政策。既然叫江渭清搞，又不支持他，他检讨了，又不放，该怎么办呢？四川有个赵紫阳，我看赵紫阳这个同志是不错的。江青要那个造反派入党，说你不介绍，这样四川就乱了嘛，我去了也不办，江青的指示的确够硬呀！湖南来的人住工会，硬是冲中南海，去年刮右倾翻案风，张平化没有欠帐，十二个省会议没有来，钢铁会议也没有来，在打招呼会上江青点张平化的名，说你为什么气鼓鼓的，这就是点火嘛，说张平化，你发动人在主席面前告状。这个事我找汪东兴同志提了个意见，说主席爱看湖南小戏，就到那里拍了三个小戏电影，其中有一个“园丁之歌”，主席看了鼓了掌。江青追问这件事，问东兴同志。

    汪东兴：这个事国锋同志清楚。一问国锋同志说有这个事，北京的报纸批“园丁之歌”，湖南也批。主席鼓掌，服务员说这是受批判的片子，主席为什么鼓掌？主席说我看不出什么问题。这详湖南就为难了。国锋路过湖南，湖南同志向国锋同志提出，国锋同志表示，一不批二不放，后来江青就点名批判了。允许犯错误在正错误，还得给个时间。（苏振华：开地震会是个大事，她在这个会上提出海军帽子是资产阶级东西，要改，海军的服装是她看了批阅了的，主席批了，她要改，和主席唱对台戏。）要讲文革的胜利，要解决正确对待问题，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路线缺点，他们的核心是篡党夺权。

    李先念：四人帮揭露，群众情绪高兴，军队传达到行政科，知道了主动庆祝，这件事有人激动得休克了。不要把他们的影响估计得过高，是否有少数人起来搞乱，也要注意。原来想，清华大学的领导可能不通，结果是怕群众起来造他们的反，我们要帮助他们，只要作好工作，没有大问题，要有信心。主席去世，我们是悲痛的。我们继承主席遗志，相信党，相信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华国锋同志周围，我们的国家是能够管好的。揭露四人帮是主席揭出来的，主席没来得及解决，现在国锋同志能下决心是不容易的。依靠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能管理好的。我们一定不称霸，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主席去世以后，只有蒋经国和苏修骂我们，包括苏哈托也说了一些好话，国际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要三要三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没有好下场。林彪不是不可一世吗？最后在温都尔汗报销了，刘少奇也是不可一世，都没有好下场。这一次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方针是不能用打倒一切的项法，打击面大，历史经验证明。最后的效果都是不好的。上海的问题，马老要鼓劲。上海一月风暴要肯定，要相信上海的党和群众，上海的工作做得也是好的。民兵问题，大体倾向意见是，军队、人武部和民兵要这一起来，历史经验证明的也是这样。内战时期是赤卫军，抗日时期是民兵，都在党委领导下。上海军队、民兵是两个司令部，不要急，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其他问题要稳当一点，步子放慢一点。如果对上海另眼看待。也是要犯大错误的，政治局，包括各省、市都不能另眼相看。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相信上海可以搞得好的。四人帮对上海也有干扰、破坏，四人帮没有了，上海的工作今后会搞得更好。现在形势是好的，这四人帮揭露出来，只要我们政策是稳的，是符合毛主席路线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对武汉谢妙福是另一个问题。恐怕谢妙福的后台也是四人帮。有些是组织上的联系，有些是思想上的联系，我们还是按五号文件办。

    把福特送走后（按：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日下午），邓小平问主席还有什么事，主席说：我们送走后再来谈谈，有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王海容。主席讲：老中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他们删改了翁森鹤（浙江省的坏头头）所以这些人闹，还是他们支持的，我们要看到大多数是好的，要做工作。资产阶级派性应该批，资产阶级派性是不对的，但邓小平没有按主席办，采取限期调，一年调３６０次。主席巡视三大区讲了（按：１９６７年７－９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别人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不着急，但总是有点急。我休息了几个月，说实在的，我脑子里并没有休息。一方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方面在想这四人帮的问题，看你四人帮怎么办？我们要抓好革命和生产，中央不依靠省委，省不依靠地委，怎么办呢？怎么叫转弯？四川有个标准，造反派都入了党，升了官叫转弯，这怎么行呢？造反派也要做阶级分析，我和登奎讲过，大鸣大放大字报，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他们不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吗？实际上是主席讲的。五卷上有，他们不是马列主义学得很好吗？是主席在反右后讲的。五卷六卷要出版，要出版选集和全集，中央已作了决定，毛主席纪念堂，今夜十二点要广播，工作很艰苦的，压不是办法。叶帅讲，主席讲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还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我们党是严肃的，但政治局的同志除开会见面外，平时不见面。我和叶帅应该是老关系了，互相也不敢见面，但是心心相印，这个空气不好。一九七五年主席讲过，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互相不交换意见，你不知道我想什么，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工作怎么做得好呢？四人帮密切联系，整政治局同志的材料，把政治局的材料都收集，他们说别人没有问题，说他们四人，就是攻击中央，矛头对准毛主席。每个人讲话都拿去，一言一行他们都整理了，他们要我的材料，我说给，但不准改。一个政治局委员整另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材料，这是不正常的，不允许的。整省委第一书记的材料不对，整其他书记的材料也是不对的。主席提出五不怕，应该做到五不怕，但是还是有点怕，怎么能不小心谨慎呢？邓小平还要批，转弯子还要转，我不是袒护同志的错误，应该和群众站在一块，有时候也得说，我们有这些问题，要慢慢改。对打砸抢，对反革命实行镇压，实际是他们篡改。讲这么一点意见，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去主席对王洪文是很亲的，后来主席说，你们不能老这样子。马老估计有很多困难，但是，也是可以改正的。

    华国锋：解决组织问题要慎重些，要多走点群众路线，这样会稳当些，解决不好使矛盾激化。过去上下级已经照个相，不算什么问题。王洪文如果他一向表现很坏，他就到不了中央，他一个人坏，也不能每天讲坏话，他们说一些毛主席的话，要历史的看问题，辩证地看问题。邓小平，毛主席也说了人材难得，但后来刮了右倾翻案风。林彪开始也不都做坏事，但他后来搞“５７１”工程搞政变。出了林彪，就抓小林彪，出了邓小平，就抓小邓小平，浙江为什么出问题？就是层层抓小陈励耘。我们不能学他们，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来办，要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这一次也不能层层揪，你揪过来，他揪过去，人都揪光了。我开始到北京，对江青确实很尊敬，因为她是主席的夫人嘛。后来因为主席每次会上部批评江青，也看到一些事情，就开始变化。你们相信党中央，不会点起火来烧。下面的江西检讨过不了关，你既要他在那里工作。这怎么行？五号文件主席两次批了不管用。主席说，错了中央负责，毛远新加了个邓小平负责也是可以的，但报纸上搞就稳不住了。北京传达了五号文件打招呼，他们说是和他们唱对台戏。打招呼时，江青又单独接见、讲话，你怎么稳得住呢？毛主席说：江青干涉过多，她还是照样讲。只要按毛主席的路线办，是会办得好的。他们老是说：江苏乱得不够，就派人去乱。我们要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好的军队、人民，能办好的。要看到上海有些困难，可以个别谈一谈。王洪文在上海花了二万多元，王洪文十月一日跑到平谷县劳动，在那里喝得烂醉，到包谷地半小时，把好包谷带到北京吃。

（八）

    陈永贵后来对逮捕“四人帮”的看法。

    你参加和讨论抓江青这些人的会议吗？

    陈永贵说：我哪有资格参加那样的会议啊！其实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叶剑英早就想动手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这些话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亲耳听到的呀！

    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怎么样？

    陈永贵说：

    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的，我在粉碎她们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

    那时江青好像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经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辨别经验教训。

    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三百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

    １９７６年９月，江青到大寨就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砍掉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怎么办？”我说斗争吧。

    毛主席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

    你对华国锋怎么看？

    陈永贵笑着摇了摇头说：

    后来也就在华国锋下台后，我和华国锋谈话时，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嘛！他脱口而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搞阴谋诡计，我们也搞不过人家。”

    华国锋也看得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讲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到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像小孩子讲话一样。

    后来我对这个人有了看法，特别是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人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尽管现在我不想多说他了。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尽管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把江张姚王抓起来的时候，多次表示要继续批邓，但局势稍稍稳定以后，叶剑英就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在会上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显然，叶剑英的发言带有情绪。因为他多次向华国锋提议都没得到华国锋的同意。李先念听了叶剑英的发言后，马上表示同意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其他与会人员没有发表意见。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华国锋听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的发言，仍然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表示不同意。

    在一段时间内，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人，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邓小平给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王震在中央一些领导人中串门，并一块谈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极力主张邓小平出来工作，常与陈云、肖劲光、耿飚、王诤等一同议论如何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并为在会上发言支持邓小平复出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征求老同志的意见，与各方面的人交谈，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材料。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一开始，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召开了各小组的负责人会议。他对这些人提出了本次会议的各项注意事项。特别向负责人交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和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这次会上不要讨论。

    陈云首先在小组讨论会议上以书面形式发言，与华国锋唱起了反调，专门讲“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陈云对“天安门事件”讲了几点看法：“第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第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第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有诡计。”谈到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陈云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接着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生前说的，周总理传达的。小平同志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所以“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许多人都拥护他的发言。

    当王震的发言要在会议简报上刊登时，华国锋压下来，不让简报刊登。华国锋表示：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认真思考，妥善选择。他仍然认为邓小平“犯有错误，要帮助他改进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七年年四月十日，邓小平第二次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

    信中说：

    “从我知道党中央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并迅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后，我在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的信中表达了真诚的支持和欣喜。如果党中央认为合适的话，我想建议把这封信和上封信在党内印发，怎么样决定，完全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决议。”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感谢党中央证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我特别高兴的是，华主席认为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正当的。”

    “现在谈谈我的工作，所有职务和我何时开始工作都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指示。”

    一九七七年年五月三日，党中央印发了邓小平致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的两封信。

    邓小平在四月十日的信中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是针对什么？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很明显，这时，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首先是针对华国锋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汇报时说：目前主要是批判“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泽东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

    一九七七年年一月，华国锋又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写在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中。

    一九七七年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根据汪东兴的指示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时，“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的话虽仍在耳边回荡，邓小平虽然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但他就已经着手批判华国锋了。这就是邓小平！

    当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邓小平说：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从道理上说，这个话并不错，既可以适用于毛泽东，也可以适用于邓小平。但这里邓小平并不是讲一般道理，而是特别有所指的，指的就是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对这些话如果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邓小平就不可能恢复工作，或者说邓小平不真诚地改正错误就不可能恢复工作。但是，邓小平既要恢复工作，又绝对不愿意承认错误。这样就只能是毛泽东的这些话“讲错了”。

    进而，也是针对毛泽东思想的。

    邓小平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从道理上说，这个话也不错。问题在于怎么样运用毛泽东思想才算是“准确的”、“完整的”？党的七大、八大、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党章等包含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吗？这个时候邓小平并没有说，他也不会说，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根据以后的事实可以知道：邓小平对七大、八大是承认的，对八大以后，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他就不承认了；运用这些思想来指导工作，他认为就不准确、不完整了。

    可见，邓小平将要上台时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基本概念、基本口号，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然而，当时有几个人能够领会其中的真意呢？即使是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其中的真意呢？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各项职务的决议以后，邓小平在会上说：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坏毛泽东思想。

    这些话，说得无懈可击，但也高深莫测！不通过长时期的反复实践，就不可能认识它包含的真理颗粒究竟有多少。

    对于恢复邓小平的职务这件事，华国锋和他的一些伙伴是有分歧的。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能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职务以后发表的讲话中，提出的另一个口号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他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实事求是在目前最重要。

    有些人不理解：既然邓小平上台之初就提出了要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就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为什么又同意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出台呢？

    １９７７年８月，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历时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已经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是正确的，党的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这些观点，按照邓小平的看法，都不能包括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内，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拨乱反正”。但是，当时的任务主要是要解决组织问题，就是要把自己的拥护者送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和常委会。在这一点上，华国锋和邓小平是一致的。而且，要公开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拨乱反正”，不仅在群众中、党员中、干部中，即便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条件也不成熟。所以当务之急，一个是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一个是要解决群众基础问题。

    果然，十一大上，取得了双方满意的结果：华国锋当上了党中央主席，汪东兴作为抓“四人帮”的具体执行者，立了“大功”，也当上了副主席；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都是副主席。由这五个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虽然华国锋是主席，但在常委会中，是二比三，可以说是“双赢”。政治局的组成人员，按照当时的情况，大体上也可以说是双方“平分秋色”。这样一来，中央的领导班子问题暂时是解决了。

    十一大以后，邓小平主要是抓紧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省部级的领导班子问题，这就要抓平反、落实干部政策；一个是抓群众基础问题，这就要抓教育、科技、文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关于解决领导班子问题：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在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的指导下写成的。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０日，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他在干部工作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新局面”。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３１日，邓小平在军委全体会议上讲话：“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定要彻底查清。在配备各级领导班子时，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要看他的过去，也要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

    关于解决群众基础问题：

    １９７７年７至９月，邓小平几次同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对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１９７７年８月，邓小平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主要讲对１７年教育工作的估计，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问题。

    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７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１９７１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的所谓“两个估计”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１９７８年４月，中央批准有关部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在１９５７年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划为右派分子的有４５万人，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４年先后５批摘掉约３０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９月，中央同意有关部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１１月，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１９８０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９７％以上。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年的劳动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定：除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革命分子、坏坏分子，经群众评议，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在１９５９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这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邓小平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了。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讨论

    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但是，邓小平复出以后，并没有立即批评“两个凡是”的说法。因为这是要等待条件成熟。到１８７８年５月，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１９７８年５月５日，人民日报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５月１０日，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１６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了转发。

    ５月１２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

    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在全党和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５月１２日晚，吴冷西（人民日报前社长、总编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文章否定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后才是真理。”“文章在政治上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泽东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的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有错误，大家都去争论哪些是错误的，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能够团结一致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这是很坏很坏的。”

    ５月１３日，《红旗》杂志负责人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

    ５月１３日，华国锋十一日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知道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又看到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文章，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５月１３日，汪东兴打电话给张平化：“《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张说：“不知道。”汪说：“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张说：“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社论或中央指定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不过这么重要的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送审。”汪说：“你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

    ５月１７日，汪东兴在一个会议上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么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５月１７日，红旗杂志新任总编辑熊复说：《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现在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不算数？

    ５月１８日上午，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熊复、《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宣布熊复接管《红旗》，并说：理论问题要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外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就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团团长——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或宣传部长，召集到当时中宣部所在地钓鱼台东门内的一座楼里开会，传达了汪东兴的谈话。张平化说：关于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于，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与此同时，胡乔木去了富强胡同６号胡耀邦家，对胡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新的分裂！

    ５月１９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文章（指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５月３０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

    ６月１日，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议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

    ６月２日，邓小平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解放”，（《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１４页、１１９页）

    很明显，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主要是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和当时的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针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当时的态度来说的。而且，他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的，这也意味着他背后的军方势力表了态。

    但是，华国锋虽然已经看出，这场所谓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是在邓小平的指导和支持下，进行的一场政治“围剿”，他们还是要继续进行“挣扎”。

    ６月９日，汪东兴以党的副主席身份，直接找胡耀邦和陈野苹谈话，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和吴德也在座。这次谈话当然不是对胡耀邦进行表扬。

    ６月１５日，汪东兴又召开中宣部和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严厉讲话，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和胡耀邦组织的几篇文章，并对《人民日报》作了一系列批评：

    党报要有党性，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宣传上的不足之处，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汪东兴的反击也直接指向某些中央常委了。

    一、《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几篇文章讲得不对，只讲了一面而没讲另一面，没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气，在出气。打着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报纸上那么样写，要注意。我给耀邦说，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报纸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对纪念总理的文章，有的讲过头了，有的还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报》记者余焕春（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的发言，竟认为天安门的案子（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还没有彻底翻过来。这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三、《人民日报》在（刚刚召开过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在标题上用了“精辟阐明”，而叶副主席讲的话，华主席讲的话，为什么就不标出“精辟阐明”呢？

    四、（《人民日报》转载的）徐迟写陈景润的那篇文章，对“文化大革命”那样写，对吗？徐迟还写了一篇周培源，对北大怎么能那样写？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嘛！

    这一系列批评，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真理标准”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但通篇依然突出地强调了“两个凡是”的不可动摇性，其要害是：“好像什么都要翻案……这样翻，将来老百姓要算账的”“明明毛主席说的是‘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谁呀？”

    ６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６月１８日，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

    ６月２４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这篇文章是经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的。这实际上也是军方再一次正式表态。

    ７月，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华国锋采取守势，想息事宁人。树欲静而风不止，想逃避是做不到的。

    ７月，汪东兴在山东对省委负责人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的报纸上只宣传十七年，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同张平化谈话：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７月１７至２４日，周扬在一个会议上讲话支持“实践标准”。（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在执行文艺政策上，许多问题都过左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所以他很快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

    八月，张平化到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说：学《实践论》，这就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只讲其中的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

    张平化的讲话很含糊，但态度仍然是“顽固不化”。不久被撤销职务。

    九月九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办、坚持到底。我们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李先念公开表态了。这意味着另一个中央副主席明确表态站在邓小平一边。

    ９月１６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２６、１２８页）这个讲话不仅明确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进行批判，而且语气严厉，提出了谁是真、谁是假的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再一次督促各省领导人表态的努力。

    ９月１８日，邓小平同鞍山市委谈话，说社会主义要表现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是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当然这个懒汉主要是过去制度形成的。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评价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绩？

    从６月至１１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文章或讲话，表示支持邓小平。

    八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各省和军区纷纷表态，其时间顺序如下：

    １，新疆——汪锋、２，福建——廖志高、３，广东——习仲勋、４，淅江——铁英、

    ５，江西——江渭清、６，河北——刘子厚、７，青海——谭启龙、８，内蒙——王铎、９，宁夏——霍士廉、１０，四川——赵紫阳、１１，湖北——陈丕显、１２，天津——陈伟达、１３，江苏——许家屯、１４，广西——乔晓光、１５，贵州——马力、１６，山东——白如冰、１７，山西——王谦、１８，甘肃——宋平、１９，上海——彭冲、２０，吉林——王恩茂、２１，西藏——任荣、２２，河南——段君毅、２３，湖南——毛致用、２４，安徽——万里、２５，北京——林乎加、２６，沈阳部队——李德生、２７，广州部队——许世友、２８，兰州部队——肖华、韩先楚、２９，南京部队——廖汉生、聂凤智、３０，成都部队——吴克华、孔石泉、３１，昆明部队——刘志坚、３２，新疆部队——刘震。

    至此，局势已经完全明朗：华国锋为代表的一派人大势已去矣！华国锋只能哀叹：来得太快了，好日子只过了不到两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实际结果还不到两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根本就不是要讨论什么理论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领导层中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观点或反对这个观点。双方不是在哲学理论上的争论，不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不是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而是政治上的斗争。

    这一场政治风暴意义重大：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政治思想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刊物上发表，只经过了六个月，政治形势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了。这就需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了开好这次全会，首先就要召开一个中央工作会议。

    十月十一日，邓小平在工会九大讲话《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成绩》。

    他说，实现四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支柱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提出了他下一个阶段的工作纲要。这些话从原则上来说，都是不错的。问题在于怎样的改变？这个时候，邓小平还没有把他心里想的东西，真实地拿出来。人们也不知道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以后在实践中才慢慢地看出来了。

    他还说，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我们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问题归之于四人帮的流毒。如果四人帮的流毒老是没有肃清，那么，这个老是没有肃清的状况，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邓选二卷１３４页）

    这个“我们自己”，决不是指邓小平自己，而是指的华国锋一派，这样他就为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彻底清算华国锋，准备了舆论。

    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起主导作用的是邓小平，而不是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根据邓小平会前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会议要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十一月十日，华国锋在开幕式上讲话，宣布会议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之后，有三个议题：一，讨论农业问题；二，讨论两年计划问题；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没有肯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十一月十一日，谭震林在发言中提出，要先解决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

    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１，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
    ２，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
    ３，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
    ４，要为陶铸、王鹤寿的问题平反；
    ５，要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
    ６，要批判康生，等等。

    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王首道、肖克、杨得志、陈丕显等在发言中，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六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这样一来，会议的议题就完全摆脱了华国锋定下的框框，按照邓小平等人预先设定的轨道进行。陈云提出的议题讨论了近半个月。

    十一月十四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

    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２，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３，二月逆流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
    ４，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是重大错案；
    ５，彭德怀问题，怀疑他里通外国没有根据；
    ６，陶铸问题，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７，杨尚昆问题，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平反分配工作；
    ８，撤消中央专案组；
    ９，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批判是合理的；
    １０，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

    十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在会见一美国作家时说：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在中国，人人都懂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要要善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显然，这个讲话是与这个会议的进程相配合的：一方面，要纠正毛泽东建国后的“错误”，另一方面，要肯定毛泽东建国前的“功绩”。要说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邓小平说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是对毛泽东搞的最突出的“个人崇拜”。

    十一月二十七日，某代表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说，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现在报刊上提出了一些新的口号，比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等，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真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作为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胡乔木、万里、邓颖超、徐向前、习仲勋等人明确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政治局常委决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

    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

    会议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真理标准讨论的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会议对“犯有错误”的几个领导人，和中央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

    这里以纪登奎为例：

    “是在这次“三中全会”上，父亲因为“文革”期间在中央工作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批评，大家对他提了很多意见，有的意见还很尖锐激烈。和父亲一起挨批评的，还有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苏振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纪坡民：《升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参加这个会议的共２１２人，分为六个组。刚好被批评的也是六个人。纪登奎分在中南组。

    在这个组，一些人对纪登奎进行了批评：

    万里：活着的个别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自我批评，不要欠账。

    吕正操：：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

    万里：：对，就是指他。

    江一真：纪登奎在１９７０年农林部成立时指出，要把农林部办成农林政治部，又对农科院军宣队指示：“科研是依靠７５００人还是依靠７．５亿人？” “大学４年没有招生， 卫星照样上天，农业还是丰收” 。今年４月他还指示农林部给中央报告，认为当前主要倾向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得不够，这次会议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和学大寨动摇的问题。

    段君毅：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是指纪登奎， “四人帮”倒台后， 纪给造反派通气，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悸（纪）”。

    纪登奎在中南组检查后，大家面对面给他提意见。

    许世友：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 官不小了， 还搞什么名堂． 你基本是跟”四人帮”走的。

    邓颖超：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 应把十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 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 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 希望警惕， 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谷牧：检查不像样， 鼓掌的手举不起来。

    陈漫远：中办”五七”干校在报上登的是黑典型， 实际长期不给干部工作。

    廖承志：外交部有反总理、陈老总的逆流， 捂盖子， 有你的帐，而且是相当大的帐。

    谭震林：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留了泪，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一，二，三办要撤销， 否则是定时炸弹． 说到党史问题， 罗说：陈云，聂帅写了二次国内战争材料，大革命时期知道多一点的只有叶帅，小平和聂帅了， 要抓紧写，有人提出”两个凡是”，就是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

    姚依林：从去年工作会议后，几次会上简报组都要耍手法压制民主。去年三月工作会议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没登简报；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稿，我和方毅， 陈国栋看到里面还批唯生产力论，宣传全面专政，提了系统意见，而简报组却把它们分割成具体条文的修改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次会上，又有扣发简报和随意修改发言的事。还有一个手法，就是拖到会议快完时把简报一齐发出去，然后很快收回来，极不正派，违反党章。

    程子华：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了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一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十二月八日，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查。

    开完批评会以后，以不长的时间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农业方针、计划安排问题。

    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邓小平第一个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少同志思想还很不解放，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稿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

    会听话的人一听就懂得：思想僵化是指的华国锋这些人；历史条件是指的毛泽东这些人。

    他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

    他说，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一是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这是说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二是犯错误的同志不做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这是说拭目以待华国锋这些人）。三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建国的功绩要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这时还不宜多讲）。四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不必匆忙去做（时机尚不成熟）。

    他说，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一是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二是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应当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自主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为以后实行的“承包责任制”打开大门）。三是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家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发展私有经济的大政策）。

    华国锋在讲话中表示：关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问题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十三日，汪东兴在大会上作书面检查。

    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恢复八大职务）；增选邓颖超、胡耀邦（平反、发起真理标准讨论有功）、王震（首先提出抓“四人帮”、恢复邓小平职务有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

    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这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有关“四人帮”的人和事、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人和事。

    会议决定撤消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历史的转折点”！

    从政治上说，以邓小平的后来称之为“改革开放”的路线，代替了华国锋的“抓纲治国”路线；

    从组织上来说，以叶邓陈李的“集体领导”体制，代替了华国锋为主席的“个人领导”体制。

    这次会议是反文革派第三个回合的胜利，不仅动摇了华国锋派的政治、思想基础，而且大大增强了反文革派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在政治局中占了多数，在常委中形成四比二的绝对优势。从这时起，华国锋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成了一个“摆设”。邓小平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成了改革派的核心。（这时，文革派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已经被打垮，仅剩下残余问题和残余势力，已经不成其为对立面了，所以，“反文革派”一词也完成了历史任务，由改革派一词所代替。）

    “这次全会后，虽然华国锋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４７６页）

    从经济上来说，以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代替了华国锋的共同富裕，坚持公有经济的政策。

    当时，人们只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些具体决定，而对它的深远历史影响却完全没有认识。现在回过头来看，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演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点！


理论务虚会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这次会议是新上任的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的意见召开的。

    胡耀邦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次开了８０多天的会议主要讨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三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承认毛泽东革命时期的功绩，但要批判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还有一种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

    有人说，中国本来就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搞社会主义改造，脱离中国实际，是搞空想社会主义。

    有人说，中国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毛泽东还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完全错误的。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八大”提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共产党搞阴谋，“引蛇出洞”，排除异己，打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

    有人说，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是刮“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有人说，一九六二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越搞越“左”。

    有人说，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说文艺界已经滚到修正主义边缘，完全是一种“左”的估计，这时搞的文艺界整风以及文化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有人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执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为了搞封建家长制的统治。

    有人说，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四人帮”的总后台。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毛泽东说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是十分错误，应该彻底否定。

    等等，等等。

    以魏金生为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邓选二卷１７３－１７４页）四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自一九七八年十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

    此外，社会风气也存在严重问题“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同上１７７页）

    邓小平１９７７年７月恢复工作，１９７８年５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这个时候，至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为什么思想政治就如此混乱，社会风气就如此败坏？实践检验证明了什么？

    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最近有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宣传了毛主席长时期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种作法不慎重不妥当，不符合三中全会决定的方针，不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局。中央认为，有必要提醒全党注意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出现。

    这里是说，这个时候就公开发表文章（其中包括陆定一在人民日报日报发表的文章），太早了，广大干部、党员、群众还接受不了，怕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局”。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由此可见，当时出现的这类“四反”的东西数量之大、影响之广。

    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这报告中，讲了：

    一，形势和任务：总之形势很好，解决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而任务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其中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作了很高评价。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中说，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他还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了对比，说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性；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他这时还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面对着党内外刮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邓小平不得不重复提出毛泽东反复强调过的一些基本政治原则：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他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主要锋芒是针对“四人帮”的：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反对“主张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了反对“撇开党委闹革命”；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反对“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

    怎样才不是“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才是“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讲了几个理论问题：

    （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关于我国目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论断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是“可以继续研究”的。他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他说：“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四）党的十一大路线

    邓小平认为，十一大的路线是错误的。他说：“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由历届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 （邓选二卷１５８－１８４页）

    经过这样一番阐述，邓小平所坚持的“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究竟是什么，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已经确立和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为什么如此说呢？

    此前，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增选、增补、选举，一大批老人进了中央领导班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

    １，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党委书记；
    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２，宋任穷为组织部长；

    ３，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４，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党委书记，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

    十二月二十六日，人大常委任命：

    王任重为国务院副总理；
    郭维城为铁道部长；
    王子纲为邮电部长。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耿飚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

    一月二十三日，赵紫阳当先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二月四日，韦国清、杨勇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五月十九日，新华社报道，中共湖南省委最近召开大会，对“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骨干分子胡勇、章伯森进行了组织处理。胡勇罪行严重已逮捕法办。

    但是，还有一些老人需要补进中央领导班子；特别是党的十一大选举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几个政治局委员以及一批文革时期上台的领导干部，仍然占据着重要的领导职位，一些地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说，“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七月一日，五届人大二次次会议增补彭真、萧劲光为人大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任命方毅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七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海军常委扩大会上说；与两个凡是的争论现在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邓选二卷１９０页）

    九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增补王鹤寿、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蒋南翔和薄一波为中央委员。全会选举赵紫阳和彭真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讨论了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叶剑英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一，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其中说，

    在我们的国家里，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我们在巨大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存在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实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正如邓小平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十七年的问题。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十七年的毛泽东的左倾路线。而这正是这一阶段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二，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主要教训讲了四点。

    三，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提出我们现在的任务——

    一九八０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主题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

    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会议还决定召开十二大、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这次全会对华国锋的位子暂时保留不动，争取华国锋同意上述各项决定，他的问题等待下次全会解决。

    四月，五届人大十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中央建议，取消原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关于纪登奎等人“辞职”的情况，纪登奎的儿子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形：“１９７９年夏天，他和吴德商量，他准备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请求。吴德不同意，对他说：“辞职的事，你自己不要提。”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曾对来访的匈利牙卡达尔的一个高级顾问说过中央的人事“只进不出”的意见，在党内传达了。吴德可能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吧，他说：“工作和职务的事，听中央安排吧，要顾全大局。”父亲认为吴德考虑问题比较周到，说吴德是个“超级稳健派”。父亲没有向中央提出他的辞职请求。 又过了八九个月，到１９８０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时，父亲和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四人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全会批准了他们的辞职。实际上，关于他们四人辞职的事，也是事前的中央决定。父亲辞职，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前，宋任穷、王鹤寿两同志受中央委派同他谈话时通知他的。 我问他：这次谈话是不是批评你了。 父亲说：没有。他们对我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干部。文革前，我们就听毛主席表扬过你；来中央以后，我们听说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央文件都是你主持起草的。”等等，说了不少好话。最后，他们两个一提到辞职的事，我立即表示：服从中央安排，同意主动辞职。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中央决定了的事，他们两位只是奉命办事。我痛快一点，他俩的差使也好办点，何必叫人家为难呢。”

    这次全会没有提到陈永贵辞职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涉及到“农业学大寨”。如果要陈永贵“辞职”，人们就会问：是不是要否定“农业学大寨”。陈永贵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华国锋也不行。我几次看到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气得手在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比如，给刘少奇平反的前几天，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他处于紧张为难的状态。

    华国锋幻想在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当任党的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给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是有办法对待和处理这个事情的。”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他还要再说什么？”我当时也问过汪东兴，他说：“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华主席应该心中有数。”但是，没几天汪东兴也沉不住气了。他也对我说：“看来华国锋这个人靠不住，他把我们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有一次，在国务院开会完毕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我问了他那几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这个地步，我简直是没有办法了。

    八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扩大会议。邓小平小平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他说，有些同志担心，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因为至今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没有整顿好，一些帮派分子可能利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名义，把他们的党羽提拔上来。我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耍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

    这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兼任国务院总理，王任重不兼副总理，同意陈永贵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五届人大第三次次会议。

    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决定王任重不再兼副总理
    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
    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聂荣臻写信给小平、耀邦、陈云，提出：对帮派残余势力狠抓清理。指出，这也是属于干部队伍的组成和建设的大问题。

    七月二日至四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区党委书记座谈会。

    陈云在讲话中强调：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抢分子，一个也不提到领导岗位上来。


陈永贵解职

    陈永贵是与“农业学大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处理陈永贵的问题就必然会涉及到“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在处理陈永贵的问题时，与处理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锡联的问题是有区别的。

    关于“农业学大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曾经说过： “陈永贵同志的开幕词，实际上概括了大寨的主要经验，首先是路线问题，首先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 “学大寨，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像大寨一样，不怕流汗，带头干，永远前进。把手拿出来比嘛，手一比就知道了嘛，手上有没有茧？”

    从这些话看，当时，邓小平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制度、“大寨的主要经验，首先是路线问题，首先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等等，都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举行。

    华国锋出席大会并讲话，表示要把大庆，大寨这两面红旗高高举起。

    陈永贵在《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决完成党中央提出的一九八０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

    一九七七年六月，叶剑英在召开的学大庆会议上说：“不仅要学大庆、大寨的今天，还要学习他们的明天”“毛主席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汪东兴光临大寨，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大寨道路的肯定。

    汪东兴题词：“学习大寨人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叶剑英写出了八首诗，题为《大寨杂咏》。

    他在小序中写道：“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１日至１５日与东兴、永贵同志到大寨学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感触所及诗以记之呈请东兴、永贵二同志斧正。”

    诗中赞道：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粮能超去岁粮。
    层层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一起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心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同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世艰，
    文艺少年真秀质，狠抓妖妇表心丹。
    火车飞跃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英雄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上虎头山，
    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一九七七年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

    华国锋在会议上指出：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各级党委一定要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成熟一个过渡一个，成熟一批过渡一批。

    中共中央一九七七年第４９号文件中指出：“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１０％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

    “农业学大寨”和陈永贵，此时都达到了光辉的顶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讨论农业方针问题时，揭露和和批评了农业战绩上一些“左”倾错误的表现，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作了重大修改。

    会议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一九七八年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任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他对陈永贵说：“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工业不能随便下放。湖北黄岗地区也没有下放自留地。……我们也有实践，我们没有因下放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中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全国学大寨，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

    “农业学大寨”的风向开始变了，陈永贵的地位也开始动摇。

    一九七九年某月，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劲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公开点了大寨的名：

    《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

    《“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

    《“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

    《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

    三月二十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

    一九八０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并为此发表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

    七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摘登山西日报文章：《抓典型的严重教训》。文章联系对待大寨、昔阳这两个典型存在的问题，指出先进典型不是神，靠权力、靠压力、靠棍棒来推广典型的做法是错误的。

    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昔阳县委在调整领导班子后，查清了在十年动乱期间在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造成了１４１人非常死亡案件。除一案尚需法院依法律手续进行复审外，其余１４０件都进行了平反。

    八月三十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九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等地采访４０天，写出了两组内参。

    第一组专攻十年来大寨，其标题如下：

    《大寨走向了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

    《“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

    《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第二组专攻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其标题如下：

    《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昔阳整“五种人”的经验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八月二十九日，《山西日报》载文，题目是《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

    九月五日，《山西日报》载文：《评大寨经验》。

    九月二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太行奇冤》，

    九月二十日，《山西青年》发表了揭露陈明珠的《虎头山下一恶》。

    九月二十四日，《山西日报》载文：〈〈人妖为什么被颠倒？──岳增寿冤案和王金魁案透视》。

    十月八日，《山西日报》载文：《从陈明珠的违法乱纪行为看父母的责任》。

    十一月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８３号文件），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

    批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

    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来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去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为恢复过去应用的荣誉，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批语指出：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侯，就不应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技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期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侯，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不能生搬硬来，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总之，要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作主，做出决定。

    批语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推广经验的办法，提高了群众自愿和重视经济利益的原则：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能乱加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手段。

    最后，批语指出：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济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行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要接受反两方面的经济教训，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并且坚持下去。让劳动模范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一定要考虑到；使这种职务同他的能力、水平相适应，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力，更不应当一步登天，搞得太高。对于应当提拔的劳动模范，必须坚持一个一职的原则，不要使他们上下左右兼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以至不能继续发挥劳动模范的应有作用。

    很明显，这个批语的矛头不仅是对着昔阳、大寨和陈永贵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永贵在家乡山西落选。据说，陈永贵才得了２７票，反对的却有３０９票。

    有的人大代表还提出的罢免陈永贵人大代表资格的要求。

    为什么在一九八０年八月，就要急于解除陈永贵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公开批评农业学大寨呢？这与当时要在全国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密切联系。


历史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实质上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抓起，理论务虚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导人们展开议论。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召开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文化革命前十七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而这正是这一阶段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叶剑英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一，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其中说，

    在我们的国家里，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

    我们在巨大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存在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实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是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

    这段论述论述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林彪反革命阴谋活动同“四人帮”的错误言行混在一起来讲。这样使人感觉到：“四人帮”的错误言行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同一性质的问题。

    二，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大决战。

    这一部分着重讲“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真正属于林彪、“四人帮”的东西不多。

    “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

    “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

    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把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句话都是真理．都要永远照办的神，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们否认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也就是是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基本原理。

    他们认为应当根据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划分阶级，因而断言在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充满着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仍然是并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要用它来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打倒一切。

    这样，他们就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冒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历史唯心主义来冒充历史唯物主义，用他们那种极端荒谬的假社会主义来冒充科学科学社会主义。

    在政治上，他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

    他们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把几亿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辛勤劳动的全部成就污蔑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一笔勾销。

    他们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反动口号，根本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的原理，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

    他们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些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这一小股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聚集和滋长，正是他们制造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这一切就形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夺权、向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实行镇压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造成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

    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并且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一系列破坏生产的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积极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

    他们任意歪曲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原意，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用反动的平均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

    他们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基本相适应的方面，反对社会主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竭力鼓吹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客观需要的“穷过渡”。

    这一切，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破坏。

    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的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

    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

    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军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

    他们实行的以派为标准的组织路线，他们挑起的分裂党、分裂群众、分裂各族人民的派性斗争，给我们党和人民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总之，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

    他们口头上也讲讲社会主义，那是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绝大多数人长期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

    他们口头上也讲无产阶级专政，那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领导，那是他们的反革命帮派统治；

    他们口头上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

    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个讲话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奇怪的是，为什么以后还要反复地讲，而且还要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专门成立一个决议起草小组，还要经过四千人范围的讨论、四十人范围的讨论、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才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得以正式通过呢？这一方面说明很“慎重”，另一方面说明也很“艰难”。要把少数人的结论为党内高级干部的大多数所接受，特别是为全党、全国人民接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叶剑英的讲话出来的时候，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一九八０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

    一，前三十年工作的批评

    １，一九五七年反右，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

    ２，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很多。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

    ３，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

    ４，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

    ５，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６，“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修改宪法，把它取消。

    ７，干部的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

    ８，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二，目前形势的分析

    １，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

    ２，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党的状况、领导班子、思想路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３，一部分群众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以至有些人一时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某些失望情绪；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现在也很有些思想混乱，有些青年，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现在有一部分青年有忽视政治的倾向。

    ４，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

    ５，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

    ６，去年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奖金一项发了约五十亿。有些生产、利润都没有完成计划的单位也发了奖。有些商品乱涨价，也与一些企业追求多得奖金有关。好多地方工人的实际收入成倍的增长，就是由于滥发奖金长上去的。另一方面，好多行业得不到奖金，特别是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军队，这就造成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三，今后的任务

    １，我们的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２，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

    ３，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人和单位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必须照顾整个社会。

    （邓选二卷２３９－２７３页）

    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即将起草的《历史决议》的提纲。

    一九八０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成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

    一九八０年三月十九日，邓小平看了起草小组提出的提纲，提出了三条意见：

    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３０年来的历史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

    第三，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向前看。

    其实，这三条中，最最重要的一条是第二条，如果不是为了第二条，邓小平没有必要搞这么一个决议。

    四月一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总的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是好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

    一九五九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六一年，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

    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九六四年六月）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

    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把邓小平这个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讲话，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邓小平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分歧，主要在一九六二年以后，主要在抓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尽管他在一九六七年作过“检讨”，显然，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他在思想上并不认为自己真的错了，相反，他认为是毛泽东犯了错误。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他企图“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由于种种原因，他失败了。这一次，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可以毫不含糊地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并按照自己的思想去贯彻执行。

    四月十二日，邓小平对外宾说，中国建国三十年来——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会见外宾说，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吃的就是“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我们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二卷３１２页）

    五月五日，邓小平会见外宾谈话：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大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二卷３１４页）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邓选二卷３１５页）

    六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要给人一个很清楚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要恰当。

    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就是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办。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

    这里，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他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只包含他认为是正确内容的思想；而他认为是错误内容的思想，他则称之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所以他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是“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也就是说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拗口，实际问题在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与过去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要把这一点搞清楚了，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这里所谓“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也是指毛泽东搞“家长制”、“一言堂”、“终身制”等等。

    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

    这个报告大肆鼓吹“反封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

    胡乔木、邓力群给胡耀邦写信，说不能这样宣传“反封建”，不能宣传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胡耀邦说，中国不会发生波兰事件。胡乔木、邓力群又找陈云，陈云批了一段话：“中国也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如果宣传上不注意，经济上不注意，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这个讲话，经修改后，于八月三十一日通过。

    经过修改后的讲话中说：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是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

    革命队伍中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

    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为表明民主集中制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

    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影响有一定关系。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

    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不定期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里的专制主我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的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

    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３２０－３４３页）

    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充分利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封建主义势力”集团。邓小平吃了这个苦头，再也不提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了。

    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邓小平两次接见意大利记者。

    邓小平说：

    毛主席，他在一生的后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和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毛主席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的后期错误。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到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制度。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我们干部职务终身制。他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关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任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重点是讲文化大革命。

    第一，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理由有二：

    其一，把革命对象搞错了。“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问题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能与“各级领导干部”划等号吗？；“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是否也存在像高岗、饶漱石、张子善、刘青山这样的人？能不能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了打击？受教育与受打击有没有区别？能说“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了吗？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算是被“打倒”了，还是“重用”了？

    其二，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一个运动中的一种错误倾向能与整个运动划等号吗？在土地革命中也有过“打倒一切”的错误，能说土地革命是错误的吗？

    第二，毛泽东的政治错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区别。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邓小平总是要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并提？他们之间难道说没有区别吗？另一个是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事，有那些是没有经过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同意的？批判江青的这些“罪行”，是不是实际上要批判毛泽东？

    第三，关于毛泽东的“错误”产生的原因。邓小平把它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这是他的一位老战友给他提供的建议。可是后来为什么又不坚持批下去了呢？

    第四，关于周恩来“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问题。邓小平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话、做的事，是不是“违心的”，除非周恩来本人有过声明，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说这样话。正如邓小平在一九六六年的检讨、一九六八年的自述、一九七二年的信，除非他自己声明他当时说这些话是违心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权代替他说这样的话。何况，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说过：“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摘自权延迟：《毛泽东与周恩来》）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说成是为了保住自己，这究竟是对周恩来的“抬高”，还是“贬低”？

    十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再谈历史决议：

    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

    这些话说明，当时在四千人的讨论范围内，有的人不同意在决议中提毛泽东思想；有的人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人不同意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有的人甚至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更有甚者，有的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由此可见，在错误思想的鼓动和诱导下，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混乱。这一些人政治上太幼稚。他们根本不想到：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不仅会脱离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而且也会彻底否定他们自己。邓小平究竟比这样一些人要高一筹，他看到了这种危险。要肯定毛泽东思想、要肯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但又要说明毛泽东在建国以来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这就是《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问题。

    十二月十六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

    陈云说，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

    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他说，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他还说，多年闭关自守。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邓小平的这些话说明：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是充分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口号上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一直坚持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头十年，邓小平是基本肯定的。这一点，至少在此时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极右派不同。极右派认为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左倾路线已经形成，因此错误是主要的。

    第三，关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强调了三点：

    其一，错误是严重的、全局性的。这说明他对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不是局部的否定，而是全盘的否定。

    其二，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这一点，站在相反立场的人也可以同意。只是它不是“耽误”而是教育了不止一代人；它使革命的、民主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广为传播。

    其三，健康的方面是“二月正流”。这一点说明邓小平在改写党史。

    三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转达陈云的两点意见：

    一、专门写一篇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这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更有说服力。

    二，建议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云的这个点子的确很高明。本来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的决议》，为什么要写解放前的党史呢？因为只讲建国以来的历史，“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毛泽东就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要说毛泽东的功绩、贡献有多么大，实在难说。这样一来，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一看，就会看出，决议对毛泽东持基本否定的立场。在他们的思想上通不过。如果加上解放前的历史，就会使人感觉到对毛泽东的功绩、贡献肯定很充分。所以邓小平很乐意地接受了陈云的这个意见。

    四月七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讨论中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这个讲话又透露了讨论中一些高级干部的更为混乱的思想。所谓“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是针对有的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糟透了，只有错误，没有任何成绩，来说的。邓小平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包括有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并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

    五月八日，陈云说，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过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剌”的青年人。当时提拔这样的青年人到高级领导岗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党的一个痛苦的教训。（三卷２６３页）

    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谈历史决议：

    有的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人们怀疑我们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搞决议中心是两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

    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第三，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

    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还是——？）

    这个讲话透露了，决议在四千人讨论、四十人讨论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之间的斗争：

    一种倾向是，这个决议不要急于搞，搞得不好、搞早了，都会造成党内的分裂。

    另一倾向是，这个决议草稿对毛泽东的评介还是太高了。应该说：毛泽东的错误是第一位的；建国以来的三十二年，特别是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错误是主要的；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毛泽东犯错误，是他为了争名夺利、耍权术必然要犯的错误。

    第三种倾向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坚持的主张。

    看来，在高级干部中，在最高领导层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讲话：

    第一，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分寸掌握得好：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第二，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

    第三，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应该提到华国锋的名字。因为去年十一月政治局的决议是正确的，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变动；现在的政治动态也是必要的。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

    第四，决议不涉及小资产阶级思想，过去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

    第一点是打马虎眼，不说是路线错误，实际的具体内容就是路线错误。第二点是策略，先放手让大家议论，扩散到党内外，再收回一些。第三点是实质，变动华国锋的职务，压制“‘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第四点是未来，对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要采取新的态度和政策。

    六月二十七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一部分，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第二部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８）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战争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燥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第三部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１２）（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１５）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第四部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１７）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喜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１８）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第五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１９）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２０）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惩地混淆了敌我。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惩灾难的内乱。

    （２１）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２４）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的而显得有“理论根据”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应该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就应该限制和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

    第六部分，历史的伟大转折

    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第八部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３５）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急于要搞这么一个决议的真意了。这个决议出来以后，资产阶级右派在各种媒体、出版物上发表的“非毛化”的东西，一点也不见减少；只有才左派被真正的“框住”了，他们的意见再也不能公开发表了。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不仅根本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断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毛泽东就犯了“左”倾错误。

    邓小平搞的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和工作的评价，可以用据说是陈云的一句话来概括：“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

    这到底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是“科学评价”，还是搞“非毛化”？

    邓小平等人对建国前三十年的批评，并没有到此为止。

    十一月十九日，陈云说，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三２７４页）

    十二月十四日，胡耀邦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说，我们党的一致的看法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一场灾难，这十年使我国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思想，党组织都遭受很大破坏。我们实行的改革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政治方面，主要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恢复党的好传统好作风。第二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重要的是进行经济调整。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云说，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三卷２４６页）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邓小平对外宾说，我们干了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继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毛泽东——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三卷１１５页）

    按照这里的说法，不仅是四人帮，还有毛泽东都是要搞贫穷的社会主义！有多少人会相信这种话！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说，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三卷１３４页）

    什么叫理想的改善？现在达到了理想的改善吗？少数人先富起来，广大的劳动群众呢？！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了惩罚。但是“左”的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三卷１３６页）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三卷１４１页）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三卷１５５页）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邓小平说，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发展生产力，——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三郑１５７页）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对外宾说，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最根本的一条教训，还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穷。（三卷２２３页）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邓小平对外宾说，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三卷２２７页）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邓小平说，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三卷２３４页）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邓小平对南斯拉夫客人说，旧的一套，经过几十年的试验不成功。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三卷２３７页）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派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三卷２５３页）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三卷２６４页）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邓小平说，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三卷２６６页）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三卷２６９页）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三卷２７１页）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的。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

    一九九０年七月十一日，邓小平说，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


华国锋“辞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政治思想上的“核心”，组织上，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

    一九八０年二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这样一来，华国锋这位“英明领袖”、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已经成了一个“摆设”。

    五月六日至九日，华国锋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托总统葬礼活动。九日，应邀到罗马尼亚进行短暂访问。

    五月十七日，华国锋主持刘少奇追悼大会。

    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消除“神化个人”的现象，而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七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当前在执行三中全会制定的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八月十六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指出：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八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和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问题的决议（讨论稿）》过程中，许多人提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头两年工作，犯了重要错误，要求中央调整他的工作。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时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大会还同意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准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人迷信。

    十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华国锋提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九次会议。

    此时，政治局委员为二十二人，出席会议的二十一人（据说陈永贵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候补委员二人，出席会议的一人；书记处书记十一人，列席会议的七人。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

    根据广大高级干部的意见，会议讨论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重要错误。

    大家在发言中指出：

    华国锋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

    他阻碍解放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明显地违反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
    他热衷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
    他对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损失，负有重要责任。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以上四条“重要错误”中，主要的是第一条。

    会上，华国锋要求辞去现任职务。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

    １，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２，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三卷２７２页）

    ３，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同时，会议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在过去四年中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希望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

    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进行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他为中央副主席。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从一九八０年开始，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和让华国锋“辞职”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相互作用的。只有肯定毛泽东建国以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完全错误”，才能证明华国锋“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他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是重要错误；反过来，要华国锋“辞职”，同逮捕“四人帮”一样，又可以说明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了以上两项过程，从而标志着邓小平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驳乱反正”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对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进行的同时，经济领域中也开始了“拨乱反正”。

    为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首先就抓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改革”，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

一、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改革”或“整顿”的意见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四日，陈永贵就农村工作向毛泽东提出建议，主张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实行大寨“政治挂帅”的“标准工分”，缩小“农村现有差别”。主要内容是：

    １、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一段时间内，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经过几年生产的发展，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２、关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问题。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沿用的还是定额包工、死分活评，弱点一是搞工分挂帅，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３、关于用什么办法照顾穷队的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采用国家出钱提高分值的办法，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从加速发展穷队的生产着手。

    ４、关于盖社员住宅问题。集体盖比单户盖好。这是防止扩大社员之间差别和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措施。

    ５、关于社员欠集体的粮食问题。我觉得，在一定的条件下，免了比欠着好，这样能大大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九月三日，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指陈永贵的建议）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九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

    九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说：“在国内，二十五年来，尽管有几次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总的是按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所以这二十五年来，我们做到了农业刚够吃。这件事不可小看，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达到每人占有粮食六百几十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依靠全体人民，依靠全体农民群众和全体农村干部努力的结果。”“人民公社制度提出以后，毛主席就概括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制度，肯定是一个成功的制度。”

    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按照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月四日，邓小平两次在会上插话表示同意过渡，并认为快过渡比慢过渡好，还说分田单干“不难解决”：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７日）

    （在谈到以小队为核算单位向大队核算单位过渡问题时）有两条：第一条，指导思想要有意识的向这个方向引导，向这个方向前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以后还要逐步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真正实现一大二公。第二条，步骤可以各有不同，要稳一点。

    ＸＸ农村单干的占１５％－２０％，那８０％里头还有好多的存在问题，但有多有少，程度不同。农村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对，这实际上也是整党的环节，整顿干部队伍的环节。

    农村不要只看到１５％、２０％，真正方针明确，方法对头，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很快就能转变。而且一定能带动农业生产，解决并不难。这半年是见效的。因为我们有二十几年的群众基础，群众拥护，干部、群众都有两方面的经验。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４日）

    （当谈到基本核算单位由小队过渡到大队，搞的时间不宜拖得过长时）这是对的，拖长了，波动大。

    关于所有制问题，主要写得不够明确。应把肯定方向，肯定指导思想放在主要地位。两三年并不长，两三年能够过渡，就很了不起噢。

    像Ｘ县搞协作，也是程度不同的创造了过渡的条件。Ｘ县的大队干部有组织协作的经验，制定大队生产计划的经验，那么搞大队所有制的领导经验就基本上具备了。

    所有制的改变要同机械化结合起来考虑。要考虑到机械化的水平，适应机械化的生产。如果五年内达到７０％的机械化，那么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势在必行。总是二、三十户来搞这个机械化，能适应啊？不管你水利机械化也好，耕作机械化也好，包括小型电站在内，都有这个问题。ＸＸ同志那个信没讲农业机械化这个条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机械化５年达到７０％，所有制太小了会不会发生障碍？

    我们农业是比较有基础的。现在提的七个“自”，加上分田到户，八个“自”，这些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风一正，群众一讨论，把领导班子问题一解决，这些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

    过渡准备提两三年，不提三五年。三五年准备，就要搞到七八年。

    过渡问题，是不是要写这么几个问题：首先讲指导思想，两三年也好，三五年也好，讲为什么要过渡，包括机械化。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讲分期分批，提出穷与穷、富与富、穷与富这样一些过渡的办法，包括过渡中的一些政策问题，昔阳不是有这个经验嘛。第三讲关键是领导班子，不管老中青，只要肯干，自己带头吃大苦耐大劳，恐怕这是第一条。

    各地情况不同。原则确定了，由各省根据自己的特点，提出规划。

    十月月八日，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座谈会写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意见（送审稿）》上报毛泽东，《意见》提出“从现在起，可以考虑大体上在今后５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内，基本上过渡到大队核算”，“用３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集中做好准备，使条件更加成熟，并认真总结已有大队核算单位的经验，然后在一两年内分期分批完成。”

    （引自主人公论坛文章：《邓小平曾支持１９７５年“穷过渡”》，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中，谈到这件事时，隐瞒了邓小平的这些观点。）

    毛泽东最终没有批发这个文件，陈永贵的意见被搁置。

二、一九七七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改革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制度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安徽省委制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

    一九七八年二月，四川省委制定《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

    二月三日，人民日报以《一份省委文件的的诞生》为题报道了安徽省委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

    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这方面，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奖金制度要恢复。稿费制度也要恢复。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五月五日，人民日报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四川省委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

    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者主义者怎样看待物质利益》。

    十二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讨论农业方针问题时，揭露和和批评了农业战绩上一些“左”倾错误的表现，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作了重大修改。

    会议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其中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

    一月，安徽省凤阳梨园公社小岗队１８个农民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

    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同意并批转国家农委党组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座谈会纪要》。（王任重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的。）

    这个《纪要》是３月１２日至２４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委的负责人，就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当前农村工作的一些问题进行座谈后产生的。

    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取得了大体一致的意见：

    １，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这是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根本出发点。

    ２，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分组作业，小段包工，按定额计酬的办法。对这种办法，群众满意，没有要求改变的，就要继续实行，总结提高，把它进一步办好。还有的地方，基层干部和群众不同意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也不要硬性推广。不论实行哪种办法，除特殊情况经县委批准者外，都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

    ３，必须注意保持人民公社体制的稳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基本上是适合我国农村现状的。

    ４，对已搞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地方，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至于喂养家畜、家禽、管理鱼塘、经营小宗作物等农活，实行个人岗位责任制，并且规定产量（产值），实行超产奖励，是统一经营下的专业化生产，不是对统一经营的否定，应当允许。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

    ５，不论实行哪种办法，都必须加强领导，不能放任自流。

    ６，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稳定生产关系，全力投入春耕。

    王任重主持搞的这个《纪要》，虽然是总结了各地的经验，听取了广泛的意见，基本上坚持了农业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但是，它不合某些领导人的口味。王任重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

    “五定一奖”即在生产队统一支配生产资料、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生产计划、统一重大生产措施、统一处理产品和收益分配的前提下，对作业组实行定劳力、定地段、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奖励。这一责任制，基本上坚持了集体所有制，又适当地照顾了社员个人的物质利益。

    六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凤阳县听了有关小岗村搞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

    显然，这是与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国家农委搞的《纪要》唱对台戏。不言而喻，他是有“来头”的。我国农村分田到户的浪潮从此开始了。这年夏天，安徽诞生了一首反映大包干、包产到户以后农村情况的诗：“集体干分掉了，人心干死掉了，干部干瘫掉了，耕牛干死掉了，农具干毁掉了，机械干锈掉了，公房干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学干停掉了，公活干停掉了，教育干低掉了，贫富干大掉了。”一时间，各种舆论纷起：“万里这个家伙到底要干什么？”“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三中全会来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辛苦辛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九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２０年来我国农业的经验表明，要要加快恢复和和发展农业，应该牢牢记取以下的主要经验教训：

    １，一定要要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政治局面。

    ２，一定要正确地认识和和处理农村以及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正确进行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左”的或右的干扰。

    ３，一定要集中力量抓好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

    ４，一定要持续、稳定地执行现阶段的各项政策。

    ５，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６，一定要正确地、完整地贯彻执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邓小平在３月２１日至２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去提以粮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

    ７，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按照自然规律和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决不能滥用行政命令，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不顾实际情况的“一刀切”。

    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两种不同观点妥协地产物。

    一九八０年四月九日，人民日报日报发表文章《联系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

    文章指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即包产到户）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一种形式，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包产的个人岗位责任制。

    文章说，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是１９７７年秋从安徽、四川开始的。当时，安徽省委决定：把集体无法播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这个办法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加快了秋种进度。在借地在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组，有的搞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群众创造的这些试点，不到三个月，全省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发展到４１０００多个，约占生产队总数的１５，２％。与此同时，四川省委在农业方面，也实行了“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１５％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这就是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试验。

    这是中央领导人发出的要在全国搞“包产到户”的新信息。

    四月八日至十六日，五届人大常委第十四人人会议，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五届人大常委第十五次会议，任命万里副总理兼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免去王任重的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职务。

    这意味着“包产到户”的主张代替了“队为基础”的主张。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五届人大第三次次会议，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九月十四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九月二十七日，中央印发了这次次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纪要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这个纪要说明，在这次第一书记会议上，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非常激烈。“包产到户”并没有作为一种要普遍推行的形式为大多数人接受。这是在农村搞私有化的第一个正式文件，邓小平的一贯的策略就是一步一步的诱导，这里说的是在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以后就逐步推向全国，农业合作化实行的集体经济，只剩下一个所谓土地仍然属生产队公有的虚名，这还“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吗？

    十二月十六日，陈云说，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赵紫阳同志在这方面起了极好的作用。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开始时步子要小一点，缓缓而行。（三卷２５０页）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杜润生《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意见》提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中间社队适于采用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建议在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适当扩大自留地的数量。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批语指出：最近以来，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滋长蔓延。

    《纪要》说，全国农村已有９０％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变动已经过去，现在转入了总结、完善、稳定的阶段。

    纪要说，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联产承包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交锋》的作者对这一段话有很妙的评论：“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纪要说，我国农业生产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

    一九八三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９３％，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邓小平说，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三卷２３页）

    什么是农业承包大户？农业资本家之谓也！在目前中国农业技术的条件下，承包大户承包了大量的土地，一定要有大量的资金，一定要雇用大量的农业工人，否则他无法进行生产。所谓“个体大户”的名词就是从这里来的。

    六月十八日，邓小平说，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三卷２９页）

    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一九八三年，１２７０２个人民公社被解体；

    一九八四年，３９８３０个人民公社被解体；

    一九八五年，２４９个人民公社被解体；

    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复存在。

    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雇工问题按《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执行。

    十月二十二日，陈云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九八一年我曾说过，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对工商业的改造是要消灭剥削，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则是要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质上也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三卷２９７页）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邓小平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发展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三卷１１７页）

    九月二十三日，陈云说，农民中从事农副业致富的，有“万元户“，但只是极少数。前一时期，报纸上宣传“万元户”，说得太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宣传脱离了实际。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三卷３０３页）

    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指出：我们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一定要注意发展合作制度，实行税收调节，做好扶贫工作，发展生产，走向共同富裕。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两极分化，引起群众不满，但还是要坚持，同时在口头上又说一下要走向共同富裕，以安抚人心，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六月十日，邓小平说，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三卷１５９页）

    前几年为什么发展较快？吃老本，只产出，不投入；对农民施加压力——不好好干就饿死你！农民既失去了对集体经济的依赖，也失去了对集体经济的信任、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对共产党的信任！除了靠个人，就只有靠天、靠菩萨。民谚说，西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他要人们各顾各！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邓小平说，（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

    取消了集体经济，实行土地集体所有下的个体经营，把原来集体所有的企业承包给个人，在这样的前提下，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的乡镇企业当然就飞速发展起来了，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说完全没有预料到，不过是掩饰其本意的推脱之词！

三、一九八九年以后，人们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评价

    一九九０年六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总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要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要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

    六月二十二日，宋平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加强农村工作，深化农村改革》。他指出：

    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坚持双层经营，创造了很多好经验。也有不少地方，在改革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片面强调“分”的一面，集体财产被分掉，致使集体经营这一层次在很多村庄成了空架子，双层经营实际上只剩下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单一的家庭分散经营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家庭经营，自然资源、劳力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农民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水利化、机械化、山水林田路电综合治理难以实现，科技成果难以推广。农村改革的最初几年，由于调动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较好地利用了长期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些问题似乎并不突出。但是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如果不加强集体的统一经营，许多事情光靠一家一户就会遇到困难。因此要做好农村改革的完善工作。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０年就明确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后他又多次强调这个精神。我们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要把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更好地结合起来，使以双层经营为特征的集体主义逐步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当前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农民群众的愿望，采取多种形式，把农户分散经营的积极性与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地方双层经营搞得好，要继续巩固发展。统一经营薄弱的地方，要在搞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加强统一经营。至于如何加强统一经营，采取什么形式，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同群众商量。看来，要加强统一经营，就得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使集体经济有些实力。目前农村中大致存在三种情况：一类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初步做到了共同富裕；一类集体经济比较薄弱，力量不强；再一类集体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地方叫“空壳村”。这类“空壳村”，公共事业无钱办，干部工作困难，干群关系紧张，党组织在群众中缺乏凝聚力。

    一九九一年八月，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说：

    “这种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民保持着发包和承包关系。集体统一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所以这种种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同于农业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

    这一段话中，除了所谓“土地公有”一句属实以外，其余的所谓几个“统一”纯属空话。既然它还保留着“土地公有”这个空壳，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户，当然与合作化前的小私有经济就会有所不同，但它们所有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小私有制，而不是集体所有制。

    “有些原来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的社队，在推行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没有继续坚持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则是一个缺点。”“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还存在另外一些缺点。如对保护集体财产和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注意不够；土地分割过于零碎，不利于使用机器和进行灌溉。”

    这些话多多少少承认了一些搞“一刀切”的错误。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力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国情的若干经济分析》中指出：

    “关于农村集体经济情况，有位同志给我讲了一个总的看法，现在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６０％以上“公有私用”，分户经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农村兴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伟大创造。这种分户经营和合作化前的单干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现在实行土地公有制，这是我国农民经过合作化的教育，经过反反复复实践，自己做出的选择。我记得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特别是１９８０年以后，很多地方都想把田地分掉。分来分去，农民觉得还是坚持土地公有制好，土地公有制在包产到户这几年里没有改掉，维持住了。现在的分户承包经营，准确的说法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体生产。有一个土地公有，土地所有权不准自由买卖，尽管是分户经营了，承包土地有权转让，但终究使农民分化问题有所缓解。有些人老想把土地公有制搞掉。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他们讲，通过包产到户，农村生产力解放了，现在障碍生产力进一步解放的枷锁就是土地公有制，唯有把这个枷锁打碎，实行土地私有化，农村的生产力才能毫无障碍地发挥出来。有那么一批人在制造这个舆论，而且有些地方也想这么干。

    这种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分户经营，或叫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体生产，同合作化的初级社比，有前进的方面。初级社是土地私有，土地入股分红，现在是土地公有。但是也有后退的方面，都分户经营了，各顾各了，许多地方统一经营、双层经营、集体生产、集体分配基本上没有了，有些大型农具都卖掉了、拆掉了，水利设施失修严重；有些贫苦地区，分户经营的农民养不起牛，又恢复了过去的人拉犁。记得在包产到户搞得很热闹的时候，一些老同志和基层同志说过，分户经营的包产到户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个作用的时间有限。１９８４年以后，农村有两亿多人口收入减少。”

    请注意这句话：“现在的分户承包经营，准确的说法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体生产”。这种“个体生产”虽然是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仍然是一种小私有经济，而不是集体经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立即宣布土地收归国有。在这种土地国有基础上的农民个体生产，仍然是小私有经济，而不是集体经济。

    “第二大类，还有统一经营、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各省市自治区大都有若干好典型。有些村子也包产到户过，分了土地，村办集体小企业搞私人承包，效率证明不好，又回过头来搞集体。他们有自己走过曲折道路的经验，所以越搞越好。这一类大概占３０％多，各省市自治区不一样，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上海的郊区县，前两年他们告诉我，个体、私营的不多，基本上保持了集体经济。我们那个五七干校所在的石家庄郊区也搞得不错。有一个村子，今年的收入平均每个人达到４０００多元，我们在干校的时候是１００多元。北京郊区的平原地区还坚持集体经济、规模经营，也有私人雇外地民工干的，山区分户经营了。集体化程度，各个地方不一样，有低有高；少数很高很好，令人深受鼓舞。新疆没有水根本没法种地，而搞水若不靠集体，靠任何单个人都不可能。新疆喀什地区１９９４年我去调查过，他们还坚持了“五统一”的包产到户。锦州附近的盘锦市，他们的统一程度更高，实行“七统一”，农民只负责田间管理，其它都还是集体经营。

    现在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来是先进典型，有好班子，坚持集体经济，如今却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甚至是行政命令，强制实行所谓的“改制”，不是完善、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是一味地用卖掉公有制企业的办法，来发展私营经济。

    使用雇工、规模经营的农场主，他们耕种的土地，小部分是家庭承包的，大部分是租用的；同“公有私用”、分户经营不同，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而属于农村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现有多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数字。”

    这里说的“农场主”，也就是邓小平说的“承包大户”。

    人们在谈到邓小平的农村政策时，常常提到他的关于“两个飞跃”的说法：“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问题在于，这里说的“第一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如果也可以算作是一次“飞跃”的话，那么，这种“飞跃”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前进的“飞跃”，而是从农村集体经济向个体经济倒退的“飞跃”。至于“第二个飞跃”发展集体经济，他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提出从包产到户转变到发展集体经济的四个条件：１，机械化水平提高了；２，管理水平提高了；３，多种经营发展了；４，集体收入增加了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邓选二卷第３１５－３１６页）。在目前这种实行包产到户的环境下，其中有些条件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根本就没有集体经济，怎么能提高集体经济的管理水平？根本就没有集体经济，怎么能提高集体经济的收入并提高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


发展城乡工商私有经济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对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进行的同时，经济领域中也开始了“拨乱反正”。

    为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同时就着手抓城乡经济改革，放手发展城乡私有经济。

第一阶段：个体经济的扩大和发展（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邓小平说，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

    从这时开始，打开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子。

    一九八０年中共中央６４号文件提出允许“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至十五日，国务院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

    一九八一年七月七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规定了城镇个体经济的性质、经营范围及扶持与保护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促进了个体经济的发展，到一九八一年底，全国城镇个体经营已有８３万户，共１０１万人。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鼓励发展“劳动者个体经济”其界限是在以自己劳动经营为主的前提下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五个以内的学徒”。

    一九八四年一月，党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发展“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雇工经营”。

    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书记处、国务院在听取农村工作汇报时提出，我国经济还很落后，人民生活还不富裕，需要放宽政策，努力发展生产，同时要善于寻求和利用某些变通的过渡性的经营形式，作为一种补充，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现在允许外国资本家到国内来办独资企业，允许国内个体经营存在，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允许这种补充形式存在，丝毫不影响反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三卷９１页）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顾委会上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几千亿美元，我们也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基本的东西归国家所有，归公有，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占主体。（三卷９１页）

    到一九八四年，非公有经济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１，２％

第二阶段：私营经济的再生和发展（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容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三卷１１０页）

    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发展一点个体经济。（三卷１３８页）

    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三卷１４２页）

    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三卷１４９页）

    一九八五年以后，非公有经济中的雇工大户逐渐多起来。

    一九八六年，这时及以前，党和政府对私营企业一直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即“看一看”，不提倡、不宣传、也不取缔。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看问题。（三卷２１６页）

    这是他一贯的方法！他要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不明说，只说是个小问题、小小的一点；看一看、再看一看；动是要动，现在不忙着动，动也就是制约一下等等。一步一步地引着别人“摸着石头过河”！这大概就是不同于苏联的渐进式的演变过程。

    一九八七年十月，党的十三大明确了对私营经济的认识：“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私营企业雇佣一定数量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非劳动收入。”

    一九八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个别条款的建议，建议内容是：（１）第十一条原文后增加一款：“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２）第十条第四款原文后增加“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实际上，私营经济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大量发展起来。

    一九八八年四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一九八八年六月，国务院颁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明确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财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

    私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这年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现有私营企业２２，５万户，雇工３６０万人，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１％。

    另据《中国的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说，“１９８８年年底，全国城乡约有私营企业５０万户”（第５５页）

    这是私营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一九八九年八月，党中央九号文件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一九八九年私营企业的登记注册数仅为９万户（９０５８１户）。上海仅有私营企业１０１７户，注册资金５０８３万元。

    一九九０年，私营企业没有增加。

    二月，《当代思潮》第一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一九九一年底，各种非公有工业企业达到６３９，７５万个，其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１１，３６％，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公有经济占到２０％；私营企业注册的为１０，７万户，其中百万富翁已有４８８人。（全国工商局抽查）

第三阶段：私营经济飞速发展（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十四大，

    私营经济发展步子加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有百万富翁５０００人。

    １９９３年比上年，私营企业的户数增长７０，４％；从业人员增长６０，７％；注册资金增长２０７，６％。实际流入外资金额增长率４９，９５％

    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１９９３年，全国“双五百”私营企业（注册资金超过五百万元或雇工超过五百人）共６４７家。这６４７家大型私营企业平均注册资金为１２３９万元，企业净资产平均为２１９０万元，平均雇工为２１８人。其中净资产超过亿元的有２０家，平均资产二亿元，最高为５，４亿元。这２０家中，有十三家（占６５％）是１９９２和１９９３年开办的。

    １９９４年底，私营企业达到４３，２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１８６，６万户。居民个人投资达成３１８，６亿元。非公有企业工业总产值达７３８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２，２％

    １９９４年底，私营企业在工商部门注册数为４３，２万户，从业人员６４８，４万人（其中投资者为８８，９万人，雇工为５５９，５万人）注册资金１１４７，８４亿元。户均从业人员１５人，户均注册资金３３，５万元。与１９８９年相比，户均从业人员减少３，１１人，但户均注册资金却增加２４，１７万元，是１９８９年的３，５９倍。城镇私营企业的户数占总数的５５，８５％；东部地区户数占总数的６７，５％，中部地区占２２，１％，西部地区占１０，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数的比重为７，２％，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１１，５１％，占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为２８，５４％，占全社会商业网点总数的比重为８７，１％，占全国工商税收的比重为７，３％。上海的私营企业发展到１７２１４户，注册资金７３亿元。１２月１９日《经济日报》胡培义的文章说，南方某特区城乡居民存款有４００亿，其中个人存款上亿元的有６３位

    １９９５年６月末，全国私营企业已达５６，３万，从业人员８２１，７万人。１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拥有１００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口已超过１００万人”３月１８日《中华工商时报》文章认为，“实际上这个数字以３乘还保守。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３日，《文汇报》报道，“《福布斯》列入其一年一度的全球巨富的龙虎榜首次列入中国１７名民营巨头。”这十七人的财富已超过４１亿元。１１月２４日，《经济日报》刊登“‘９５年中国大型私营企业调查结果’说，在５０００家拥有千万元以上资产的私营企业中，有４１家是拥有亿元以上的。”

    １９９５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达６３，１万户（以上均为注册数，非实际数）。

    １９９６年１、２期《上海经济研究》文章称中国约有３０个亿元富翁。

    据统计材料，１９９６年底，我国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经济已占３０，８％；城镇从业人员中，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已占４３，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非公有制经济已占３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非公有制经济已占５３，３％。

    １９９７年第一季度，私营企业注册户数达到２１３９８户，注册资金９８亿元。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６日《中国财经报》报道，截止１９９７年上半年，我国私营企业已增加到７０，９万户，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已达到１０１４万人。

    １９９７年底，全国注册的私营企业９６，０７万户，从业人员１３４９，２６万人，注册资金５１４０，１２亿元。（个体工商户为２８５０，８６万户，从业人员５４４１万余人，注册资金２５７３，９８亿元。整个非公经济共吸纳了８５００万左右就业人员。１９９７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纳税５４０亿元，比１９９８年增长十倍多，占全国工商总税收的比重由３，９％上升到７％）（经叔平代表全国工商联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发言，人民日报一九九八年三月十日）

    到邓小平去世的这一年，中国的私有经济（不包括外资）已经占据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而这正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


引进外来资本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对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进行的同时，经济领域中也开始了“拨乱反正”。

    为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以便大量引进外来资本。

一、试办经济特区，引进外来资本

    一九七八年七至九月，国务院务虚会强调，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九月五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

    一九七九年初，习仲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一九七九年四月，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当天在同习仲勋的谈话中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时，有一位副总理当场泼冷水，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７０００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

    中央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九月十八日，陈云说，现在谁也不反对借外债，但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基本上说，只有两种外债：第一种是买方信贷。第二种是自由外汇贷款，这一种贷款数量很少。对第一种，现在有些同志说外汇可以脱钩。在目前自由外汇不够的条件下，这样的事不可能办到。利用外资来进行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三卷２３９页）

    他的这些意见，很大程度上是后来与邓小平分歧的起因。

    十月四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

    十月四日，邓小平在会上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自然的，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邓选二卷１９４页）

    以后他又说不争论。

    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会见外国人说，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了自己。

    一九八０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八月二十一、三日，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都不会影响公有制吗？量变到一定限度，必然引起质变！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区别何在？

    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十二月十六日，陈云说，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但是，对外债要分析。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除非国际关系有大的变化，这种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不会失掉。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这只是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三卷２４８页）

    这个讲话说明，在“打破闭关自守，实行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陈云的思想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但也有区别。

    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多年闭关自守。（二卷３５４页）

二、外资大量涌入，社会效果初步呈现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至十五日，国务院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纪要。批语指出：

    去年以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并波及全国许多地区。走私所以发展到泛滥的地步，主要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和打击走私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不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给走私分子内外勾结以可乘之机。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以后，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种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各级领导干部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走私、贩私活动坚决打击，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容忍、姑息。对一切支持、包庇走私、贩私活动的不法分子，都要进行坚决斗争，严肃查处。

    这是最后一次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以后这样的提法就很少见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泛滥成灾了！

    七月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决定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但也有不少的人对此表示怀疑：把外国和港澳私人资本引进来，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吗？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国旗是社会主义的、红色的之外，其它的一切还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是红色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陈云说：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例如，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三郑２７６页）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发言，他说，大中小项目一齐上，外国、华侨、港澳资本家一齐来。适当放宽政策，让他有利可图。经济要服从政治的提法不全面。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陈云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三卷２８０页）

    在特区问题上，两派意见已经针锋相对，分歧已经摆在桌面上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邓小平讲话《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他说，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三卷３２页）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九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二月九日，邓小平又到厦门，说“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又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沿海特区搞好了，收入就可以高一点，可以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三卷５１页）

    三月二十五日，邓小平会见中曾根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需要大量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三卷５３页）

    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寄托在国际资金的合作上，就等于建立在沙滩上！

    三月二十六至四月六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召开。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会议纪要。

    邓小平与陈云的分歧日益加剧。

    六月二十二、三日，邓小平说，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三卷５９页）

    六月三十日，邓小平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三卷６３页）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三卷６５页）

    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点，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三卷９０页）

    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顾委会上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几千亿美元，我们也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基本的东西归国家所有，归公有，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占主体。（三卷９１页）

    十二月十九日，邓小平说，我们对外开放二十个城市（也是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三卷１０３页）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会议纪要，决定先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和闽南厦（门）、漳（洲）泉（洲）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八月一日，邓小平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三卷１３３页）

    有的人可以搞试验，别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搞试验？！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四日，谷牧宣布，一九八五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额为５８，５亿美元，比前年增长１２０％，新批准建立中外合资企业１，３００多个，为前五年的总和。

    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邓小平视察天津时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有没有对象？可以多找一些国家。人家借给我们钱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我向来不怕。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三卷１６５页）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八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发区范围的通知》，这个通知的内容是三月四日至八日国务院召开的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决定的。会议认为，对外开放九年来，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即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格局为沿海地区经济转向外向型经济，参加国际大循环，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强调要“两头在外”，大出大进，以出保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次新划入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共１４０个县、市。这样，市、县增加到２８８个，面积增加到约３２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１，６亿。

    四月十三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九月五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三卷２７１页）

    一九八九年二、三月间，陈云就改革的路线问题向邓小平提出：关于沿海战略——总犯急性病，沿海开放城市一下子搞那么多，沿海开放战略一下子放开，只能是肥水外流，输血出口，这样搞下去，国家怎能承受得了？

    二、三月间，邓小平对李鹏说：沿海战略的提法也不要动了，关系到两亿人口的积极性问题。

    一九九一年底，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１１９．７７亿美元。（全国工商局抽查）

三、政绩好不好，就看外资引入多或少？！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月，邓小平说：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三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收益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税收，工人还要拿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终究没有能证明：为什么“外资”就不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说“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受制约也好，有益补充也好，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好，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外资”的资本主义本质！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级领导机构都把引进外资作为考核成绩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

    一九九四年底，三资企业达２０．７万户；外商直接投资已达３３７．６７亿元。

    在这种幻想依赖外来资金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从八十年代开始，各地层出不穷地发生了外来骗子甚至本地骗子，骗取大批钱财的案件。下面这个案件是较为典型的一个。

    一九九三年三月四日，王发运找到衡水农业银行行长赵金荣、副行长徐志国，介绍美国亚联集团公司的总裁梅直方、副总裁李卓明。一九九三年四月一日，双方达成协议，由衡水农业银行出具一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由亚联集团从国际财团贷款打入衡水农业银行，也就是说由亚联集团公司持信用证而产生的贷款债务由衡水农业银行来承担。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赵金荣以衡水农业银行名义，越权签发了二百份以亚联公司为申请人、中国衡水农业银行为开证行的一年期可转让、不可撤消、到期即付的一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而这个所谓亚联集团公司，是在美国花六百美元注册的一个空壳公司，根本不具有还贷款的能力。梅直方、李卓明是一个国际诈骗集团的成员。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他们补交给赵金荣的一百亿美元的反担保文件，也是由他们自己制造的、国际上根本不复存在的“联合国家共和银行”开出的。由于有关方面的努力，在一年有效期限内没有发生一起资金支付情况，从而避免了巨大损失。赵金荣、徐志国根本就不了解备用信用证的用途，他们也没有开展外汇结算业务的权力，开具信用证更不属于他们的业务范围，也不请示上级。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干呢？一句话，他们引进外资的心情太迫切了！能够引进这样一大笔外资，他们的工作成绩就可以达到全国之最，不但可以升官，而且可以发财！被引进外资即将成功的喜悦冲昏了头的他们，那里还会去考虑其他呢？


国企改革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对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进行的同时，经济领域中也开始了“拨乱反正”。

    为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除了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放手发展私有经济、引进外来资本，同时还要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强调说。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但强调的是，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邓选二卷１０１页）

    一九七九年八月七日，新华社报道：安徽省委决定，在部分工厂试行从利润中提取奖金的办法。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指出：发奖金与为革命献身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应该用经济办法推动经济发展，重新认识奖金的作用，纠正我们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十月四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

    十月四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邓选二卷１９４页）

    “拨改贷”！这一下就割断了国有企业原有的资金来源、加重了国有企业的利息负担。

    一九八０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去年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奖金一项发了约五十亿。有些生产、利润都没有完成计划的单位也发了奖。有些商品乱涨价，也与一些企业追求多得奖金有关。好多地方工人的实际收入成倍的增长，就是由于滥发奖金长上去的。另一方面，好多行业得不到奖金，特别是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军队，这就造成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还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人和单位给予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必须照顾整个社会。（邓选二卷２３９－２７３页）

    这几年掀起的一股滥发奖金风，确实让一部分工人得到了“实惠”。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国有企业身上的绳索越捆越紧，利润下降，工人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一九八０年九月二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报告指出，一年来，全国已有６６００多个企业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报告批准，从一九八一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国务院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整个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这种所谓“扩大企业自主权”，仅仅是扩大企业少数领导人的权力，对于广大工人职员来说，他们的权力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国务院就《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出通知：肯定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的方向是对的。普遍推行承包制。

    “承包制”，是要把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的经验推广到城市，特别是国营企业。“留足国家的，其余归自己”。一些承包人（一般是厂长经理）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使用一切损害国家、工人利益的手段。实际上，这是国营企业私有化的第一步，使少数未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获得了“原始积累”！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陈云说：经济工作另一个大方针：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

    批语说利改税是一项重大改革。自１９８３年１月１日起实行，征税工作从６月１日开始办理。

    把国营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改为缴纳税收。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样一来，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就没有区别了；二是由于税率不平等，国营企业税负过重，私营企业税负过轻，“三资”企业还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是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认真搞好国营工业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实行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工作厂长（经理）负责制。

    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取消党委集体领导下的个人负责制，使厂长（经理）个人的权力极大的膨胀起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院正式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中央通知指出：实行厂长负责制，必须保证厂长在企业生产经营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权，突出厂长在行政指挥中的作用。但是绝不应把实行厂长负责制同加强和改善党对企业的领导、巩固和发扬民主管理对立起来。而是要使企业行政、党组织和工会等群众组织的工作，都紧紧围绕生产经营这个中心，按照分工，加强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实际上由于权力、实力不对等，三驾马车并不是各拉各的套，而是形成以厂长为核心，行政、党组、工会都围着厂长转。

    至一九八七年六月底的统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已达３５２３２个，占同类企业总数的６３，９％。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其中，全民所有制小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可进行股份制度点；有些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服务业企业可由企业主管部门进行拍卖或折股出售，允许购买者分期偿付资产价款；经营者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

    对国营企业实行租赁、承包、股份、出卖等等方式，化公为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这时起开始大幅下降。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邓小平说，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搞企业联合。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三卷１９２页）

    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局讨论并原则同意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

    一月十四日，《经济日报》发表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写的文章《关于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的几点意见》。

    一月十九日，以石家庄造纸厂为龙头的“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石家庄市市宣告成立。

    来自北京、甘肃、山西、山东、黑龙江等１１个省市的２８家造纸厂厂长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我国第一个由中小型造纸厂组成的企业集团，除石家庄市造纸厂是盈利企业外，其余厂家绝大多数是亏损厂和微利厂。造纸企业集团坚持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采取集体承包的形式发展成员厂家。集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各成员厂家实行厂长负责制。马胜利被推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集体承包的法人代表。对各成员厂家，由集团同当地政府协商，委托代理法人。集团采取总经理向各地政府直接承包微利、亏损中小企业的办法，包进来，包下去，层层承包，逐步扩大。

    “马承包”一时名震神州。

    他曾先后４次受到邓小平接见，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荣获全国轻工劳动模范、中国优秀企业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称号和两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我那时好胜心强，个人英雄主义，承包对象必须是亏损企业，先是把厂里中层领导派出去，最后连班组长、工人也派出去了，结果外面的企业没搞好，还累及大本营。”

    １９９１年５月，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宣布解散。４年之后，马胜利被上级主管部门免职。拿着每月１３５元的退休金，他黯然回家。虽然最终的审计表明马胜利在经济上是清白的，但这个原本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突然间所有的待遇都被取消。

    马胜利从“一包就灵”神话的创造者，跌落到一无所有。

    最困难时，马家天天吃大白菜。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８日，石家庄闹市区传来马胜利的吆喝声：“卖包子哟，一元钱两个！又大又香的牛肉包子！”

    两年后，马胜利的包子铺在城市道路建设中被迫拆除。马胜利又办起了马胜利纸品经销公司。他给自己的产品取名为“援旺”牌（“冤枉”的谐音）卫生纸、“六月雪”牌餐巾纸，由保定市一些生产厂家生产后，他拉回石家庄销售。

    １９９９年，就在他又雄心勃勃地开始谋划组建“马胜利造纸厂”时，上级领导给他解决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并将他的月收入提到了９３０元。在领导的劝说下，马胜利收摊回到了家中，重归沉寂。

（原载２００４年４月８日《中国青年报》）

    四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四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通知。

    通知说，《企业法》的灵魂，是国家在保持企业财产全民所有权的条件下，使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和依法处分权。这就是说，企业如何经营，如何发展，企业财产如何转移，包括相互投资、相互持股、相互组合等，都应当由企业依法自主决定。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只要不违背《企业法》及有关的法律，都是合法的、允许的。

    根据十三大的决定，企业的党组织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行使保证监督职能。

    “国家”这个老板真好当，只要把财产交给代理人，就什么都不管了！至少找一个什么样的代理人，总得操一心吧，这个代理人搞了一年或一届是赚了还是赔了总得过问一下吧，他们经营管理的财产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积累下来的哟！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对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进行的同时，经济领域中也开始了“拨乱反正”。

    为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就要实行私有化、放手发展私有经济，要实行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就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一、一九七九年以后，声称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调节，
市场经济可以与计划经济相结合

    １９７８年７～９月间，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已经平反的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曾长期担任经济工作领导人的资深经济学家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同陈云商讨以后，主张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一点市场调节作补充。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在为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中，提出：“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

    显然，这里已经有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苗头。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陈云写文章：《计划与市场问题》：

    １、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论点来之于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２、一九一七年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

    ３、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必须有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

    ４、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对价值规律的忽视。

    ５、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６、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三卷２２０页）

    十一月二十六日，邓小平会见外国人说，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了自己。下面一段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对话，非常有意思。

    “吉：是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

    林光达：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说市场经济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选二卷２３１－２３６页）

    很明显，开始邓小平也是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来看的，在林光达的“启发”下，他才把市场经济说成是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脱离的形式。市场的作用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利用，过去都说是市场调节。通用的说法是：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邓小平的说法也是一个创造！而且明显地与陈云的观点相对立。

    一九八０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中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在１９８３年出版时，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到１９９４年出版新版时又改回原样，并在注释中作了说明。）

    一九八０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有些地方、部门和个事业单位，不顾整体利益，违反物价政策和物价纪律，为了片面追求增加利润，多发奖金，任意扩大调价商品范围，随便提高调价幅度。

    １９８０年９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这份文件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这个《初步意见》得到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赞扬，并在１９８０年９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得到一些人的赞同，但是党内意见并未达成一致，也没有形成正式的决议。

    一九八０年十二月十六日，陈云说，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我们的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三卷２４９页）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通知指出：

    当前，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存在着一种不正之风。一些企业为了推销产品、购买原料和承包业务，乱拉关系，牵线搭钩，给以大量现金或实物，作为“酬劳”，使所谓中间人，以及业务人员、推销人员，从中获得高达数百元、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利益。有的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发给购销人员进行请客、送礼、拉关系的费用；有的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物权和工作方便，里钩外联，私通买卖，从中牟利；有的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在相互购销活动中提取“回扣”；有的企事业单位以发奖金为名，支持购销人员搞不正之风；等等。

    十二月二十二日，陈云在省市委第一书记会上讲话：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总之，市场调节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的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他还说，我们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里就意味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三卷２７５页）

    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就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陈云这样说不是针锋相对吗？还有特区问题、建设速度问题。两人的分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稳定市场物价的通知》。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陈云说，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坚持上述原则，不能例外，现在计划不受欢迎啊！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三卷２７９页）

    １９８２年８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有一位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家”组织并批发了参加起草工作的五位同志给他的一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意见，都是“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错误观点。信中提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这种批评的结果，使十二大政治报告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没有接受资产阶级自由派鼓吹的市场经济的影响。十二大政治报告重申“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并强调指出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问题上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错误观点。后来红旗出版社编辑部把部分文章编辑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一书出版。该书编者在《前言》中的说，“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经济特征”，“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对于诸如“认为计划调节只管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即各个企业的活动应由市场调节”，“认为市场经济比起计划经济要优越得多”这类“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

    这时，薛暮桥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作了检讨。刘国光也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受到批判。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邓小平与计委谈话，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三卷１６页）

    全国一盘棋，不正是计划经济吗？为什么以后要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日，陈云说，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计划的指导。（三卷２８７页）

    在安徽和四川这两个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省份，实行了以下两项举措中：（１）实行“包产到户”；（２）在国有工商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这两类改革为市场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开了大门。

    在商品经济论遭到批判，城市国有经济的“改革”陷于停顿以后，已经在党中央取得领导地位的邓小平把改革的重点转向农村。

    在这方面的重大转折是从禁止包产到户转为允许包产到户。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后仅仅两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家庭农场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其中多数实行“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我们自己的”的“包干到户”制度。一些认为，在农村实现了小私有的个体经济以后，市场经济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在农业中的承包制改革取得“成功”以后，顺着这条路子采取了一种有别于以国有经济为重点的、“渐进主义”的“体制外先行”新战略。具体地说，就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的重点放到国有经济以外的部门去，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增长，建立市场导向的新体制。这种“体制外先行”的战略，也可以称为“增量改革”战略。

    实行“增量改革”，不是一下子就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成市场经济，而是在占主体地位的国有经济内大体上保持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基本架构，同时在国有经济之外开辟市场经济的新园地。实施这一战略的“好处”是：第一，不会在领导核心中引起大的争论；第二，国有企业的既有权力和利益得到了保护，引起的震动小；第三，干部也容易接受。

    加之在这以前就开始了的对外开放，在沿海地带开辟了大片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开放区。到８０年代中期，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成分，无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在工业生产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一心两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体两制”（即“一国两制”，一地两制，一厂两制，一户两制，一人两制）。人们说，“一心两点”是主纲，它有意识地引导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内先行展开。“一体两制”，俗称“双轨制”，则成为推进经济改革的主导方式。

    实际上，这也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演变”策略。

二、一九八四年以后，声称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结合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九八四年五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

    当时参加这项研究的一些人认为，要落实“扩权十条”，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而且要求整个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变。于是，政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酝酿要在预定于１９８４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恢复名誉。这些人特别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历史的必然。具体说来：第一，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双轨制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这意味着对它的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第二，从１９８４年初开始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第三，国有企业在指令性计划束缚之下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进行国民经济总体性的市场取向改革。

    一九八四年十月四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要求，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服务业，实行市场调节。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决定的主要内容有：１，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同时还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２，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杆杠的作用；３，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４，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５，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和国内的经济交流；６，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７，加强党领导，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人说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中国的改革规定了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请注意！自由派的理论家们在这里是把“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划等号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后，北京等地很快出现了抢购风。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邓小平说，这次北京就出现抢购物资的现象。不仅北京，好多城市都有。（三卷９８页）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最近出现一些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国际上有人把它看得比较严重，我们自己心里是踏实的。（三卷１１３页）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的情况和稳定物价措施的报告》，报告说，有的价格改革准备不足，影响较大；有的地方剩机乱涨价的歪风没有刹住，一些工业品涨价的趋势仍在发展，部分城市蔬菜价格高，若干大中城市零售物价指数上升幅度大；部分地区国营食品、蔬菜公司工作不适应，调剂供求、平抑价格的主渠道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邓小平说，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去年年底发现多发了一百亿的钞票，今年物价上涨得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三卷１３０页）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邓小平说，北京出现了一阵抢购，有半个月人心惶惶。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三卷宗３１页）

    他原来说，城市改革三五年就可以看出成败来。现在改口了，要看二十年，以致七十年。也就是说，在这七十年中，搞得再坏，也不能说失败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的问题，强调发展商品、资金、劳务（即劳动力）、技术四大市场，这就使“商品经济”的概念更加接近于市场经济的概念。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陈云说，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七五”期间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速度，分别为百分之七和六，这个速度比较适宜。一九八四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今年一至七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三卷３０５页）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讲话《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格隆瓦尔德：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三卷２０３页）

    邓小平从来就是把计划计划经济与计划调节、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两者之间划等号。这时，他不讲以计划计划经济为主，只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也完全突破了改革初期计划与市场各分一块的老框架，而强调“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难怪有人说十三大政治报告“离确认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只隔一层纸了”。

    物价大幅上涨，老百姓遭殃。一方面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都穷下去。这种两极分化，必然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一九八六年的学生“民主”运动，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辞去总书记一职。但反对自由化，仅停留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不准涉及经济领域。

    一九八七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举行。

    十三大以后，经济理论界的一些人建议直截了当地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使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但也有一些人持相反的意见。

    国民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速增长，再次引发了通货膨胀和经济秩序混乱。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说，多年来，物价问题是国家的沉重负担。旧的价格制度不符合价值规律，国家每年都有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了很大包袱。这次副食品价格一放开，就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话很多。要轻装前进，物价问题非解决不可。（三卷２６２页）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政治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当前全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问题。赵紫阳说：“中国这条大船遇到了风浪，形势严峻。”一九八七年，物价大幅度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会议认为，目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价格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不能回避。改革会有风险，但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

    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会后全国不少城市出现物价大幅上涨，市民大量提取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引起群众不满。

    十月十八日，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表明，由于需求过旺，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是：

    １，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同能源、运输矛盾加剧。

    ２，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供应能力。

    ３，国内市场需求过旺，不少城市出现抢购现象。一至三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８％。特别是八月中下旬，受物价大幅度上升及各种传闻影响，大部分商品销售异常，有些商品曾出现断档脱销。

    ４，消费基金增长过快。一至三季度，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０，１％；社会集团购买的消费品额增长２１，３％。

    ５，物价大幅度上涨，部分职工实际收入下降。前三季度平均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约１６％。三十二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１８，３％。

    八月三十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

    九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治理整顿：

    （１）紧缩货币供给；

    （２）清理在建项目，控制投资规模，加强对投资的引导和监督；

    （３）坚决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４）借助行政命令，加强物价调控，整顿流通秩序。

    经过１０个月左右的努力，到１９８９年６月，治理整顿的部分目标已经实现。投资和消费需求都得到了控制，物价下降，经济增长回落。

    十一月，陈云与赵紫阳谈话，提出要把农业抓好，要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处理好，应当提高粮食价格等，他说：“社会主义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七日，邓小平找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谈话，他强调：

    （一）开放改革十年以来，我们没有犯什么大错误；

    （二）不要让通货膨胀、放价猛涨、抢购风和不正之风吓倒了，这些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总会得到解决的；

    （三）虽然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难，但开放改革不仅要坚持，还要大步前进；

    （四）在排除各种困难，在改革的路上继续前进的时候，千万要警惕那种企图走回头路的现象。

    二、三月间，陈云向邓小平提出：

    （一）四年前，我就提出不能片面提‘无工不富’，还要格外注意‘无粮不稳’的问题，现在证明我这个提醒是正确的——

    （二）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多次讲到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指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形式，市场经济仅是补充形式，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搞计划经济——现在搞‘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搞的是无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讲有计划按比例，把整个国家推进‘自由竞争’的粪坑中去‘实验’，结果带来这么大的混乱，和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放弃社会主义目标造成的恶果”。

    推行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引发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

    尽管如此，市场改革派和计划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不搞两极分化”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及其他方面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不断地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这就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首先是贫富结构的两极分化。

一、八十年代，邓小平的预言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邓小平说，在中国现在的落后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三卷６４页）

    这段话讲得非常好！这不就是以后人们常说的姓“社”姓“资”的问题吗？这个问题，本来就是邓小平自己提出来的，可是，以后他又对人们议论这个话题表示不满。真是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把这段话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对照，似乎又不尽然。从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就在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来资本主义经济，这些经济成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也不实行按劳分配制度，怎么“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呢？尤其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怎么能保证“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呢？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三卷１１０页）

    这段话也讲得非常好！邓小平为他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或失败，提出了一条明确的标准，这就是：是否“导致两极分化”。可是，也有不好的一面，以后，有的人为了怕别人说改革开放失败了，就拚命地否认客观上已经存在的两极分化的事实。

    一九八五年五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三卷１２３页）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三卷１３９页）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始终避免两分化。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三卷１４９页）

    第一，公有制本身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但是，当公有制只是占主体地位（譬如占百分之五十一）时，其余部分的私有经济并不能避免两极分化；第二，什么才算占主体地位？按照现在的解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算公有制、国有控股也都算公有制（在现代股份制中，占有百分之几的股份，就可以控股），这样算来，真正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只要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可以说是占主体地位了。这样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难道能避免两极分化吗？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三卷１６３页）

    一九八六年以前，为了收拢人心，农民的产品提高了价格，工人职员发了奖金，虽然社会上出现了不少 “万元户”，但总的来说，两极分化还不突出。这并说明，当时的政策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而是暂时“效果”还没有突显出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这种“效果”就会越来越显著。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三卷１７２页）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三卷１９５页）

    过去说，根本就不会产生两极分化，现在说，要“防止”两极分化了。事实比人强！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邓小平说，（雇工问题）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三卷２１６页）

    这说明，他也承认，雇工剥削就是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原有的劳动者中，一部分人变成剥削者，另一部分人变成被剥削者。所以，允许雇工存在，就是允许剥削存在，就是允许两极分化。

    一九九０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三卷３６４页）

    这说明，邓小平也承认，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加剧。

二、九十年代，中国的现实

    有文章指出：从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开始产生挫折感。８０年代社会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均衡。个体户、工人、知识分子，每个阶层有它的不满，有他自豪的一面，也有可保留的一面。但９０年代却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是到了９０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了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

    有文章指出：中国居民收入已出现两个值得警惕的征兆：一是二○○○年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零点四一七，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二是因不同收入阶层形成金字塔型社会，其中年均收入接近以及超过两万元人民币的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五，但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均收入仍在两千元以下。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的最新报告显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以及贫富分化加剧，已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根据《２００４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当前个人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极大，在此调查数据中，城镇个人平均月收入是农村个人平均月收入的２．５倍，同时，发达地区的个人平均月收入是欠发达地区个人平均月收入的２．５倍，而发达地区的城镇个人平均月收入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个人平均月收入的５．４倍。

    六类不同发达程度的城镇和乡村地区：发达城镇地区、较发达城镇地区、欠发达城镇地区、发达农村地区、较发达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农村地区

    从生活在当地社区的人的眼光来看，收入状况在当地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人，能够维持较体面的生活，这些人可以算是收入中产。 根据上述标准归类的收入中产的比例为２４．６％，也就是说，在适龄社会人口中大约１／４的人是收入中产。

    在当前中国适龄社会人口中，只有４．１％的人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现代中产阶层的标准，如果加上老中产阶层（收入在中等以上水平、家庭消费达到小康并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或以上的个体工商户），那么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７％。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现代中产阶层的实际数量为３５１８．５万人，包括老中产阶层在内的中产阶层的实际数量为６００７．３万人。

    数据显示，大都市的现代中产阶层的比例为８．７％，如果把老中产阶层也加上，则中产阶层比例为１２％。如果按单一指标界定，职业中产占２８．３％（不包括老中产）和４１．２％（包括老中产）；收入中产占２３．８％；消费中产占５７．６％；主观认同中产占５７．８％。 大都市现代中产阶层的职业构成如下：党政官员１１．８％、企业经理人员２２．１％、私营企业主９．８％、办事人员２３．９％、专业技术人员３２．４％。

    有文章指出：二００三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八千四百七十二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两千六百二十二元。二００三年，一家媒体公布了中国的“四百大富豪”，其拥有的财富总量为三千零三十一亿元，相当于二００一年贵州省ＧＤＰ的三倍。

    二００三年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一九九一年为零点二八二，一九九八年为零点四五六，一九九九年为零点四五七，二０００年为零点四五八，十年上升了一点六二倍。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提出了近年来贫富分化的新特点。从总体上看，分化程度上升，但上升的速度比九十年代中期减缓些；财产的集中程度高；区域间分化严重；城乡分化达到历史最高期；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分化严重。从总的社会结构看，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金字塔社会，中间阶层严重欠缺，下层和中低收入阶层跟整个社会严重脱节，形成经济底层社会，并形成底层文化和社会观念。

    有文章指出： 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１年我国城镇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是扩大的，收入在明显“富者”阶层集中。１９９０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１：３．２２，而到２００１年两个阶层间的收入比扩大到１：５．３９。就是说，在１１年间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两倍以上。１９９０年，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的人口占调查家庭总人口比重为１７．２％，他们获得的收入占去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２６．８％。相反，占去人口２２．８％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户收入比重只有１４．３％。到２００１年，这种贫富状况进一步向两极分化，低收入户所占收入比重更低，高收入户所占收入比重更高。当年，占人口比重只有１７．６％的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在总收入中所得到的份额上升高达３２．６％，而处于最低端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户人口比重占２２．２％，收入比重却降为１０．７％。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城市有２０％的人口获得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足１０％，而另有２０％的人口却获得了社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趋势表明，我国城市收入分配结构在向有利于“富者”的方向变化，“富者”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多，而“穷者” 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少。


“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及其他方面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不断地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这就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阶级结构的变化，不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个体经营者阶级，而且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说，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三卷９１页）

    从逻辑上说，这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量发展起来的个体经济的必然趋势就是两极分化，少数胜利者就会开始雇佣工人，形成所谓的“个体大户”，随之私营经济发展起来。既然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和发展，私营经济的人格化就是所谓的“私营企业主阶层”，即资产阶级。

    现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还只有几百美元，就已经产生了资产阶级，还说什么几千美元！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邓小平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三卷１１１页）

    这句话说得好！提出了划分划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标准。但也有不好的一面，有的人怕别人说他们的“改革开放”“真的走了邪路了”，只承认产生了一个“私营企业主阶层”，而不承认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有的人甚至说：现在产生的是“社会资产阶级”，不是“新的资产阶级”，所以还没有走上邪路。

    一九八五年五月，邓小平说，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三卷１２３页）

    这里，邓小平使用了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人民。在存在着私有制的社会中，“人民”是划分为阶级的。工人阶级、集体所有者阶级、个体所有者阶级以及大部分的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创造的财富，一部分归了资产阶级，怎么还“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呢？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三卷１３９页）

    以前，邓小平是根本不承认会产生资产阶级的！这里，他退了一步：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那么，怎样才算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呢？总不能由某一个人说了算吧？你不承认它是一个资产阶级，它就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吗？自欺欺人而已！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邓小平说，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三卷１７２页）

    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已经造成了产生资产阶级的条件和环境，它就必然会产生出来，你允许也罢，不允许也罢！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邓小平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三卷２０８页）

    不是“可能”，而是“现实”。问题在于，怎么样解释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注意！一九八七年以后，邓小平再也没有说过“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八七年，他就已经承认“私营经济是一种雇佣劳动的经济关系”，而在一九八八年，私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私营企业主的人数日益增多。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现有私营企业２２，５万户，雇工３６０万人，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１％。

    另据《中国的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说，“１９８８年年底，全国城乡约有私营企业５０万户”（第５５页）这里还不包括成千上万的“三资企业”。

    而在一九五六年，我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当时的私营工商户只有十八万户！

    参照这个数字，一些人还能拍着胸脯说：中国“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吗？


官僚资产者是怎样变出来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及其他方面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不断地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这就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阶级结构的变化，不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个体经营者阶级、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而且还逐步出现了一个官僚资产者阶层。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邓小平在高级干部会上讲话《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他说，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作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邓选二卷２１５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还不到一年，高级干部搞“特殊化”的问题就突出显现出来了。为什么？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

    一九八０年十一月，陈云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三卷２４５页）

    又过了一年，陈云提出这样的警告，说明“党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指出，当前，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存在一种不正之风。一些企业为了推销产品、购买原料和承包业务，乱拉关系，牵线搭钩，给以大量现金和实物，作为酬劳，使所谓中间人，以及业务人员、推销人员，从中获得高额利益。

    利用“两种价格”（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在商品流通中兴风作浪的，主要是领导干部的家属及其他有关系的人。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发出《严肃党纪，杜绝关系户不正之风的通告》。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纪要，批语指出，去年以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并波及全国许多地区。走私之所以发展到泛滥的地步，主要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和和打击走私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不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给走私分子内外勾结以可乘之机。

    一些领导干部不仅仅是认识问题，有的本身就是大规模走私活动幕后的主谋。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中纪会发出《刹住部分党员干部利用职权非法盖私房之风》，指出，在相当多的地方，都有少数党员干部，主要是县级和社队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带头侵占土地，擅自动用公款，占用建筑材料，无偿使用权用国家和集体的运输工具，平调社队企业单位的劳动力，为自己和子女修建私房。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中纪会通报，衡水铁厂下马时，铁厂的一些领导人胡作非为，营私舞弊，使这个有干部工人１，４００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９００多万元的工厂成为一片废墟。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纪会发出通知，吃喝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别是北京近来出现的经济领域里不请客送礼办不成事的歪风邪气，涉及到外地的许多部门和单位。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陈云说，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三卷２４５页）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广东省一些干部中存在去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报道，陈希海、曹振山利用行贿和欺骗手段先后倒卖汽车７５８辆，摩托车７２辆，拖拉机２９台，牟取暴利１３０多万元，支持犯罪的有农业银行河南分行副行长耿振华等五人。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邓小平讲《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他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这一两年白银黄金大量走私到香港，单这一笔，就使国家损失大量外汇。好多钱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这股风来得很猛。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必须打击经济犯罪。

    他也不能不承认这个现实！这说明什么？“有一部分同志”，谁？包括他自己吗？为什么手软、下不了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能不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吗？所以，喊了多少年，贪污受贿之风还是越来越严重！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领导干部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的活动日益猖獗。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一日，中纪会通报，云南参事室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程占彪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怂恿女儿做港商的三姨太太，被清除出党。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云说，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合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三卷２４６页）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中纪会发出决定：化工部副部长杨义邦在对外经济工作中有严重失误，留党察看两年和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八月十一日撤销副部长职务。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十二届二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一部分党员、党组织，特别是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迅速腐化，虽然下了“很大的决心”，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党的状况几年基本好转的诺言，始终未能兑现。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他说，整党不能走过场。决定列举了三种人：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好多老共产党员很感忧虑，广大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也感到担心和不满。有的人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三卷３６页）

    他这时仍把三种人当作最危险的，结果，所谓整党仍然主要是反左，这就不能不走过场！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邓小平说，一切向钱看，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有的党政机关设了许多公司，把国家拨的经费拿去做生意，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还有其他的种种不正之风。——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三卷１１２页）

    这不是他自己提倡的大胆闯、大胆冒，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贪污、受贿、走私、倒卖计划物资、党政机关开办公司，等等，使得一部分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变成了官僚资产者。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对外贸易，除总参谋部保利公司、总政治部凯利公司、国防科工委晓峰公司外，均由中国新兴公司归口管理，统一对外。

    打开了军队经商、办企业的口子，使军队迅速腐化！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指出：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

    中国新的官僚资产者从此开始兴起！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的信：晋江地区的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用各种行贿手段销往全国各地。参与制造销售假药、从中牟利的晋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林华补撤职查办。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纪会《关于广东省海南岛发生的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的调查报告》，指出：在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８５年３月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抄买抄卖外汇和滥发、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８９，０００多辆汽车以及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然后倒卖出岛。海南区委副书记、行政区主要负责人雷宇被撤职。

    这件事说明，投机倒把不仅是个别领导人的行为，而已经成为某一级党委和政府的行为，这个党组织和政权难道说还没有变质吗？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

    群众的不满情绪太大了，不得不作出这样的表示。实际走走过场而已。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说，有人担心我们的改革会导致资本主义。有些人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还说群众的担心没有必要，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陈云在党代表会议上说，现在有少数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坚持党性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有些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事，如造假药、假酒等，发生在整党中。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事是极为不满的。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们为了私利，“一切向钱看“，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甚至于违法乱纪。如报上多次报道的，那些投机诈骗，贪污受贿，非法致富，以及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不顾国格人格的现象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以为教训。（三卷３０５页）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陈云在中纪会第六次全会上书面发言中指出；目前在党风、社会风气方面，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实现党风、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任务还很重。现在确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来”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绝不是一个小问题，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对此没有警惕。例如，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不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贩卖假药、假酒，谋财害命到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例如，海南汽车案以及汽车案中非法炒买炒卖外汇、诈骗、贪污受贿等。晋江地区制造、销售假药，那个地区的党委熟视无睹，甚至包庇、袒护。（三卷３０８页）

    请听听，不到一年的时间，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买空卖空，倒买倒卖的公司。这种种情况，还不值得担心吗？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的通知》，指出：近几年来，大部分地区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依法纳税和合理上交集体提留外，还要交纳各种摊派款项，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远远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

    农民收入减少，而负担不断增加，八十年代初由于所谓放宽政策得的一点好处，早已烟消云散，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加重，骂娘的、闹事的一天天多起来。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两办发出《关于解决当前机关作风中几个严重问题的通知》，指出：

    １，坚决刹住争相购买和更换进口小轿车的不正之风；
    ２，坚决刹住滥派人员出国的不正之风；
    ３，坚决制止党政干部挥霍公款到处旅游；
    ４，严禁铺张浪费，、请客送礼；
    ５，严禁党政干部在工资和机关集体福利以外获取不正当的收入；
    ６，对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其子女、配偶利用职权和各种方便违反规定经商牟利的，要严加检查。

    这几条说明：这些方面的问题已经严重存在。没有一条是能做到的，这只能更加引起群众的不满。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胡耀邦、田纪云、王兆国、杨尚昆、赵紫阳都在会上讲话，还宣布成立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由乔石任组长。

    一月十七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杨小民是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之子，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蓄意杀死青年王强，重罪轻判，家属不服，多次上告）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没有解决——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实在太坏了——前两年抓整顿风气这件事，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犹豫不决，明明白白的案子，这里调查那里调查，这里批那里批，批了调查，调查了批，好几年处理不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三卷１５２页）

    可惜，这样清醒的时候太少了！也许，说说而已，并不真的清醒！

    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规定了两种情况例外。

    二月六日，报道，查处航天部广宇工业贸易总公司走私十八万套彩电组装件的重大案件，涉及两名部级干部，五名局级干部和四名延缓以下干部。

    中央部级集体走私，说明政权的腐败又升了一级！

    二月十九日，在上海横行一时的强奸、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六人，分别被依法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陈、胡都是上海市领导干部的儿子。

    高干子弟，有的利用裙带关系当政客，有的利用特权做生意，有的利用权势胡作非为，他们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的东西，加无数倍地补偿回来。

    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三卷１５６页）

    反贪污做做样子，搞狠了怕妨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个时候，辩证法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六月五日，国办发出《关于严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通知说，牟取非法利益的现象相当严重。

    这是实话，可是发一个通知就能解决问题吗？实际上愈来愈严重！

    四月十四日，张常胜、叶之枫相互勾结，向外商、港商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收受贿赂，张判死刑，叶判十七年。

    一切向钱看，有奶便是娘！

    七月八日，报道，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凭借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三万余元，判无期徒刑。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邓小平说，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克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三卷２１２页）

    五月三十日，薄一波宣布，历时三年半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党风只是“有了进步”、“有了改变”。

    “党风三年基本好转”的诺言成了空炮！

    五月三十日，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徇私舞弊，开除党藉，判二年。

    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政治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当前全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问题。

    赵紫阳说：为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党和国家机关要把保持廉洁的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依法惩处贪污受贿、弄权渎职、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惩处贪污受贿只是为改革创造环境而已！

    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

    上述种种情况足以说明，在中国，官僚资产者已经开始产生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及其他方面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不断地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这就不仅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且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

    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三卷第３页）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现的。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邓小平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三卷２３页）

    如果我们说，邓小平所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大概不能说是歪曲了他的思想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邓小平讲话《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他说，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三卷２９页）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邓小平对外宾讲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三卷６２页）

    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重点；把对外开放──引进外来资本，对内改革——打破“大锅饭”、搞责任制，作为为基本国策，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路线、理论。

    这样的“新理论”，漏洞是非常明显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有：

    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更为迫切，且条件已经具备；
    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既非僵化的计划经济，也非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
    三，中国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须下最大决心，以最大毅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四，以往之计划经济体制有诸多弊端，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能适应；
    五，经济体制之改革须以城市企业为重点，其要旨在于解决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六，改革之突破口，首先是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地分开；
    七，同时实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国家机构和劳动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
    八，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少数具有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经济部门，也须简政放权；
    九，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
    十，按劳分配，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使全社会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
    十一，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这个决定，把“新理论”具体化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功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从何处着手呢？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三卷１１７页）

    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对吗？如果就是发展生产力，那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理论家提出的理论，就不要发展生产力吗？不发展生产力，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享受什么、剥削什么？问题在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最快地发展生产力？奴隶主阶级及其理论家们说，奴隶主所有制及其上层建筑能永远地、最快地发展生产力；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理论家们说，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及其上层建筑能永远地、最快地发展生产力；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说，资产阶级所有制及其上层建筑能永远地、最快地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及其理论──马克思主义则说明，只有当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这种适合不是绝对地而是相对地，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由适合到不适合，当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就要进行社会革命。在现代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上层建筑才能最决地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从这个基本原则中仅仅抽象出一个发展生产力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样做，只能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修正！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三卷１３０页）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说，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三卷１３４页）

    事实是，社会主义越搞越死，资本主义越搞越多！现在，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有多少人不担心？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三卷１３８页）

    请注意，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是“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邓小平在世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现在的实际情况如何？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三卷１４２页）

    口头上说的是：发展资本主义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是目的；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可是现实生活中却是：资本主义一天天地发展，而社会主义一天天地萎缩。辩证法似乎成了变戏法！其中的奥妙在于：一是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双方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二是如何掌握好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也就是度的关系。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说，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农村改革，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区根本不理睬，他们不想走这条路，就是不搞──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现在我们搞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同农村改革一样，起初有些人怀疑，或者叫担心，他们要看一看。（三卷１５５页）

    这说明，在领导干部中，“保守派”大有人在！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邓小平说，对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三卷１５８页）

    直到现在，西方舆论还是认为，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上是搞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搞“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并不个个都是傻瓜！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邓小平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形势。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准，──一九八０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这时，邓小平又给“特色社会主义”增加了一个新内容——政治体制改革。以前讲“改革”，都只限于经济领域，现在要扩大到政治领域了。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争鸣在理论界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和自由化的知识分子为政治体制改革造势，得到邓小平的同意。但邓小平的目标与他们不同，他主要是用政治体制改革来对付党内的“保守派”。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强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

    美国记者；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

    邓小平：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三卷１７１页）

    “发达资本主义”只要个人致富、少数人致富；科学社会主义要求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特色社会主义”则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允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邓小平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部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人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三卷１７６页）

    邓小平认为，这时政治体制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进行。那么，他究竟要改革什么？怎样改革呢？在国内、党内，哪一部分人反对“改革”？所谓“真正反对的人并不多”怎样解释？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只要人们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就能看清问题的实质。为什么一些知识水平“不高”的工人、农民能够正确回答的问题，而一些“知识精英”却往往加以歪曲？关键就在于各人站的立场不同。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邓小平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三卷２０８页）

    不是“可能”，而是“现实”。问题在于，怎么样解释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邓小平想把自己摆在超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的地位。实事求是地说，在改革派中，可分为社会主义改革派和和资本主义改革派。在社会主义改革派中又可以分为左派和右派；在资本主义改革派中，也可以发为左派和右派。邓小平说的“实事求是派”究竟是什么派？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邓小平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去时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三卷２２８页）

    的确，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育和和实践，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要想一下子把它“纠正”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人知其不可为而偏要为之，试想结果会怎么样？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邓小平说，有人说，我们现在有保守派、改革派，这是猜测。（三卷２３５页）

    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邓小平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从一九七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把发展生产力，搞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新的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能放弃，甚至于不可能放慢。现在快、慢也是议论的问题之一，因为改革是有风险的。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三卷２４０页）

    邓小平在这里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要解决“干部老化僵化”问题。一九七八年时，年轻干部大多数是“三种人”，因此要大批恢复老干部的职务；这时一些老干部又“老化僵化”了，就要打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让这些人退下去，换上一批更听话的年轻干部。

    一九八七年七月四日，邓小平说，现在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步子太慢了一点。要搞现代化建设，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率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互相依存的。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而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右的干扰。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我说──（三卷２４８页）

    一九八七年初，总书记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邓小平迫于形势不得不让胡耀邦“辞职”。这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右倾的呼声越来越大。邓小平又要转舵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邓小平说，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事实来制订规划。（三卷２５２页）

    这里，邓小平又给“特色社会主义”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要决定加快改革的步伐，不仅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且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三卷２５５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究竟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贫与富、慢与快，这些概念都是相对的，而且这些东西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见得就是社会主义；发展慢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快也不见得就是社会主义！

    一九八七年十月，赵紫阳在十三大的报告中，把“初级阶段”提到了“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路线、政策的“基本依据”。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如何改革，如何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三卷２６５页）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邓小平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三卷２６８页）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陈云与赵紫阳谈话，陈述他的八条意见：

    要把农业抓好；

    要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

    应当提高粮食价格；

    现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成分还有多少？

    现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几乎全部丧失，被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流派占领，已经到了不得不反击的时候了。

    邓小平同意赵紫阳的意见，对陈云的意见不向下传达。

    以上的情况说明：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逐渐修补，到十三大，算是基本成型了。但是，在中央领导层中，对于这套理论、路线、政策的具体内容，存在着尖锐地分歧。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及其他方面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不断地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这就不仅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而且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在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严重情况。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以魏金生为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巾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地下’，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所谓的‘社会改革’——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邓选二卷１７３－１７４页）

    此外，社会风气也存在严重问题“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同上１７７页）

    邓小平１９７７年７月上台，１９７８年５月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这个时候，多者一年半，少者半年多，为什么思想政治就如此混乱，社会风气就如此败坏？实践检验证明了什么？

    三月二十九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反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

    这说明，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活动已经相当猖獗。

    四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处理北京、上海等地七个由坏人控制、把持的组织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指出，自一九七八年十月以来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组织，极少数组织为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控制。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鉴于魏京生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和煽动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行，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１５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３年。

    一九八０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

    一部分群众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以至有些人一时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某些失望情绪；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现在也很有些思想混乱，有些青年，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现在有一部分青年有忽视政治的倾向。

    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二卷２３９页）

    二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说：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他说，有人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

    他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的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也确实存在着混乱，例如有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会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对错误意见进行正确的批评是违反双百方针，等等。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如大公无私等）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在坏人煽动下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议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的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活动，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等各种恶性案件的发生，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犯罪活动的滋长泛滥，泄露和出卖国家机密、违反规定滥发奖金、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不断出现，——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仍然确实存在，不可小看。

    他说，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二卷３５４页）

    他在前面说，陈云提出，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这说明陈云对整个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批评。他不能不有所表示。

    一九八一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湖南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提出：要清理“左”的思想，并指出，在干部中“左”的东西有多少之分、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没有有无之分。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成灾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强调“左”的错误人人有份，一个劲地反“左”。

    三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同总政同志谈话《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他说，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视，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二卷３７９页）

    这个讲话非常有意思！黄克诚针对他一贯地只反左不反右的倾向，提出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他口头上不能不赞成。但他通篇讲话，仍然是只反左不反右。把部队中广大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某些做法的不满，说成是“左”。而他所谓的右，仅仅是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的坏风气感兴趣！这实际上是在为右倾思潮打掩护。

    四月二十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能违反——评电影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文章指出：

    部队作家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散布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打着反封建主义、反对现代迷信的旗帜，诋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七月十七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领导人谈话《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他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学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现象。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还有乌鲁木齐市有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不能搞自由化，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二卷３８９页）

    这说明有些领导人右到何种程度，还不如一个大学生！

    八月三日至八日，中宣部主持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胡耀邦说：邓小平同志７月１７日的讲话的基本点、核心是，我们党对思想战绩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为此，需要正确地对待历史经验。

    邓小平说我们党对思想战绩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这当然不是说他自己。这时，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一职，当然首先是胡耀邦的责任。胡耀邦却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地对待历史经验”。这就难怪他始终没有改变这种软弱的状态。

    十月七日，《人民日报》转载《文艺报》上的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

    文章认为：四月份《解放军报》发表的批评《苦恋》的文章是完全必要的，那种认为中国文艺界的春天就要过去，严寒就要来临说法，是一种误解。

    文章说，“十年内乱中，林、江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在人们中间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发展到对党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的地步。

    文章虽然正确地支持了《解放军报》对《苦恋》的批评，但是，它把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反攻说成是“误解”，把一些人中间失去信心、信任、信仰的原因，完全归罪于“十年内乱”，则仍然是一种软弱状态的表现。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电影创作座谈会。与会同志认为，电影战线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如否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反对提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作品的社会效果，等等，必须予以纠正。

    十一月五至十二日，中共中央央宣传部召开文学创作会议。会议指出：文学创作中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他错误倾向，如

    有的作品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轨道的错误思潮；

    有的作品不能正确表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对现实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

    有的作品否定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歌颂剥削阶级和敌对分子身上的“人性”；

    有的作品艺术趣味庸俗低级，胡编乱造，甚至追求刺激性和色情的描写等。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戏剧（话剧）座谈会。会议指出，１９８０年２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贯彻不得力，出现了一股否定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潮流，一些作品脱离生活，编造离奇的情节和庸俗化倾向。

    十二月二十七日，胡耀邦在全国故事电影创作会议说：今年电影进步很大，好的的片子是主流。有些电影不够好，一是政治情绪不健康，二思想境界不高尚。比如白桦的《苦恋》就需要批评。白桦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很好。《苦恋》的问题就算完满结束了。

    白桦认识了错误吗？这个讲话说明胡耀邦仍处在软弱状态，当和事佬、和稀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偃旗息鼓了。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新华社报道，最近中共中央任命邓力群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

    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的文章。指出：那些认为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以及与此相关的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空想”一类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他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理论界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有的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文艺界，一些人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三卷３９页）

    实际上，在党内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带动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益泛滥，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理论界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其实，早在一九八０年六月，王若水就发表了《谈谈异化问题》；一九八０年八月他又发表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九八三年一月发表了《为人道主义辩护》。一些人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传统”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

    在新闻界提出了一个所谓“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跟着党会犯错误，跟着人民就不会犯错误。以此来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实际是打着反“左”的旗号，否定党和人民的阶级性、否定共产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根本区别。

    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还不断地冒出一些错误观点，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种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倾向。

    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讲了反对精神污染问题，邓力群介绍了理论界、思想界、文艺界精神污染的情况。

    十月二十三日，王震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上讲话，强调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但是，正像人们所说的，反对精神污染进行了二十八天就停了。不但夭折，而且对反精神污染来了个反攻，说那是搞了一次小“文革”。一些人竭力攻击积极参与反精神污染的人。这样，精神污染就继续蔓延。

    为什么对精神污染、自由化思潮，老是软弱涣散，硬不起来？因为真正“硬”了，就会被指责为“左”。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转载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某月，于光远鼓吹“马列主义不能解决当前中国许多问题”。

    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彻底否定“文革”》文章说，不彻底否定“文革”中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经济上的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这篇文章不是某个文人的神来之笔，而是传达了中央某个领导人的声音。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五、六年了，为什么还要提出“彻底否定文革”呢？可见文化大革命影响之深，“阴魂不散”！

    五月十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天津市委会同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党组等有关部门作出决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为核心的７０７所党委。

    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为这篇报道加的按语说，原中共７０７所党委，组织上严重不纯，政治上思想上顽固对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已经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党组织应有的作用。

    看来“顽固”坚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顽固”对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还真不少；特别是作为一级党委这样“顽固不化”，也还不多见。

    五月十五日，赵紫阳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反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做法。

    这就成为一些人反对清除精神污染的藉口。

    八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十二月，在准备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时，有人主张，不要提反精神污染，不要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两个不提”的实际效果，就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支持和鼓励。这就使资产阶级自由化进一步泛滥。

    “两个不提”与前面的“一个大提”（彻底否定），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领导意图和指导思想。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党政机关以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加剧，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乘机猖狂活动，一些大学生中酝酿着“民主”运动。

    五月，邓小平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卷１２３页）

    大学生的“民主”运动能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完全划等号吗？

    六月二十九日，陈云在中纪委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说：

    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的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要提高党员的素质，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

    陈云在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姓社姓资”的问题，要“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

    一九八六年年初，胡耀邦和中宣部长朱泽厚提出宽松、和谐、少干预的口号；

    二月，于光远再次重申“马列主义不能解决当前中国许多问题”。

    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文件强调以立为主，实际上不要破。

    在草案讨论中，胡耀邦不主张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在讨论草案中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这种自由化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

    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他定的限度，他就不准了。

    尽管邓小平在口头上也说了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清除精神污染，但在实际中是否贯彻落实，他就不管了。


“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影响社会的其他方面。经济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上层建筑及其他方面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不断地缩小、萎缩，私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不断地发展壮大，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大量涌入，这就不仅引起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阶级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而且，必然引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突出地表现为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变化。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城市城市社会治安应集中目标打击打击现行犯的通知》。通知说，这次整顿城市治安工作，务希注意坚持集中目标于打击那些危害人民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犯。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外宾接触中要要维护国荣誉和民族尊严的通知》。通知提出，既要反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又要反对奴颜婢膝、卑躬屈节。

    建国以来，什么时候发生过中国人“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事情？倒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人中间，确实出现了对外国资本家“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现象。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纪委向各地转发新华社记者写的《北京市一些领导干部干部建议刹住吃喝歪风需要上下左右一齐动手》的报道。文章说，吃喝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别是北京近来查出的经济领域里不请客送礼办不成事的歪风邪气，涉及到外地许多部门和单位。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公安部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关于淫秽书刊在中中学生中流传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批评指出，查禁淫秽书刊，是与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斗争，保持我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件大事。最近陈云指出：黄色书刊、图片等要和非法书刊一样处理，要严查严办。

    这说明，淫秽书刊在中学生中已经泛滥成灾。

    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一九八二年，要努力争取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和党风有一个好转。

    结果如何呢？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央批语指出，最近以来，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基层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滋长蔓延。

    一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纪委最近转发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检查温州市某些部门、企业进行投机诈骗情况的报告。

    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的社论。此前，广州、福建、辽宁、河南等地先后查处了一批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

    二月二十五日，邓小平说：中国将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贪污、行贿、走私等坏东西、腐朽的东西决不能引进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会随之而来。问题是要清除这些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甚至实行严厉的法律制裁。

    问题恰恰就出在：口头上“清醒”，实际上“昏迷”。

    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

    禁而不止，奈何！奈何！

    四月十日，邓小平说，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这里，邓小平又提出了一条衡量“改革开放”是否失败的标准──有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那么，怎样才算“有”或“没有”呢？你说没有吧，确实也打击了一些经济犯罪活动；你说有吧，经济犯罪活动一天比一天猖獗！真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家专政机器在犯罪活动面前变得如此软弱了呢！？

    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决定指出：“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重要表现。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

    这几句话讲得真好！以后很少再听到中央的文件这样说了。

    决定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比１９５２年‘三反’时严重得多”。

    这是一句大实话！敢干说出这样的实话，是要有点勇气的！

    到这年年底初步统计，全国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共有１６４０００多件，已结案８６０００多件，依法判刑的近３万人，追缴赃款赃物计３２０００万元。斗争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在于，已经查出的案件，在总的犯罪活动中占多大的比例？

    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报道，中纪委最近就云南省参事室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程占彪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怂恿女儿做港商的三姨太太，被清除出党一案发出通报。

    这件事并不简单是某个人的政治品质问题。它要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才能发生。

    六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召开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各条战线都有少数党的基层组织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基层组织严重不纯，有的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甚至瘫痪，也有的经不起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在资本主义思想的进攻面前被腐蚀了，烂掉了。

    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禁止鸦片烟毒问题的紧急指示》。

    贩毒、吸毒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大罪恶！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央纪委会向全国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各级领导干部发出公开信，要求坚决制止党员、干部在建房分房中的歪风。主要有五类问题：

    （一）利用职权，违反政策，侵占国家、集体的资金、材料，以及无偿占用国家和集体的运输力和劳动力，建造私房；
    （二）违反财经纪律和其他有关规定，少数领导干部兴建面积过大、标准过高的住房；
    （三）在住宅分配中违反规定，搞特殊化，通过不正当途径和手段，为自己、自己的子女、亲属、朋友等多要住房；
    （四）利用职权多占地、占耕地、占好地建私房；
    （五）在建房分房过程中（包括征地、拆迁、建设、分配等环节中）行贿受贿。

    四月二十五日，中央纪委会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坚决制止在机构改革中出现的不正之风：私分公款、公物，突击提干和发展党员，营私舞弊，给自己的子女和亲属解决户口、转正和调换工作以及多占住房等。

    五月五日，中国民航２９６号班机被暴徒卓长仁等劫持飞往南朝鲜。

    “五．五”暴徒劫机事件暴露了各方面工作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是机关内部严重不纯，干部人事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
    二是不少干部思想麻痹，敌情观念淡薄，甚至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
    三是党风不正，不正之风掩盖着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利用了不正之风；
    四是这次劫机事件也暴露了公安队伍涣散无力。

    中央、国务院认为，劫机事件的根本教训，还在于我们一些单位、一些部门的领导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听任庸俗腐朽的“关系学”侵入党的肌体，使一些组织涣散软弱，丧失了战斗力。

    这恐怕还不是最根本的教训。

    七月十九日，邓小平讲话《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他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三卷３３页）

    各个领域的工作，都同样犯的是右倾错误，这是为什么？要找一找根子！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从这时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按照“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虽然经过几次严打，社会治安状况基本好转的诺言始终未能兑现。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三卷５２页）

    有一种说法：物质文明好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会好！庸俗唯物主义的典型！

    十月三十一日，中纪会的报告说，一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１０２７０００人，检察机关起诉９７５０００人，法院判处８６１０００人，其中判处死刑的２４０００人。

    十二月五日，中纪委发出《关于坚决纠正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通知》。通知指出，有的机关干部做买卖，买空卖空，扰乱市场；有的搞突击提级提职，扰乱工资制度改革；有的弄虚作假，搞浮夸，欺上瞒下；有的发制服装成风，违反财经纪律等等。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王鹤寿在中纪委召开的会议上说，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出现的新的不正之风，主要是；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利用职权倒买倒卖；违反政策乱涨价；随意提高工资；乱发财物；弄虚作假；吃喝风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为了赚钱，办一些不健康的小报。

    三月十三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

    指出，自去年下增年以来，一些部门、企业和个人，不顾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乘改革之机，乱涨价或变相涨价，倒卖紧缺物资和消费品，牟取暴利，扰乱市场。

    三月十三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就地转手倒卖活国的通知》。

    通知指出，有的单位或个人，从零售商店套购紧俏商品就地转手加价倒卖；倒卖计划供应票证；任意提价；在买卖中以多种形式索取额外收入；利用假合同、假发票、假凭证骗买骗卖；投机倒把。

    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制止党政机关擅自增设机构和扩大编制的通知》。

    通知说，最近一些地方和部门擅自增设机构，提高机构级别，增加机构层次，扩大人员编制，突击提职提级，乱设职称，增加副职。

    九月二十二日，邓小平说，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三卷１４３页）

    他说得非常艺术：“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岂止是“复活”，而是大大地发展了。

    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大部分地方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在依法纳税和合理上交集体提留外，还要交纳各种摊派款项，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远远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

    这说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发生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七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广东卖淫犯罪那么严重──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至少奋斗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三卷１５２页）

    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说了几句大实话：

    首先，这几年来，“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这不仅表现在社会上的盗窃、抢劫、贩黄、贩毒、贩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搞反动会道门活动、组织黑帮势力犯罪集团、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还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的各种腐败活动。

    其次，这种状况同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简直没有办法比较。

    再次，要想恢复到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就是下决心抓，也要至少奋斗十年。


胡耀邦“辞职”

    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八年了。在这八年中，逐渐积累起来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些矛盾日益滋长、蔓延并逐步走向尖锐化。这些矛盾尖锐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一些城市发生了大学生的所谓“民主”运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至下旬，合肥、上海、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学生上街游行提出“要民主”、要求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类口号。

    据说，学生游行的城市，交通和社会秩序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下，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砸汽车、侮辱妇女等行为。

    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市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规定》。对申请游行示威作了严格的规定。

    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就当前学生闹事问题发表谈话：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看问题的性质，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也不是一个、二个地方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因此，闹起事来后，上海人要看一看。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三卷１９４页）

    十二月三十日，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说，

    最近合肥、武汉、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现在全国在校大学生２００万人，参加游行的只占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二，许多人是围观的。

    参加游行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改革”的，学生中有些“偏激情绪和行动”。发现少数人有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动，他们想利用学生的热情。我们是把这些极少数人的言论和行动与学生区别开来。

    ２００万的百分之一二，就是二万到四万人左右。应该说这次学生运动的规模不算大。把学生运动与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违反宪法的言论和行动区别开来，这是对的。

    十二月三十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言人就北京电视台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冒充学生混进北京市高等院校进行煽动破坏活动的贵州无人员薛德云发表谈话，

    对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没有说明。

    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中午１２时５０分，约有数百名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东侧马路上突然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人带头呼喊“游行自由”、“取消十条”等口号。这些人迅速打出了预先准备好的布制横幅和标语，个别人在队伍中进行鼓动和组织。游行队伍附近，围满了许多节日休假的游人。１时许，游行人群散去。北京市公安局将若干带头者带离现场。对其中的学生，全部由有关学校负责人分别领回。

    这件事对高层领导震动很大。

    一月十三日，邓小平对外宾说，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如果说我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三卷１９８页）

    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召集党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议。胡耀邦在会上作了检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要求。与会同志表示欢迎胡耀同志的初步检讨，如实地肯定了他在工作中的成绩，对他所犯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

    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

    胡耀邦检讨了他担任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

    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批评，同时如实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

    扩大会议决定：

    １，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２，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３，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
    ４，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局常委职务。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全党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这些主要是指：

    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继续坚持实行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参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
    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８人；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２人；
    中央书记处书记４人；
    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１７人；
    中央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２人；
    以及其他有关同志。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说法，胡耀邦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当时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对整党不重视。他擅自将整党中“统一思想”的任务改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并片面地提出“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查整党”。

    ２，根据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出的开展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造成了严重后果。

    ３，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强调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

    ４，一九八六年底发生学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一月二十日，邓小平对外宾说，为什么学生会闹事？根本是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我们对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是处理得非常温和，问题解决得也很顺利。

    胡耀邦“辞职”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件公案，众说纷纭，某个时期，甚至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

    有人说，胡耀邦是被政变轰下台的；
    有人说，胡耀邦是因为反腐败得罪了不少人下台的；
    有人说，胡耀邦“辞职”是当了“替罪羊”；
    有人说，胡耀邦“辞职”是为了“丢卒保车”；
    有人说，胡耀邦的上面不止一个邓小平，而是一大群老人在指手画脚，邓小平为了搞平衡，不惜砍断自己的左右手。

    仅仅停留在胡耀邦个人的问题上，来看胡耀邦辞职的问题，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

    首先，应该搞清楚，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运动爆发的原因何在？无疑，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党的领导对之处于“软弱状态”，这种自由化思潮在学生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决不能忽视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所造成的工农群众的不满情绪，对学生的影响；特别是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学生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其次，应该搞清楚，胡耀邦自一九七七年以后，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关于这一点，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人，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从一九七七年三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刚好是十年。这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段，从一九七七年的十一大到一九八二年的十二大。这五年是胡耀邦最“辉煌”的时期。由于他反左坚决，敢打敢冲，从中共中央常务副校长（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组织部长（１９７７年１２月）、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１９８０年２月）、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央主席（１９８１年６月）、直到十二大当选中央总书记（１９８２年９月）。

    第二段，从一九八二年九月的十二大到一九八七年一月的辞职，差不多也是五年。这五年，胡耀邦主要抓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经济体制改革，他贯彻了邓小平的路线，对内搞活，大力放手发展私有经济，对国营经济让利放权、推行承包责任制；对外开放，大力放手引进外资，大搞经济特区。在经济建设方面，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提出的“有水快流”的方针，大力发展私人矿井，乱采乱挖，造成的矿产资源损失，无法估计。环境污染、生产安全等方面的影响，直到现在仍然存在。

    第二件是政治体制改革，他贯彻了邓小平的路线，增加了不少机构，增加了一大批“年青的、有知识的”的干部，一大批老的或不太老的工农干部退下来。其他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谈不上了。

    第三件是整党，他承诺要在三年内取得党风的基本好转，结果放了空炮，党内不正之风越来越严重。是不是由于胡耀邦反腐败太坚决，其他领导人要维护腐败势力的利益因而联合起来把胡耀邦赶下台？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支持这种说法的有力证据。

    第四件是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方面有一定成果，但总的趋势是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

    第五件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始终处于软弱状态。

    其实，关于胡耀邦这十年的功过，邓小平也定过调子（参考附录）。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出现的学生运动，其原因不能完全归过于胡耀邦。

    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胡耀邦“辞职”呢？

    再次，还要搞清楚，当时党内外的斗争形势。

    党内一些人，包括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严重不满，尤其对指导思想上一个劲地反左不反右不满。而当时发生的学生运动，恰好证明了党内这种右倾错误的存在。这种不满情绪自然地就集中到了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身上（这也是一种“反贪官不反皇帝”，或者是一种“清君侧”的策略吧？）。

    在党外，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胡耀邦当作了他们在党内的“保护神”。

    总之，历史地来看，当时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预演”而已。

    附录：

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最后一次评价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此后，多半时间都是养病和调研，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在邓小平和老赵（本名有避讳，就改称老赵）的安排下，胡耀邦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随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对胡耀邦的评价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其实，在八八年以后，邓小平基本上已经原谅了胡耀邦的以往的错误，八八年六月的一天，胡耀邦接到王瑞林的电话，请他去邓小平家里坐一坐，胡耀邦以身体不适推辞了。

    八八年九月中秋节之前，中央搞了一次活动，参加的人定在政治局、书记处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包括王震、薄一波、习仲勋等几位老人。胡耀邦本来也准备推辞，后来，是老赵亲自打电话，他才去的。邓小平招呼他坐到自己身边，很亲切的和他讲话，问了问他的身体，还对老赵说：“耀邦的身体我看你们几位中央的负责同志还是要拿它当大事抓一下。”老赵连连点头。邓小平接着说：“你（指胡耀邦）今年也才七十岁吧，我和陈云同志当年出来工作的时候，都已经七十多了，你把身体养好，以后还可以为党工作多年呢，你的经验和有些思想还是宝贵的财富呢。”胡耀邦听完很感动，当时也表了态。陈云说：“耀邦的长处就是党务工作，抓党建是一把好手。”老赵说：“耀邦同志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一些建议也是我们身处一线的同志们很乐于听到、看到的。”总之，这次活动以后，胡耀邦在媒体的爆光率比较以前也高了很多，胡耀邦也和中央政治局说过，希望下去走走，老赵批复同意并作了有关的安排。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５日，在上海《经济导报》召集了一次座谈会上，邓小平最后一次评价胡耀邦，中央不要给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当晚，邓说：明明不够格嘛，我也不够格，将来我死后你们也不要给我加。”当时，老赵、胡启立等人都在场，邓小平说：“胡耀邦同志在七五年整顿的时候就和我保持一致，和‘四人帮’做过斗争，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紫阳也算一个，只有他们两个人，以后，平反和真理的讨论上，耀邦也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和‘凡是派’做了很顽强的斗争，这都是他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他这个人党性很强，没有私心，这点很难得，我了解他。他的组织路线一直是沿着三中全会的精神走的，他的缺点就是有点右，容易模糊，有时又是好心人办错事，对自由化的问题重视不够，总以为翻不了天。以后，等他身体恢复以后，我看他可以协助你们（指赵、胡启立等）多抓一下党风的建设问题，他还可以过问一下中纪委的工作，他在这方面还是很多人都佩服的，你们可以议一下，也可以告诉耀邦，一句话，团结起来向前看。”会后，老赵把邓小平的讲话传达给胡耀邦，胡耀邦表示：感谢中央和小平同志的信任。

    ６．４之后，风云突变，邓小平随即对这两个前任总书记也开始公开点名批评，然而，邓小平对胡耀邦仍然留有余地，１９８９．９，王震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同期培训班上的讲话，狠批胡赵两人，邓小平知道以后，很生气，他指出：胡赵要分家，胡是胡，赵是赵，胡的问题我已讲过多次，是个认识问题，工作失误问题，不能上纲，这个讲话（指王震的讲话）不要传了，就地停止！

    １９９２，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江泽民、李鹏还讲过：耀邦抓党风党纪还是铁面无私的，就是不理解自由化的危害。

    总体看，邓小平对胡耀邦还是很有一些感情的，否则，胡耀邦很有可能成为刘少奇第二，即使不那样惨，也会处境很难。

    ８９年，胡耀邦逝世，邓小平在老赵的报告上批示：追悼会的规格要高一些，按照中央常委略高一些的办理。如有同志想不通，可以由我出面谈。实际上，邓小平是让他们按照总书记的规格来办，就是没有明说，追悼会，邓小平亲自参加，由老赵致悼词，杨尚昆主持（原定是李鹏主持）胡耀邦的家属很满意，多次表示感谢小平的关怀。邓小平在追悼会以后，还单独的和胡耀邦的家人谈了一次，具体内容至今没有公布。


赵紫阳就任总书记

    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特别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日益发展，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首当其冲，被迫“辞职”了。成为“邓小平时代”下台的第二位党中央的主席或总书记，尽管两者的情况不同，或者说截然不同。胡耀邦辞职并不等于这些矛盾解决了或自动缓解了。赵紫阳就任总书记同样的难题仍然摆在他的面前。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国务院宣布撤消管惟炎、方励之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职务。

    一月十三日，中共上海市纪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指出，王若望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经常借作报告、发表文章的机会，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屡教不改。

    一月十六日，赵紫阳代理中央总书记。

    一月十七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决定指出，近几年来，方励之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煽动学生闹事，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的党籍。决定指出，刘宾雁严重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在许多地方发表讲演、文章，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一些报告文学作品里由于不核对事实，不尊重事实而颠倒是非、造谣中伤的问题是严重的。他的这些作品在社会上造成大量混乱。对于他的严重错误，地方和中央的有关党组织曾多次对他进行批评，但他始终拒不接受。

    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不搞运动。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等。

    通知还提出，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改革、开放、搞活。

    请注意，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这是赵紫阳上台后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设置的第一道障碍。

    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至于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自己要求辞职，这与学生闹事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一人事变动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说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总之，我们是一切照旧干下去。（三卷２０４页）

    三月八日，邓小平说，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他说，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三卷２１２页）（三卷２１０页）

    这说明，这次学生游行并不仅仅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广大群众的要求、呼声、意见：“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邓小平也承认这些要求是正确的，“要重视，要注意解决”。

    三月，红旗、光明日报、文艺理论与批评在河北涿州市召开“约稿会”，批判“经济自由化”，邓小平亲自出面把这个批判压下去。

    不是说过了吗！？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所谓“主要”实际就是只能、只准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有些人抓住“主要”两个字，要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深入到经济领域中去，当然不会允许！

    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宣传报道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说，总的看，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局面已开始扭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气候正在形成。纪要重申，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联系经济改革政策、农村政策。

    这说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快要收了。

    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机构、编制和干部队伍膨胀的通知》。通知指出，近一、二年来，许多地区、部门又出现了了增设机构、扩大编制、机构升格、滥提职级、滥招干部的现象。

    五月六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过火面积１００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６５万公顷，烧毁贮木场存材７５万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约５亿元。六月六日，国务院全体会议追究了林业部主要负责人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和重大的失职行为，决定撤销杨钟的林业部部长职务。

    五月中旬，赵紫阳说，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倾向已经具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等的危险，需要同等地加以反对。

    这实际上就是要扭转斗争的方向，从此，一度有些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重新泛滥起来。

    五月三十日，薄一波宣布，历时三年半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党风只是“有了进步”、“有了改变”。

    “党风三年基本好转”的诺言成了空炮！

    五月三十日，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徇私舞弊，开除党籍，判刑二年。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出《关于坚决查处共产党员索贿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对外经济活动中，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司空见惯的受贿、索贿的丑恶行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蔓延。此种状况已引起党内外、国内外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反映情况，揭露问题。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干部出国问题的若干规定》。

    通知指出，当前，在派遣党政机关干部（包括挂靠在党政机关的各种学会、协会、基金会、中心等单位干部）出国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出国团组仍然过多过滥；一些本应由专业干部完成的出国任务，不恰当地派遣了党政机关干部；重复考察、轮流出访等现象依然存在；借我驻外机构邀请的名义出国，对国外的邀请擅自应允、有请必去、甚至降格以求等现象时有发生。

    七月三十日，公布１００名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当选“当代优秀农民企业家”，其中１０名被评为“最佳农民企业家”，这１０个人中就有天津静海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禹作敏。

    八月二十一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说，对近几个月零售物价的上涨趋势，国务院已经并将继续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十一月二日，十三届一中全会举行，选举赵紫阳为总书记，李鹏、姚依林等为政治局局常委，宋平、江泽民等为政治局委员。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

    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政治局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认为，１９８７年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物价问题的焦点是食品涨价。

    这个问题恰好是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

    四月十五日、二十七日，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反映强烈的教育、物价和党风政纪等方面的问题。

    五月十九日，邓小平说，多年来，物价问题是国家的沉重负担。旧的价格制度不符合价值规律，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了很大的包袱。要轻装前进，物价问题非解决不可。

    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价格制度改革，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改革的现实依据也应该是最大多数人民的现实利益和承受能力。如果不顾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味迷信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要失败的。

    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决定，创办《求是》杂志，停办《红旗》杂志。

    这个决定意味深长：“红旗”落地，“求是”升天。为了与过去划清界限，仅仅改变一个杂志的名称是不够的。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政治局第九次全体会议，讨论当前全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形势问题。

    会议认为，目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关键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在一些难度很大而又不能绕开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改革会有风险，但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价格和工资制度的改革需要有统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

    赵紫阳说：为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党和国家机关要把保持廉洁的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依法惩处贪污受贿、弄权渎职、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惩处贪污受贿只是为改革创造环境而已！

    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

    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楼堂馆所建设项目的通知。

    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公司政企不分问题的通知》。

    许多新成立的“公司”，既有行政权又有经营权，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权、利双收，左右逢源，官商一体。

    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这次政治局会议以后，全国不少城市出现物价上涨、市民大量提取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

    八月三十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紧急研究对策，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若干重要决定。

    火上房了！赶快调集消防队。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认为，认为，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工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改革。明后两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

    赵紫阳说，退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到了该退的时候，还得退。形势逼人，形势比人强，客观形势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

    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举行十三届三中全会。会议批准了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这次清理整顿的重点是一九八六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这些所谓的“公司”，在“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中，起了特别坏的作用。

    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县以上党委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

    这些人经商办企业，利用“余权”拉关系、走后门，没有办不成的事！

    十月十八日，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表明，一九八八年前三季度，我国工业生产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需求过旺，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是：

    １，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同能源、运输矛盾加剧。

    ２，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供应能力。

    ３，国内市场需求过旺，不少城市出现抢购风。１至３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８％。特别是８月中下旬，受物价大幅度上升及各种传闻影响，大部分商品销售异常，有些商品曾出现断档脱销。

    ４，消费基金增长过快。１至３季度，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０，１％；社会集团购买的消费品额增长２１，３％。

    ５，物价大幅度上涨，部分职工实际收入下降。前三季度平均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约１６％。３２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１８，３％。

    实际情况比上述说明要严重得多。

    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国民收入增长７０％（按现价计算增长１４９％），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１４％，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２００％。

    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过快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摊子越铺越大，又出现了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

    工业内部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比例关系也失调，能源、交通、原材料的供应能力支撑不了过大的加工工业，大量工业生产能力长期闲置。

    资金、外汇、物资的分配权过度分散。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２６，７％下降到２２％，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５６，１％下降到４７，２％，致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

    生产、建设、流通领域普遍存在着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费、低效率的现象。

    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通货膨胀呈明显加剧之势，１９８８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１６，５％，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严重不安。

    十月二十九日，政治局会议认为，最近几年来，由于人口增长，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农产品供求矛盾在新的水平上继续存在。

    实际情况是，农村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潜力有限，加之指导思想上对农村形势过于乐观，放松了对农业的指导和投入，以致粮食生产在１９８４年大丰收后连续几年徘徊不进。

    十一月，陈云与赵紫阳谈话：现在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几乎全部丧失，被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流派占领，已经到了不得不反击的时候了。

    邓小平同意赵紫阳的意见，对陈云的意见不向下传达。

    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举行。会议认为，在各种腐败现象中，突出的是贪污、受贿问题。在县级以上干部的违纪行政处分中，贪污受贿案件的数量占第一位。

    十二月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就党和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通过讨论一致认为，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条件下，党和国家机关中确有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贪污受贿，弄权勒索。

    至此，赵紫阳就任总书记已经两年了，他忠实的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比起两年前胡耀邦下台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各种社会矛盾是缓解了，还是加剧了？

    首先，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革的矛盾。赵紫阳宣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联系经济改革政策、农村政策，这就把在经济领域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门堵塞了。

    其次，政治思想领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赵紫阳上台不久，就宣布：总的看，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局面已开始扭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气候正在形成。由于赵紫阳的消极对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又偃旗息鼓了。

    其次，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搞腐败与反腐败的矛盾。赵紫阳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和解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继续下降，党的战斗力继续削弱。

    再次，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与持续增长的矛盾。一九八七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缩方针，赵紫阳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

    这时：

    国外，敌对势力正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

    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反社会主义势力活动猖獗。

    国内，党内外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利用这些情况，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他们借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发表他们的政治主张，直接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１９８８年末，在若干大城市，特别在北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陆续举行意在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政治集会，政治上书和其他活动。

    国内的形势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八九政治风波

    一九八九年，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最不平凡的一年。

    一九八九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一九八九年，“改革开放”十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极少数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和绝大多数人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了。

    一九八九年，作为青年人、知识分子的大学生，首先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矛盾的压力，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修正主义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奋起投入学潮，希望为中国找到一条强国的“新路”。

    一九八九年，广大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反对“官倒”、“腐败”的意愿，通过几百万人上街游行示威的行动，成为支持学潮的重要力量。

    一九八九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急速膨胀，操纵极少数学生中的自由化分子，妄图利用学潮，逼迫领导层，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并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化”。

    一九八九年，党的领导层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冲突面前、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搏斗面前，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先右后“左”（形“左”实右），使整个国家的形势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一九八九年，严重的政治危机，通过采用军事手段“解决”了。它的“效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九八九年，主要是上半年的政治风波，具体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党内高层忙于寻觅解决危机之道，自由化势力急于制造自由化舆论

（一月至四月十四日）

    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励之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金生以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公开的政治纲领，实质上就是要共产党承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合法性”，为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遭受迫害的人平反”。当然，这只是第一步的策略。

    一月十六日，书记处讨论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问题。

    一月十七日，邓小平找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谈话，他强调：

    １，开放改革十年以来，我们没有犯什么大错误；
    ２，不要让通货膨胀、物价猛涨、抢购风和不正之风吓倒了，这些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总会得到解决的；
    ３，虽然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难，但开放改革不仅要坚持，还要大步前进；
    ４，在排除各种困难，在改革的路上继续前进的时候，千万要警惕那种企图走回头路的现象。

    很明显，邓小平还在继续反左。

    二月五日，两办发出《关于清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有关问题的通知》。

    二月十六日、十九日，陈军两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１月６日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３３人致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金生等所谓“政治犯”，并征集各界人士签名。

    二月二十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对外经济贸易公司的通知》

    二月二十二日，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就陈军等人发起写信提出要求释放魏金生，其实质是制造舆论，对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国家的司法审判。并指出，陈军等人的做法是违反中国司法原则的，因而是错误的。

    据传，二月间，陈云就改革的路线问题向邓小平提出四点意见：

    １，四年前，我就提出不能片面提‘无工不富’，还要格外注意‘无粮不稳’的问题，现在证明我这个提醒是正确的……
    ２，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多次讲到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指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形式，市场经济仅是补充形式，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搞计划经济──现在搞‘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搞的是无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讲有计划按比例，把整个国家推进‘自由竞争’的粪坑中去‘实验’，结果带来这么大的混乱，和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放弃社会主义目标造成的恶果；
    ３，我多次提到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么多高级干部子女办‘子弟公司’就很成问题，现在党风问题这么严重，‘轮流执政’的思想抬头，与我们领导层的干部的作风和思想状况有很大关系；
    ４，关于沿海战略──总犯急性病，沿海开放城市一下子搞那么多，沿海开放战略一下子放开，只能是肥水外流，输血出口，这样搞下去，国家怎能承受得了？”

    据传，春节期间，李先念在参加一个市政协常委的茶话会时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现在赵紫阳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打桥牌，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几天前我去见邓小平，我讲话他在牌桌上连头也不回，我慎重地说：小平同志，我是来向你汇报工作的！他才转过身来。这样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在这一点上，我和陈云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

    二月间，邓小平对李鹏说：“十三大的决议，三中全会的口径、提法都不能变，如果你一动一变，改革开放就搞别的提法，沿海战略的提法也不要动了，关系到两亿人口的积极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没有像讲的那么严重，不是不可收拾，关键是看中央、国务院的权威。”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针对性非常明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的口径？谁要改变十三大的决议？谁要改变沿海战略的提法？但他对形势的估计：“现在的问题没有像讲的那么严重，不是不可收拾”，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他对自己的（所谓“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影响力也过分自信了。

    二月二十五日，陈军等３３人签名的公开信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

    二月二十六日，张显扬、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二月二十六日，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三卷２８４页）

    说这句话，就表明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乱象环生了！这是改革后的第二次。

    三月四日，邓小平说，中国不能乱，中国不允许乱。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待遇太低。（三卷２８６页）

    “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什么叫“随便”？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就叫“随便”。可是有关部门对任何示威游行都不批准，因为示威游行就是“乱”。不允许乱也就是不允许示威游行！

    “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待遇太低。”这个说法符合中国十年来的实际情况吗？尽管可以说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之一。

    三月五至七日，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市制造严重骚乱事件。

    三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在会上鼓吹：忽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去年至今国务院工作的极大失误——就像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短短几年做的那样，建设民主大国再建设经济大国就用不了五十年。

    胡绩伟的这个讲话很有代表性，它说明，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思潮对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的一些“大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月二十三日，邓小平说，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三卷２８８页）

    邓小平在这段话中，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新的失误”，并且列举了三条：第一是通货膨胀；第二是教育发展不够；第三是没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而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条”。在错误政策的引导下，在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先富起来”了，另一些人也想“先富起来”，拚命“朝钱看”。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几句说教就能保持传统、抗住腐败吗？

    看到事物的现象容易，要找到事物的本质就比较难了。

二、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线，爆发了新的学潮

（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十六日）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成为触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线。在首都的一些高等院校，由于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四月十八日，凌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学生开始上街游行。

    王丹等人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演讲，提出了对政府的七条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召雪。

    王丹是学生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不过他仍然只是一个工具，受躲在幕后的“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长期策划和背后操纵”。令人费解的是，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是了解这些情况的，为什么他们当时不及时揭露、批判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分子的活动，使广大学生、群众了解事情的真相呢？

    四月十九日，游行的大专院校发展到十九所，新华门前连续两天发生学生静坐和冲击事件。

    凌晨，乔石召开有关部门开会，决定迅速整顿新华门前秩序。

    四月二十二日，西安学生游行。

    同时，西安一些地方发生了打砸抢严重事件，社会上一些不法之徒围攻省委大院，烧毁汽车十辆、民房二十多间。四月二十九日，西安市公安机关宣布，４４名参与打砸抢的不法分子被依法逮捕。

    四月二十二日，长沙学生游行。

    二十二日晚至二十三日凌晨，长沙市内发生不法分子在五一路、黄兴路殴打警察和群众，砸坏商店，抢劫财物等严重事件。三十日，长沙逮捕了９名打砸抢分子。

    “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显示了和胡耀邦同样的倾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严峻。尽管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就实质说来，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四点建议；

    一、中央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当前事态明确表示态度。
    二、中央报刊等舆论工具，必须坚决服从中央的统一统指挥，大力配合，造成强有力的舆论攻势，扭转当前的被动局面。
    三、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只要中央全力支持，我们将继续站在第一线，做好争取绝大多数群众，孤立少数敌对分子的工作。
    四、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尽快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

    对北京市委的态度和建议，人们不能不提出问题：

    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这次学潮，参与的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但有极少数人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２，这次学潮，北京市从四月十八开始上街游行，到二十四日，已经六天了，为什么以赵紫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没有明确表示态度？
    ３，为什么党中央、北京市委会处于“当前的被动局面”？中央报刊等舆论工具，不服从中央的统一统指挥？
    ４，为什么中央不全力支持、授权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反击，打退反动思潮的进攻？
    ５，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不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如果早这样做，是不是就可以部分缓解学潮的发生？

    北京市委的态度和建议，虽然认为“就实质说来，这次学潮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党中央，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它同时也承认“大多数学生有推进民主的善良愿望”。而在这些善良愿望的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的关键。

    四月二十四日晚八时，在万里的建议下，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同意北京对当前首都形势的分析和所提的四点建议。

    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会议决定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

    会议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这场斗争的性质。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邓小平发表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出：

    在悼念胡耀邦逝世的活动中，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盅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漫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事端。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政治斗争。

    中共中央常委的决定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政治斗争。”但是，并没有采取有力的、具体的措施，揭露、打击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活动。特别是没有照顾到多数，“拿出几条过硬的措施，解决群众长期以来议论最多、反映最大、意见最集中的一些问题，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群众，赢得党心民心。”

    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世界经济报导》总编辑钦本立职务，并对该报进行整顿。

    四月二十七日，北京三十八所高校的三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其中游行学生在二千人以上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六所。下午四时半，游行学生和群众冲破劝阻线进入天安门广场，游行持续到晚十一时四十分左右结束。

    四月二十九日，受国务院和李鹏的委托，袁木、何东昌等同北京十六所高等院校的４５名学生进行座谈，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从这次座谈会讨论的问题来看，广大学生关心的主要是反腐败问题、发展教育问题、新闻报道的真实性问题和学生的游行、罢课等民主权利问题。这些问题部分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访问朝鲜回到北京。

    “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根据政治局常委决定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五月二日，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向有关方面递交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１２条要求和４点声明。

    五月三日，袁木就此事答中外记者问，指出政府和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五月四日，赵紫阳在会见外国人时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难免”“有人企图利用”；“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的这个谈话，“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本来已经趋向平缓的局势骤然逆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五月四日，首都数万名高校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并宣布五月五日起，北京市所有高校全部复课。

    五月五日，李鹏说，中国的政局稳定，政府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认真消除腐败现象。

    五月六日，赵紫阳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人谈话，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

    “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负责人答复４名递交关于对话请愿书的学生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将广泛地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并进行对话，

    五月九日，首都千余名新闻工作者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了一份请求对话的联名信件。

    五月十一至十三日，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王忍之分别同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

    五月十三日，赵紫阳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谈时说，党和政府正抓紧研究解决学生、工人等提出的合理要求，希望有爱国心的公民不要做妨碍中苏高级会晤的事情。

    五月十三日，李鹏同首钢工人就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和当前形势等问题座谈。

    五月十三日，首都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请愿。并递交“绝食宣言”说，绝食是为了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冷淡态度和拖延与高校代表团的对话。

    “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方面组织绝食活动”，“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当晚，阎明复邀请部分学生、教师座谈。

    五月十四日，凌晨，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

    下午，李铁映、阎明复等与首都３０多所高校学生推举出的对话代表对话。

    当日，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有十余人晕倒。

    五月十五日，戈尔巴乔夫访华。

    五月十六日，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三卷２９０页）

    他的意思是，他以前的人都没有搞清楚，只有他才搞清楚了。不由人想起了恩格斯说杜林的那一段名言。

    五月十六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赵紫阳说：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我这是第一次公开透露我们党的这个决定。

    赵紫阳的这个谈话，被认为是故意把邓小平暴露出来，把攻击的矛头引向邓小平身上。

    五月十六日，数十万各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

    绝食学生已有６００余人被送至医院抢救。

    “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五月十六日，晚，中央政治局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

    “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对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制造动乱当然要坚决制止；对广大群众的合理要求要真诚接受。

    五月十七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常委发表书面谈话，肯定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

    五月十七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及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全国各地数百万群众参加游行示威，支持学生反对腐败的要求。

    数十万、数百万群众上街游行，决不是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搞动乱，而是是支持广大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如果全国有这么多的人都是支持搞动乱，那不等于承认十年的“改革开放”彻底失败了吗？

    五月十七日，民主党派领导人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尽早与学生对话。

    “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为赵紫阳鼓吹的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对邓小平的“不满”，可以从标语口号的变化上看出来：

    一九八四年：“小平——你好！”

    一九八七年：“小平——你好糊涂！”

    一九八九年：“小平——你好狠！”

    对赵紫阳的吹捧，也可以从标语口号上看出来：

    “紫阳同志不能走”！

三、中央决定采取戒严措施，敌对势力实行拖延策略

（五月十七日至六月二日）

    五月十七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杨尚昆等人开会，都觉得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垮台。

    党的领导人感到有“垮台”的危机，这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

    五月十七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提出在北京实行戒严的意见。

    接着晚上八点又开常委会，讨论戒严问题，赞成戒严的有李鹏、姚依林；反对的有赵紫阳、胡启立，乔石说我很难表明支持或反对的意见。。

    赵紫阳在会上提出，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继续干下去，因为在学生运动性质这个问题上，我同小平同志的说法．同你们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我思想不通，作为总书记，怎么能够执行呢？因此我请求辞职。

    五月十八日上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同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开会。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零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党的领导人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制造动乱、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等方面，除了少数领导人进行一些所谓“对话”活动外，拿不出什么更有力的措施，把大好的时机白白地丧失了，最后，只有采取“戒严”这一个“杀手锏”。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五月十八日，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到医院看望绝食病倒的学生。

    上午，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请愿学生代表时说，极少数人不要以绝食学生要挟政府，应结束北京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尽快把绝食的同学安全送到各个医院去。

    各界百万余人继续上街游行。

    朱学范和１２名人大常委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各党派领导人会议，建议从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共商解决问题的办法。

    全国工商联、农工民主党、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共青团中央等接连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中央主要领导速与学生对话，恳请学生停止绝食。

    五月十九日，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的部分高校学生。

    下午四时许，有人以“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拿条子到“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指挥部”，透露了将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消息。

    北大自治会筹委会广播站广播：天安门广场传来消息，赵紫阳已下台，政府正从外地调军队和警察，要驱散广场绝食、示威的学生、群众，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去广场声援，与广场绝食、示威的人士共存亡。

    晚九时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宣布停止绝食。

    晚十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干部大会，号召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迅速结束动乱。

    “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晚十时，戒严部队的汽车在进京、进城的各个路口受阻。

    调这么多野战部队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并且带着一些重武器，有这个必要吗？

    五月二十日，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五月二十一日，在天安门广场，整个白天约有十万人；晚七时后增至三十多万人。

    五月二十二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约有五万人，大部分是外地高校学生。

    五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游行请愿静坐的学生约有一万多人。

    五月二十三日一时左右，首都各界和外地学生三十万人上街游行。

    五月二十三日，全国仍有八十七个城市的高校学生和各界人士游行。上海有五至六万人；哈尔滨有一万多人；长春有二万多人；沈阳有八千多人；杭州有八千多人；广州有四十万人。

    五月二十四日，全国有六十八个城市继续游行。武汉有四千多人；重庆有四万多人；石家庄有三千多人；长沙有一万多人；西安有一万多人；贵阳有四千多人；兰州有一万多人。

    五月二十五日，全国有五十八个城市游行。

    北京约十万人；上海有四万人；天津有三万多人；济南有一万多人；成都有四万多人；贵阳有三千多人。

    五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学生绝大多数撤离了天安门广场。滞留的主要是外地学生。全国有二十一个省发生游行。

    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仍然有学生一万多人。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高校学生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最多时达五万多人。全国有三十六个城市发生了游行。上海有一万二千多人；南京有三万多人；杭州有五千多人；哈尔滨有五千多人；沈阳有三千多人；石家庄有三千多人；西安有六千多人；长沙有三千多人；合肥有三千多人。

    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全国各地高校学生边抗议边复课。

    实行戒严以后，从表面上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停止绝食，参与游行示威的群众大大减少，部分高等院校开始复课。局势虽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逐渐在走向缓和。但是，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骨干分子，大肆制造反动舆论，企图掀起更大的动乱。他们提出的新的策略口号是：拥护赵紫阳，打倒李鹏，争取邓小平。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说，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这段话讲得非常好！在这次学潮形成的原因和性质的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问题在于这种腐败现象滋生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同当时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有什么关系？在这些方面还需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四、戒严部队进驻执勤位置，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暴乱

（六月三日至四日）

    六月三日，凌晨开始，戒严部队进驻执勤位置。

    极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在主要路口设置障碍，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

    自五月二十日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以后，局势逐渐平静。为什么在这时戒严部队又要继续进驻执勤位置呢？

    中午，一伙暴徒围堵、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广播电视部等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

    下午，“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向天安门广场不明真相的群众发菜刀、匕首，一伙暴徒纠集上千人，抢走大批钢筋、施工工具，准备打巷战，并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口号。

    中共中央决定命令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暴乱。

    所谓“强行开进”，就是说，如果部队开进时遇到阻挡，就可以动用武器扫清障碍。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过电台、电视台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市民提高警惕，坚守岗位，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

    晚十时，各路戒严部队先后开进市区。在部队开进和执行军务中，一伙暴徒大搞打砸抢烧杀，焚毁大批军车，抢走枪支弹药，用暴力手段打伤和绑架解放军战士和公安干警，部队采取果断措施，严惩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所谓“采取果断措施”，就是开枪。这对付那些反革命暴徒是完全应该的。可是，当时有一些群众听信谣传，以为部队进城就是要镇压群众，也参与了拦截部队的活动。还有一些群众是围观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形势下，部队指战员是没有办法分清的。这就难免造成群众的伤亡。

    六月四日，凌晨四时半，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对天安门广场清场。五时半，完成清场任务。

    在几天的事件中，戒严部队、武警战士、公安干警共有６０００多人受伤，数十人死亡，被砸毁、损坏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１２８０多辆，其他机动车７０多辆。

    在几天的事件中，有３，０００多非军人受伤，２００余人死亡，包括３６名大学生。

    与此同时，上海、广州、武汉、成都、贵阳、哈尔滨、兰州等一些大城市，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冲击执法机关、破坏交通、焚烧商店、残害无辜等严重事件。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难于轻易翻过去的一页，成了人们头脑中难于轻易抹去的记忆，成了一些家庭难以抚平的伤痕。

    重要的是，如何从这一事件中深刻地、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这就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它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将是对它们的一次严峻考验。


附录：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

（本文利用网上资料整理而成，一些材料无法核实其准确性）

第一节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严重后果，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贯彻不力，导致资产阶级自由派活动猖獗

    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中国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思想观念，并将其作为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期间，几位美国学者著作，包括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纳斯比特的《大趋势》、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被翻译出版，并广为传播。容易看出，在“未来学”的花哨招牌下，这些著作的内容，实际上是已经相当陈旧的“现代化理论”，它们强调新技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转变作用，并认为新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将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后工业社会”。尽管这和后来中国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但无疑这是为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成熟作准备的启蒙运动。这次启蒙运动的文化结晶就是电视片《河殇》，它把“现代化”意识形态推向了荒谬的极端。也就在《河殇》出现的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萌芽也开始出现，这就是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理论，和经济领域中以“价格闯关”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出台。

    “新权威主义”既是“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果（这在托夫勒、贝尔的旧版“现代化”理论中还较为模糊，在杭庭顿的新版“现代化”理论中就明确无误了），也是为改革出谋划策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精英的敏锐自觉。一方面当时的改革已经给社会“带来惊人的社会祸患，包括社会腐败、物价飞涨和一片混乱”，另一方面改革精英们发现，在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政变产生的、长期执政的个人独裁者，能有效地同不发达状态作斗争，并且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在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看得见的手’”。这就点出了从“现代化”意识形态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关键联接：“以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

    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从参照东欧模式到明确效仿“四小龙”模式，再到全面拥抱里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神学”的渐进发展趋势。而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和政策被正式引进的时刻。这些政策在中国的实施，也产生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效应，引发了社会关系的显著变化，这就是阶级的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的激化。

    一九八零年起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使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集体的土地分到每一个农户经营，集体的其他生产工具也分给私人所有，集体的企业由个人承包。农村中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

    一九八四年起国营企业实行承包制的改革，带来暂时的、局部的效益提高，却深刻地改变了国企内部的阶级关系，导致工人和经理层之间的矛盾激化。多数职工感到主人翁地位下降，感到自己变为承包者的雇佣对象。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八八年对１７个城市４００多个企业的２１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２１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１２％。”

    一九八五年价格双轨制改革开始实施，引发了所谓第一次“经商热”。据学者研究，在这次“经商热”中，产生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代富翁”，也是暴发程度最嚣张的一代致富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者，有的人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１９８８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１０００亿元之巨，其中７０％流入私囊”。党政机关经商、“权力转化为商品”的现象，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几年里愈演愈烈，各类“公司”以每年１０万以上的速度递增。一九八五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三十二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八六年还有十七万家。到了八八年六月，又陡增至四十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７００多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一时间“官商、官倒”的腐败成为民众不满的焦点。

    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最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价格非管制化”，亦即中国特色的“价格放开”出台了。当时政府表示，物价关非闯不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这一措施也为社会的一般性无序混乱，与后来市民的有序的、有诉求的集体行动搭好了舞台。首先，闯价格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从一九八四年的２．７％，上升到一九八七年的７．３％，再上升到一九八八年３１％的飞涨高度。物价上涨导致城市居民拥挤到银行去提款，并掀起大规模的抢购风潮。一九八八年五月，四种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价格放开后，在短期内猛增了６０％。这些对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严重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受物价影响，八七年全国有２１％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一位西方记者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毛泽东时代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它们回忆在毛泽东治国的二十七年中，从未提高物价。”

    应该指出，粮油等生活必须品的涨价通常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标准保留节目，它在世界各地实施后所引发的所谓“食品骚乱”也同样是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形影不离的保留节目。它之所以有如此稳定的因果效应，正是因为“价格非管制化”所波及到的人口是如此之广，对人们每日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它又使“价格开放”——本来是阶级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所造成的社会不满的矛头全部指向推行该政策的政府，使矛盾集中和激化。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广大的“群众”，即市民、机关工作人员、一部分工人等，他们受“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要大一些，对改革的怨言也多一些。这部分群众除了痛恨腐败，也反对改革带来的通货膨胀，反对“不三不四的人发财”，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有所不满，在情绪上对改革前时代有所怀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分群众中，新中国的传统价值更强烈一些：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关系，社会公正，基本生活保障，等等。他们借以渲泄不满的符号手段，也没有像学生那样热衷于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运用他们更为熟悉的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人民”、“公仆”等传统社会主义范畴。

    最能反映群众这种不满情绪的，莫过于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行的“政治民谣”：

    有反映新自由主义改革方针的，如

    西方黑，
    太阳落，
    中国出了个邓开拓，
    他要人们各顾各。
    辛辛苦苦三十年，
    一夜退到解放前。

    有反映城市社会两极分化的，如

    一类人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
    二类人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
    三类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
    四类人来租赁，坐在家里收利润；
    五类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六类人手术刀，腰里揣满红纸包；
    七类人当演员，扭扭屁股就赚钱；
    八类人搞宣传，隔三岔四解个馋；
    九类人为教员，山珍海味认不全；
    十类人主人翁，老老实实学雷锋。

    中央首长空中行，省市领导两头停；
    县上的，帆布篷；
    乡镇的，壹叁零；
    农民坐的是东方红；
    市民骑的是自摇铃。

    一等作家政界靠，跟上官员做幕僚；
    二等作家跳了槽，帮着企业编广告；
    三等作家入黑道，翻印淫书换钞票；
    四等作家写文稿，饿着肚子耍清高；
    五等作家你倒潦，自己去把自己操。

    有反映用人制度腐败的，如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十七十八披头散发，二十七八抱养娃娃；
    三十七八等待提拔，四十七八混混耷耷；
    五十七八退休回家，六十七八养鱼务花；
    七十七八，振兴中华。

    有反映领导干部腐败的，如

    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
    林彪的儿子搞政变，
    邓小平的儿子收捐献，
    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
    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

    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伤了胃；
    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党委会；
    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

    喝上酒了一瓶两瓶不醉，打着麻将三天四天不困；
    跳起舞来五步六步都会，搞起女人七个八个敢睡。

    腰里别的ＢＢ机，手里拿的步话机，
    馆子里吃烧鸡，宾馆里打野鸡。

二，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贯彻不力，资产阶级自由派蠢蠢欲动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极右分子对一九八六年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一九八八年，当他们发现赵紫阳搞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活动要转向收场了，就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在理论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前任所长苏绍智攻击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薄一波就“苏绍智事件”上书邓小平，要求严加处理。邓小平在信上批示：“一些知识分子对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或不同见解，不必大惊小怪。”淡化处理。

    《未来丛书》主编金观涛在北大未来协会上说：“社会主义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的遗产。”

    《新观察》主编戈扬说：“金观涛的观点，有人可能认为太厉害了，但是我认为太客气了，还不够，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封建帝国主义。中国的改革只能自下而上，不能自上而下，毛泽东思想是改革的阻力。”

    一九八九年一月四日，赵紫阳在中央宣传小组会议上说：“现在国外以及国内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要走私有化道路，政治上要轮流执政，搞议会制，这是一种思潮，估计今后这种思潮还会蔓延。当然还会出现另一种思潮：你改来改去，出了那么多问题，难怪人们对十三大提出的路线发生怀疑，要倒回去，再走回头。”

    一月六日，方励之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在全国实行大赦，释放魏金生和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二月十六日、十九日，由陈军、北岛发起有三十三人（包括邵燕祥、吴祖光、冰心、张洁、宗朴、吴组湘、汤一介、严文井、肖乾、金观涛、李泽厚、苏绍智、王若水等人）署名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支持方厉之。并两次召开记者招待会。还将公开信于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

    二月二十六日，张显扬、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三月五至七日，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市制造严重骚乱事件。

    三月中下旬召开人大、政协会议，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会上鼓吹：忽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去年至今国务院工作的极大失误——就像尔巴乔夫在苏联短短几年做的那样，建设民主大国再建设经济大国就用不了五十年。

第二节　胡耀邦逝世成为引发学生运动的导火线，赵紫阳提出处理学生运动的三条原则

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骨干分子利用胡耀邦逝世制造动乱

    四月十七日，王丹等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演讲，提出了对政府的七条要求：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实行改选。

    四月十九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举行座谈会，公开提出要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翻案，明确表示支持学生游行示威，说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严家其说，邓小平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人民了。中央要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

    戴晴说，在共产党七十年的历史上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替；现在中国的凝聚力在天安门广场，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天安门广场。

    四月中下旬，从这时开始，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子明．副所长王军涛等人一直在幕后进行策划，并与高自联头头王丹等人有过多次接触。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北京高校联合会成立．让学生在戈尔巴乔夫来访之际到天安门广场绝食，都与陈．王两人在幕后策划有关。王军涛利用自己是北大毕业生的身份，更能取得北大自治会一些成员的信任。这个研究所不仅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组织成员提供经费，还经常召集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召开各种会议。

    四月十九日二十三时至二十日一时，北京大学一些人建立团结学生会筹委会。这个会是在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等人的授意下搞起来的。会上有人传达金观涛的意见：现在是行动的最好时机，要采取统一行动，进行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北大的民主沙龙有人说，邓小平在搞“垂廉听政”。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北岛．苏晓康等四十七名作家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

    １，继承胡耀邦遗志，推进民主进程；
    ２，解决社会腐败问题；
    ３，不得以集体负责为藉口，推卸个人责任；
    ４，保证宪法规定的出版．言论自由，使人民享有监督和自主权。

二，胡耀邦逝世成为引发学生运动的导火线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

    从四月十七日下午起，北京高校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从学校扩展到天安门广场。

    四月十七日下午一时左右，中国政法大学６００多名师生到校外游行，四时半进入天安门广场。他们的口号是：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法制万岁！教育救国！法制救国！人民万岁！反对官僚主义！

    四月十七日晚七时左右，二三千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自发地进行悼念活动。

    四月十八日零时，由北京大学出发游行的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共三千多人于四时左右进入天安门广场。

    四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左右，天安门广场已有一，二万人围观。二十二时左右，约二千多名学生和围观群众从天安门广场向新华门聚集，新华门前秩序混乱，长安街交通受阻。

    四月十九日，游行的大专院校发展到十九所，呼喊口号：耀邦不死！人民书记人民爱！打倒独裁！打倒专制！发扬五四传统！民主科学万岁！教育万岁！老师万岁！北师大贴出署名“师大新闻系”的大字报，说“小平主国，手握大权”，并鼓动“抓凶手“。

    四月十九日二十三时三十分，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后返校，在人民大会堂南侧街道，被武警部队包围并用皮带抽打头部晕倒，王志勇回校后被送到北三医院治疗，并证明：头皮裂伤，轻度脑振荡，眼外伤。二十一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内挂出了王志勇的血衣，引起了学生的激烈情绪。一些学生焚毁人民日报，摔砸小瓶子（小平之谓），持续约半小时。

    四月十九日二十三时至二十日一时，新华门前连续两天发生学生静坐和冲击事件。

    二十日凌晨，乔石召开有关部门开会，决定迅速整顿新华门前秩序。武警部队和公安人员把学生与围观的群众隔离。从凌晨一时至五时，三百名左右学生一直与武警部队组成警戒线呈对峙状态。北京市政府决定用公交车把学生分别拉回学校。在上车过程中，有一百多名学生不愿意上车，与公安人员发生争执，并有一些推搡动作。一名女学生被推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但没有学生响应。

    四月二十一日，清华大学等十所大学的上万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喊：打倒官倒！打倒贪官污吏！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暴行可耻！爱国无罪！新闻自由！新闻要讲真话！民主万岁！沿街群众不时向学生鼓掌，自发地将开水．杯子放在路边，供学生喝水。学生情绪高涨，呼喊：人民万岁！理解万岁！

    四月二十二日，追悼会结束后，十二时五十分，有四名学生代表（其中三名跪着）举着请愿书要求与李鹏对话。不久，人群开始向警戒线上的武警起哄，警戒线南侧部分围观群众向前缓慢移动，与执勤武警和解放军发生摩擦。最前面的武警推不动群众，向两侧撤开，后面解放军组成的人墙迅速向前推进，人群向后退散，双方推搡了十五分钟左右。有少数人向武警掷皮鞋等物。人群又渐聚拢，发出：“抗议暴行，不许打人”的喊声。十三时三十分左右，一万多名学生开始有组织地撤离天安门广场。撤离沿途，高喊口号：为民请命，万死不辞！反贪污！反腐败！民主万岁！科学万岁！惩办贪官污吏！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是别有用心吗？不！我们错了吗？不！千秋功罪，人民评说！沿途群众不时报以掌声，不少围观群众向学生队伍表示同情和安慰，有的喊向学生学习，支持学生，不要奖金。学生则报以理解万岁！感谢人民！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在北大三角地贴出１４３名老师签名的公开信题为《老师紧急呼吁》。一些学生表示，学生中有坏人，但反对把学生称为一小撮坏人。一些教师公开表示同情学生的占大多数。不少人认为，学生要求公布领导人的财产是正确的，学生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不满，也是无可厚非的。他们举例说，国务院下令整顿公司，残疾人联合会马上宣布与康华公司脱钩，邓朴方马上举行记者招待会，这是干什么？这样的公司不整顿，整别人，人们怎能服气？冲中南海．示威．贴大字报．静坐都不对，但不这样怎能引起中央重视呢？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武汉地区大学生连日上街游行。二十二日，武汉大学进行的抗议活动是由五百名博士硕士生带头发起，游行队伍从武昌途经长江大桥和汉水公路桥，造成武汉三镇主要交通干道堵塞六个多小时。口号和大字报的内容，矛头都对准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李鹏等，有一张大字报说：共产党必须向民主党派人士．向全国老百姓低头认错！武汉大学学生公开叫喊：打倒腐败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湖北省委向中央报告，这次社会各界对学生游行同情者居多数。这次学生所提的口号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理论．社会风气．社会治安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老师．干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同感。武汉大学的一些教师说，知识分子是最关心改革的一个阶层，谁看到过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和不法商人关心过改革？但是，关心改革的人都得不得任何好处，为国家担忧，反而得不到社会的理解，这是知识分子最难受的。省高教界多数人认为，一九八五年以来，我国改革确实失误较多，造成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各个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在人事安排上，普遍认为年事太高的老前辈担任主要领导岗位，干部年轻化成为空话；在经济上，先是沿海发展战略，接着是闯关，继而是治理．整顿，决策的随意性很大，人们无所适从；在理论上，困惑很多，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日益混乱，要求改革现状的心情非常迫切，但又没有信心。于是有的学生提出建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的错误口号，以图改革现状。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学生的行为引导不当，很可能诱发出反党．反政府的行动。我担心，如果哪个城市的学生一旦同工人结合起来，很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到那时，全国局面将不可收拾。即便政府采取镇压措施，也不一定能引起国民的同情。

    四月二十二日，西安学生游行并发生打砸抢严重事件，围攻省委大院，烧毁汽车十辆、民房二十多间。十八名不法分子被当场擒获。

    四月十八日晚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０４名学生，从武汉回来，这些学生说，武汉已经行动起来，我们也要有所表示。第二天开始，原来平静的一些院校也纷纷开展悼念活动，悼念活动由自发转为有组织进行。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南工业大学等院校少数学生借题发挥的大字报．小字报和标语挽联等，矛头所向明确。如湖南师范大学《耀邦同志为国为民忧虑而死，是谁把我们的好领袖赶下台？》的大字报中，直接把矛头指向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一些大字报涉及面较广，如经济体制改革走入死谷，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没动；反独裁，要民主，讲真话的人悲惨而死。湘潭大学有三张大字报评论方励之的功过，说方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可惜中国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太少了。二十二日，长沙学生游行。晚至二十三日凌晨，长沙市内发生不法分子在五一路、黄兴路殴打警察和群众，砸坏商店，抢劫财物，约有二十家商店被抢劫一空等严重事件。武警将９６名参加者带离现场，对５３人进行关押审查，这些人中，有工人３２人，进城务工的农民２６人，个体户６人，社会闲散人员２８人，学生６，人，（其中中学生５人，中专生１人，没有大学生）

三，邓小平同意赵紫阳提出处理学生运动的三条原则

    从事件一开始，中央领导人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四月十七日，赵紫阳认为，要充分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指出他们的一些不当做法，要深明大义，晓之以理。

    李鹏．姚依林认为，这次学生悼念耀邦的活动值得高度注意。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早在等待时机，现在耀邦去世了，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这些人会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防止事态的扩大。

    四月十八日，赵紫阳对杨尚昆说，总的说，学生的爱国热情应该予以肯定。

    四月十九日晚，李先念对李鹏说，学生们已经闹了几天了，怎么现在闹到新华门来了？昨天晚上闹，今天早上又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背后有人操纵啊？

    四月二十日，王震对杨尚昆说，这些小鬼懂个屁啊！动不动就想闹事，是不是有人想打倒共产党啊？

    四月二十日，李鹏对罗干和姚依林说，这几天学潮形势的确趋于复杂了。

    并找李锡铭．陈希同谈话，要求北京市政府作出果断决策。

    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第二份报告：一，从十八日凌晨开始，悼念活动出现转向。主要表现是：１，借题发挥，提出不少政治主张。２，反动言论公开化。３，不断有人煽动闹事。４，冲击中南海。５，提出纲领性口号，活动趋于组织化。二，针对这一情况，市委．市政府已采取下列措施控制局势：１，开展政治攻势，晓之以理。２，发布通告，制止违法行为。３，采取戒严措施，防止事态扩大。４，紧急召开各级负责人会议，介绍情况，分析形势，提出要求。

    四月二十日，彭真对陈希同说，这几天北京这么乱，要防止出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的背后一定有幕后黑手，一定要下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四月二十日，王震对邓小平说，这些学生要造反啦，他们冲新华门啦，一定要马上采取措施呀。

    四月二十日，邓颖超对李鹏说，要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一定要揭露别有用心利用学生闹事的人。

    四月二十日，王任重对李先念说，湖北省委告诉我，这几天武汉的大学生闹事也闹得很凶，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全国看起来就不太平了。

    四月二十日，宋平对姚依林说，我看这几天北京学生的闹事苗头已经很明显，方励之等人非常活跃，学生背后肯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操纵，中央要尽快采取措施，控制事态的发展。姚依林说，这次学生是打着悼念耀邦的名义要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好多学生都蒙在鼓里，不明真相。实际上，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早就在等待时机，计划蓄谋已久，他们正在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所以要尽快揭露真相。这几天的趋势表明，学生闹事有演变成动乱的可能。

    四月二十日下午，杨尚昆签发中央军委报告：为了确保胡耀邦追悼会期间北京尤其是天安门地区的安全，经请示小平同志，决定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集团军调集两个师和两个团，约九千人赴京，协助公安．武警维护首都秩序。赵紫阳圈阅。

    四月二十二日，追悼会后，赵紫阳对邓小平说，对这次学潮的处理，我已经向政治局提出三条建议：

    一是追悼会已经结束，要坚决劝阻学生游行，马上复课；
    二是对打砸抢行为要依法严惩，决不手软；
    三是对学生疏导为主，可以开展多层次的对话。

    邓小平说，好。

    杨尚昆说，我赞同紫阳同志的意见。

    李鹏说，我同意紫阳同志刚才说的三条意见。

第三节　全国各地学生继续罢课游行，中央政治局确定制止政治动乱方针

一，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发表宣言

    四月二十三日十四时左右，人大校园内贴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

    一，完全支持北京高校学生提出的七点建议，坚决支持学生及各界人士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即日起，博士生集体罢课。
    三，集体领导．集体决策造成的失误（李鹏语）应以集体辞职，来表示集体负责（李鹏语）的诚意。
    四，强烈要求七十五岁以上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全部辞职。
    五，反对暴力，保护人权，军队不应参加和干预国家事务。
    六，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不得由国库负责。
    七，解除报禁，新闻自由，允许民办报刊．电台和电视台。
    八，由社会各界人士成立廉政委员会，清查党政领导中的腐败现象，立案审查高干子女亲属的非法经商活动，并将公布于众。

    李鹏说，这份宣言是赤裸裸地向党宣战！

二，全国各地学生继续罢课游行

    四月二十三日，清华．北师大等高校二十多名学生，在积水潭地铁口讲演并募捐，现场有４００多群众，有３７人捐了款，最多给５０元，最少的一元，绝大部分是１０元。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女青年给了２００元。旁边卖饮料的小贩不时送汽水和雪糕给学生。

    四月二十三日晚，北京二十一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在圆明园集会，成立了学生临时筹委会，统一指挥学生运动。

    四月二十四，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备会成立。南开大学开始罢课。湖南师大．中南工业大学等校园内多处出现“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

    四月二十七日，四·二六社论发表后，上海．天津．长春．西安．武汉．南京．杭州．合肥．长沙．成都．大连．石家庄．济南．南宁．昆明．深圳．银川．桂林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北京有三十多所高校的五万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他们的口号有：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坚决拥护党的正确领导！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贪官！官倒不倒，人民不平！和平请愿，绝非动乱！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这一天学生的游行是有秩序的．有纪律的，行动上不与警察发生硬性冲突，原先游行的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冲破层层阻拦进入广场后，却沿北马路穿过，未在广场停留。

    四月二十九日，北京部分高校大部或一部分学生复课。

三，邓小平同意中央政治局确定的制止政治动乱方针

    四月二十三日晚，李锡铭．陈希同主持召开首都七十多所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会议，会上说，有的要罢课，有的要成立学生自治委员会，有的抢占学校广播电台，这说明，这次学潮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动乱。对少数鼓动罢课．游行的学潮活跃分子，我们该采取措施的就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决不纵容。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李锡铭．陈希同向万里汇报北京情况：今天北京已经有三十九所学校，约五万名学生参加罢课。闹事最凶的北大学生就由方励之的老婆李淑娴指使。方励之是把学生与国外传媒直接挂勾的牵线人。万里说，北京的局势的确有点复杂化，不过我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是爱党爱国的，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要把极少数人与大多数区分开来。

    四月二十四日晚，李鹏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会议同意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并决定：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一份紧急通知，向各地通报形势，提出对策；二，责成北京市委从二十五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揭露阴谋分子，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三，鉴于形势严峻，争取明天下午向小平同志当面汇报。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李鹏等人向邓小平汇报，全国已经有二十多个城市发生了学生的游行示威；二十三日以来，北京已有四十八所高校六万多名学生参加罢课，四十二所学校学生在校内演讲游行，师大公开呼喊“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北京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由自发性的悼念转变为一场动乱。这场动乱，必须依法尽决予以制止。

    杨尚昆说：我们决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次学潮制造动乱。要尽决予以坚决揭露。

    邓小平发表讲话，我完全赞同中央常委的决定。这不是一般的学潮。学生闹事到今天已经十天，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但是，事情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会后，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这次学潮的发生，反映了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不执著，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这次学潮和反对自由化不彻底有关，和不搞反对精神污染有关。如果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作进行到底，也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特别是反对精神污染，只进行了二十天就丢了。

    这翻话透露出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不满，但他仍然认为赵紫阳在改革开放方面是信念坚定的。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赵紫阳从朝鲜发回电报：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出：在悼念胡耀邦逝世的活动中，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盅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漫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阴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事端。这是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政治斗争。

    其实，对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学生应作全面分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大专院校学生受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的影响比较来说是相对小的。然而，学生在中国近代历史传统中是社会政治事务的热切关心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富于“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同时热情冲动，敢想敢干。在对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分化与社会矛盾的认识方面，学生具有二重性和不彻底性：一方面，它们深受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在他们当中普遍流行，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传统中特有的价值和语言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同情关心受压迫者，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那些属于毛泽东的遗产，如受压迫者造反有理，青年是国家的希望，行使大民主手段等，在学生的有意识与无意识中，在自觉与不自觉的语言和行为习惯中都广泛潜在。在一九八九年前夕，“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造成的冲击也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切身利益：由于社会治安的混乱，北京外经贸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因学生被害而引发学潮。当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来到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进退维谷、民众情绪普遍骚动的情况下，学生成为首先发难者。即使如此，学生的集体行动在最初的一个月，并未表现出在“新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等大的问题上的一致的或明确态度，其热情冲动有余，理性纲领不足，学潮的政治态度，还完全有赖于和其他政治势力的互动，以及受其他政治势力的引导。

    遗憾的是，当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完全忽视了学生运动中积极的一面，没有充分鼓励和发挥学生们要求反对官僚腐败的先锋作用，也没有在学生中进行艰苦的政治思想教育，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而是一味地采取片面的政治高压方针：“这是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而对那些真正在幕后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有计划的搞阴谋动乱，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极右分子，又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进行揭露和批判。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李鹏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四·二六社论的发表目的是要制止动乱，其方针是对学潮一概采取政治高压，
结果出其所料，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动乱”
——四月二十七日全国各地高校学生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李鹏在会上作了这样的分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在全国人民头脑中敲响了防止动乱的警钟，对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采取了预警措施。这对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北京的局势很有利。当然，一些教师．学生．社会上的群众对社论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一些干部的思想也还不能统一到社论的精神上来，这就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形势。这场动乱是由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勾结国外反华势力进行长期预谋和准备的结果，是蓄谋已久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这场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杨尚昆说：不少人对社论中的“动乱”和“严重的政治斗争”的提法有意见，认为定性过高。我看，他们对社论中的提法有意见主要是没有联系上下文看，社论中的“动乱”是在列举全国各地一些不正常现象后提出的。这需要我们在适当场合作出说明。我认为绝大部分学生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对学生的行为总的是要疏之导之，不能压。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学生上街游行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昨天这么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我们都没有强行阻止，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克制和宽容。但是，一定要让学生知道，安定团结局面来之不易，一味地游行、罢课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很可能还将走向事物的反面。

    乔石说：仔细分析，学生由悼念胡耀邦同志到最近的一连串行动，有不少是出于一腔热血，为国担忧的。学生提出的口号中，有不少是与中央一致的，例如惩治腐败，加强廉政，重视教育，依法治国等。但是，学生们的行为缺少理智和冷静，不少人随大流，没有自己的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尽快与学生开展不同层次的对话，增加透明度。他的意见得到杨尚昆的赞同。

    田纪云说：这次学潮在群众中同情、支持者不少，这是因为学生所提的一些口号在群众中很有吸引力，容易与学生形成共鸣。所以，中央通过这次学潮也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乱？有个别坏人利用学潮不可否认，但是中央自身的毛病也给人以把柄。现在社会上到处流传什么太子班．秘书班．女婿班在掌权，老百姓一听就寒心了。党的威信已经降到了很低点，不端正党风，就不能消除腐败，动乱仍不可避免。

    薄一波说：国外大量散布中国现行改革没有出路的论调，目的是给学潮鼓劲，搞乱我们的党心民心。

    宋平说：确有一些人想利用这次学潮反党反社会主义。

    姚依林：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学生们是带着历史的使命感自觉参与这场运动的，并无人在背后操纵。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会议决定，由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负责人与学生开展不同层次．多渠道的对话。

    总之，这次会议仍然继续存在两种处理学潮方针的争论。而这两种方针共同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敢承认他们自己在改革开放中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在阶级关系分析上，一部分人根本不承认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严重危害及其对学生严重影响，另一部分人对学生不作阶级分析，不承认学潮有其积极的方面。两者共同的问题是根本不把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放在眼里，不注意他们的态度和呼声。

    四月二十九日，袁木、何东昌与学生对话。北京部分高校大部或一部分学生复课。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访问朝鲜后回到北京。

第四节　学生继续游行罢课，中央两派分歧公开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积极策划新的活动

    五月一日，北岛．苏晓康．郑义．韩少华．戴晴．宋伟．孔捷生．陈建功．史铁生．赵瑜．刘卫华等数十人发表公开信，说：近日来，北京高校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了政府腐败现象和社会存在严重分配不均等问题，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我们予以支持。

    五月一日，北京高校联合自治委员会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并举行全国高校大罢课。他们在对话要求中提出：

    1，正确评价胡耀邦功过。
    2，重新公正客观评价报道这次学生运动，查处北京市欺上瞒下制造动乱藉口的行为。
    3，惩处四·二0打人事件中的直接责任人。
    4，反贪污，反腐败，惩处官倒，解决康华问题。
    5，尽决出台《新闻法》，允许民间办报，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先生回大陆办私人报纸的要求。
    6，提高教育经费，改善老师待遇，公布全国政协三个调查组关于北京市教育经费的调查结果。
    7，检讨政府政策性失误，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小组，分析去年通货膨胀的原因等。

    五月二日下午，四十多所高校的七十多名代表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请愿书，并限于五月三日答复，否则五月四日游行。

    五月二日晚，北大学生广播提出以下政治要求；

    1，把领导人的小轿车拍卖封存；
    2，中央领导要从中南海搬出，把中南海变成人民的公园；
    3，毛主席的遗体从纪念堂搬到八宝山去；
    4，公布中南海对特供商品价格，取消特供制度；
    5，要把天安门广场变成海德公园，让人们享受；
    6，四项基本原则是民主运动的四座大山；
    7，五四必须大游行，大游行后外地学生去进行宣传动员，等戈尔巴乔夫来时再搞一个全国性的大游行。

    五月三日，高自联在二十八所高校中产生了六十五人组成的对话团。第一次对话的纲领有三条；

    一是对这次学生运动的评价；

    二是由官倒．腐败引起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包括：

    1，由胡耀邦辞职所引起的党内民主问题；
    2，由人民日报等报道所起的新闻自由问题；
    3，由官倒．腐败现象所引起的政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
    4，由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所引起的国家权力结构问题；
    5，由经济领域分配不公所引起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
    6，由掠夺性的剪刀差导致农业危机所引起的整体性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7，由国家四大机关运转不正常所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政治经济体制问题。

    三是强调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并特别强调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争取高自联的合法性。

    五月二．三日，召开首都新闻记者纪念五四座谈会，有几个记者参加，包括外国的．香港的．台湾的记者。会上议论的主题是支援世界经济导报及新闻自由问题，支援．参加学生游行问题。

    五月八日，北大筹委会提出复课条件并决定继续罢课。

    五月九日，两名记者把1013名记者的请愿书交给记者协会。

    五月十日晚，戴晴．包遵信在人大讲演。

    戴晴说：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我们国家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从此就要结束了。四，二七大游行，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一定争取言论的自由，办报的自由，出版的自由。

    包遵信说：这次学潮强调民主，强调自由，这是头等重要的，不是什么自由化。这次四，二七学潮，将要在中国历史上大书特书，它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进入重要阶段。这次学潮，并不像袁木讲的，有什么长胡子的黑手，并不是什么动乱。四·二六社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至于下一阶段的学运，比如说言论自由，现在能不能提出来？我们能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能不能结社自由？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助于运动的深入。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包遵信说学潮中没有长胡子的黑手，他就是黑手之一。在这次讲话中，他透露出他们的计划和策略：在现阶段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非法报刊．非法组织合法化。这样“就有助于运动的深入”，也就是下一步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五月十一日下午，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一份署名为十六楼部分研究生的《紧急建议》：鉴于目前严峻形势，我们建议破釜沉舟，采取如下紧急措施：A，集体绝食；B，竭尽北京高校之全力，于戈尔巴乔夫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作最后拚搏，成败在此一举。

    当晚，北大三角地二十八楼学生自办的广播站，围绕着戈尔巴乔夫来华如何采取行动进行了辩论。

    当晚，高自联头头王丹．吾尔开希等聚会策划绝食筹备有关组织。

    五月十二日下午，北京高自联宣布：十三日中午十二时集合去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

    五月十二日下午三时，北京大学约有四百多名学生举行第十七次民主沙龙，包遵信讲话并回答提问。他说：

    这次四，二七游行，宣布长期封建家长制结束，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几十万大学生上街游行，组织得那么好，那么有纪律，口号目标那么明确，而且非常有策略，这是很有水平的。它的规模和影响超过了五四。

    今年学生上街以后，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前途的。凝聚力在哪里？大家要有个目标，民主化．现代化，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要有步骤。

    从官方来看，学生背后有一小撮人挑动。如果这一小撮人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鼓动十几万人上街，那也是了不起的。所以，应该把四·二六社论给推翻，它从语言到思维方式都是文化大革命那套东西，而且这个社论埋了很多钉子，如果不把它推翻，有朝一日他们还会秋后算帐。

    如何防止秋后算帐，我的看法就是坚持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我赞成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结合起来，不要怕，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责任。

    这个包遵信可算得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他给学生提出的最高目标是结束“封建家长制”，也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当前的目标就是推翻四·二六社论，也就是要把他们搞的非法活动和非法组织合法化。对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为什么中央的那些领导人就不敢采取措施加以揭露和惩治呢？

二，北京高校学生又掀起新的罢课、游行浪潮

    五月四日，首都五十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游行，并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五四宣言。并决定从五月五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全部复课。

    这天有二百多名新闻记者参加游行，新口号有：结束老人政府。特权衙内，必须治罪。

    五月四日，全国有五十一个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进行了游行示威。

    在西安，学生贴出许多高干背景的关系图。

    在武汉，提出抑制通货膨胀，保障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杭州，要求省政府公布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的实绩；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确保人民生活水平；增加教育经费，从根本上解决学校危房问题；公开紧俏商品优惠券的分发情况和流向；等等。

    在长沙，要求取消一切封建特权，废除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抑制物价上涨，拯救农业危机；增加教育投资。告同胞书说，工人．农民同志们，我们为你们不公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呼吁，也同样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个体工商者们，你们用血汗挣来的钱比官僚靠权势所窃来的钱干净得多，我们理解你们！

    五月十日下午，北京高校三千多名学生　骑自行车在市区游行。有《古井》的作者郑义等人参加。

    五月十二日，北京．呼和浩特．兰州．西宁发生大规模的穆斯林学生和群众游行，　声讨上海文化出版社三月份出版发行的《性风俗》。

三，中央领导人两派之间的分歧公开，邓小平犹豫不决

    五月一日，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

    乔石提出；应该进一步阐明政策界限，将绝大多数学生从“参与动乱”的思想包袱下解脱出来。

    姚依林说：该强硬的地方就得强硬。

    薄一波说：这几天海外报纸说中国的领导层存在斗争，说我们迟迟才谴责学生，反映了党内思想混乱，对于如何处理这场危机，也许存在严重的内部分歧，学生运动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深入的权力斗争。因此，我们的决策就越是要坚决，态度越是要鲜明。

    赵紫阳说：我想在后天的纪念五四大会上讲话，主要讲两个问题；

    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

    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我们与其被动的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必须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解决新的问题。例如：

    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
    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
    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
    完善并改造选举制度；
    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
    用具体法律来和规定言论自由；
    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游行；等等。
    我们决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说明，赵紫阳想利用这次学潮的机会，顺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李鹏说：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情况下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们应当首先稳定大局，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场学潮的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其影响面和波及程度相当严重。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倒退。

    很明显，李鹏反对赵紫阳要在学潮中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

    五月三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大会上讲话，李鹏通过杨尚昆建议赵在讲话中增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赵对杨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气候下，还是暂不强调为好。

    这篇讲话，通篇都是讲稳定与动乱的关系，肯定了学生的爱国之心。

    事后，陈云．李先念等都认为不应该这么讲。薄一波说，在这种情况下，给青年讲爱国，无异于助长他们搞动乱。

    五月四日，赵紫阳会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团长和官员讲话：

    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么大，当然难免，这样的人极少。

    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王震对杨尚昆说：赵紫阳的本事真大，他的一篇讲话就可以把学潮解决了？

    李先念打电话对邓小平说：现在中央有两种声音。

    陈云捎话给邓小平说：请看看赵紫阳的这篇讲话。

    会见后，赵紫阳与李鹏讨论了四·二六社论问题：

    赵紫阳说：社论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定性，带有敌我矛盾性质。

    李鹏说：小平．陈云．先念等老同志都认定这次学潮有极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其目的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社论的定性是正确的，不可能改变。

    五月六日，赵紫阳与胡启立．芮杏文谈新闻改革；

    赵紫阳说：新闻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人心所向，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处理敏感的新闻事件，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千万不能匆忙．草率地简单下结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搞得我们很被动，原因就在这里。

    五月六日下午，赵紫阳拜访杨尚昆，赵说：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徵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请你向小平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中，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

    五月八日，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民主政治建设和廉政问题。

    五月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当时全国学潮的情况。

    赵紫阳说：这次学潮，由于党和政府采取非常克制和容忍的，也由于大多数学生日益表现出理智，注意了秩序和纪律，避免了事态的激化。如果措施得当，可以真正把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秩序的轨道上来。

    李鹏说：现在全国高校实际上已出现无政府状态，连最起码的校规都不能执行，这怎么能算是民主呢？这又是什么样的自由？这与文化大革命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听任发展下去，我们的国家很可能又将陷入又一回的内乱。所以，对话是重要的，但决不能被学生认为我们是在纵容学生，必须立场鲜明，决不能在原则问题上有丝毫退让。在要求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按照我们的国情在法制的轨道上循序渐进，不能感情用事，失去准绳。

    姚依林说：不能因为学潮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不能因为学生要对话就一味地接受对话；更不能因为学生指责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就一味地认为学生所提的意见什么都是对的。好的我们接受，错的要理直气壮地反驳。该严厉时就得严厉，该强硬的就要强硬起来。学生采取拖的策略，我们不能拖。

    显然，对形势的分析和策略的采取，仍然存在两种对立的路线。

    关于学潮不断扩大的原因：

    杨汝岱说：这次学生上街游行为什么很多老百姓在街上拍掌助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老百姓对我们的腐败现象很有意见。

    田纪云说：要求惩治腐败的呼声好像是这次学潮中一个共同的呼声，这说明过去我们在惩治腐败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当前我国经济改革中　种种问题和障碍，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展开。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结合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官倒猖獗．政府官员腐败，党和政府的威信严重下降。

    宋平说：山西学生提出，省委大楼全国第一，人均收入全国倒数第一。甘肃学生提出，省委书记李子奇是书记专业户，他的爱人现为省轻工厅长，儿子是武威市长。不少省级干部的亲属，不是从政，就是经商。

    五月十一日下午，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

    杨尚昆说：这次学潮与两年前的那次很不相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学校教师．新闻记者，包括一些机关干部都有。学生所提的口号也有很多方面是老百姓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所以，这次学潮有市场。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端分子也正在积极利用这次学潮，还有西方反华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革命组织的介入。

    邓小平说：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群众中间，提出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来激动人心，使我们在采取策略时犹豫不决。我看，现在是学生在逼我们。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哪一种处理办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杨尚昆说：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一些改变。

    邓小平说：我看常委中只有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一以贯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敢于坚持原则。

    这样，实际上邓小平就已经回答了杨尚昆的问题，他不同意赵紫阳要求改变定性的主张。

    五月十一至十三日，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王忍之分别走访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与新闻界对话，达成的共识是：大学生参加学潮的主要动机是忧国忧民；一定要注意发挥新闻媒介的安全阀效应；对学潮处理不宜采用强制性措施；建议发表《新闻法》草案。

第五节　学生绝食，全国数百万群众游行声援
左右为难，邓小平决定北京实行戒严

一，自由化势力公开摊牌

    五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北京高自联代表向信访办提出与党和政府领导人对话的要求。

    五月十三日上午八时，高自联代表要求把学生对话代表人数由二十人改为二百人，否则就是没有对话诚意。

    五月十三日上午，高自联在各高校贴出绝食书和绝食宣言。

    五月十三日，高校出现署名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的大字报：《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

    这些公开信、大字报出现这么快，说明它们之间配合得非常默契。这次学潮一开始就是由他们策划、挑动搞起来的，他们从来没有“沉默”过。

    五月十四日，戴晴、于浩成、李洪林、温元凯、李泽厚、李陀、严家其、刘再复、包遵信、苏晓康等十二人，声明愿做劝说学生的工作。建议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让步，政府先让步。让步的条件是：由中央领导人亲自出面宣布：承认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学生自治组织是合法组织；承认决不对学生搞秋后算帐。他们还在《紧急呼吁》中提出：反对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谁这样做，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并在广场向学生发表鼓动演说。

    这些家伙明明是来煽动学生绝食，却说成是劝说学生挪一个地方。阎明复等人还感谢他们。六四以后这些家伙都逃跑到美国去了。

    五月十五日下午，戴晴、王鲁汀、郑义、严家其等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代表首都知识界宣读《五，一六声明》并讲话。一，在不久前还存在试图以高压和暴力来处理这场学生运动的迹象，这是不明智的。二，必须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三，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未经根本触动的官本位、封建特权进入流通领域，才造成恶性腐败。四，新闻机构隐瞒事实真相，上海停止《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职务，是完全错误的。五，把这次学生运动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完全错误的。六，所谓抓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提法是错误的。

    五月十五日，严家其、方励之等一百多人在一份请愿书签名，要求释放魏京生。

    五月十七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电台，播放了由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发起的《五，一七宣言》。其中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这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五月十七日上午，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名共产党员曹文轩（副教授）、温儒敏（副教授）、董洪利（博士生）、杨荣祥（硕士生）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党员起来，反对独裁》。全文如下：

    党中央和全党：

    值此严峻时刻，作为普通的党员，我们不能不以真正的党性与良知站出来说话。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的讲话对这次学运作了完全错误的定性后，（据他的讲话发表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以致导致当今的严重的后果，使我们党的威信丧失殆尽。邓小平应当立即做检讨，承认错误。邓既然不是党中央主席，却可以直接向全党发号司令，这是对党内民主的蔑视和破坏，是家长制和独裁的表现，这也暴露了党中央本身无视党的纪律与民主。事实证明，这才真是可能引发权力斗争与动乱的根源。我们决不承认邓小平非组织的不经过政治局正式讨论决定的任何个人指令！我们希望真正有党性与良知的共产党员都能站起来，坚持抵制独裁，挽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推进民主与改革！

    五月十七日上午，贴出署名“清华大学经四班部分同学“的大字报：《他们的声音颤抖，我们的灵魂颤抖》。全文如下：

    同学们，同志们：

    你们听到了吧，你们看到了吧，一个垂暮的老人，一个非中央委员，亦非人大常委的人，却代表着我们的党和国家，去同一个年富力强的国家元首、党的总书记进行高级的首脑会晤。这就是中国的形象，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听听中央电视台录音吧，这位老人哆哆嗦嗦，语不成句，但他却强抓大权，重大事情都由他作主（赵紫阳语）。这就是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没有党中央和政府的声音，只有邓小平的讲话的根本原因。原来废除终身制，不搞个人崇拜，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这位老人做得太老练了。为了这位老人可以修改宪法，不顾党的原则，一个人大于几亿人，一个特殊党员可以驾于四千万党员之上。八六年时他向党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讲，今天我就讲这些，具体事情由你们去办。八九年他说，不要怕人骂娘，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要发一篇有分量的社论。你们该明白了，他为什么宁可退出中央委员会，也不愿放弃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教诲。有枪就有一切，哪有你党和国家，哪有你区区百姓。他比毛泽东还得多，毛泽东始终坚持党指挥枪，他把党和国家都放在枪指挥下。军委主席就是党和国家的首脑，中华军政府只有邓氏一人，就可以代表一切。

    悲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哪儿，正直的中国共产党又在哪儿。八六年时他说：耀邦不坚决。耀邦就下台了。耀邦死了，又是他说：耀邦是有错误的，追悼会的规格够高的了。所以，重新评价胡耀邦也无从谈起。今天，他说：这是一场动乱。所以绝食的人，上百万人上街游行请愿也不能平反学运。我们结束了七亿人是一人，一人是七亿人的现代中世纪，又迎来了几亿人是一人，一人是几亿人的现代王国。我们推翻了“两个凡是”，又奠祭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邓小平说的都对，凡是邓小平说的都要执行。我们粉碎了靠毛主席语录去人定胜天的神话，又树起了用邓小平讲话去开创现代化的童话。

    惊人的相似，历史的周期太短、太短。

    青年觉醒了，知识分子觉醒了，为什么我们的党中央还不觉醒。雅鲁泽尔茨基同瓦文萨坐下来谈判，匈牙利解除了卡达尔的职务，执行了多党制，我们党该如何选择。是尊重人们的意志，维持宪法的尊严，还是要维持一个独裁者的余威。民心向背，人们的呼声决不是无用的哭声了，请党中央决不要做耳聋的上帝。人民凭着良心和正义做出了选择，党和政府已无选择。

    这三份大字报，特别是最后的一份大字报，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底牌，和盘托出了，实在是天真可爱！在反毛泽东的战线上，他们是拥护邓小平的；这次，他们之所以集中攻击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不愿接受他们的要求。

    新增的口号有：坚持改革，反对倒退；要民主，不要独裁；要法制，不要人治；老人政治必须结束；反对个人崇拜；垂帘听政，害国害民；人老了脑袋就昏了；人过八十要糊涂；骗人有术，倚老卖老，有问不答；你好，小平，谢谢，再见；小平，你老了；欢迎子弟兵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种情况说明，赵紫阳五月十六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中关于邓小平的地位和作用的谈话，公开发表以后，确实起到了把目标对准邓小平的作用。赵紫阳一派的人已经把邓小平要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泄漏出去了。企图利用群众的力量来挽回败局。

    五月十七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部分人员开会。会上，他向与会者透露说，中央已决定即将在北京进行戒严，紫阳表示了反对意见，但是，戒严的决定已经作出，要改变很难，希望大家心中有数。现在的形势严峻，紫阳可能不保。我也要向大家告别。希望大家不要出卖自己的良心，不要成为叛徒犹大。

    五月十九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副局长高山，根据鲍彤的授意，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体改所所长陈一咨等二十多人通风报信，透露了五月初以来中共中央内部关于处理学潮的情况，并说明赵紫阳已经请假。

    在陈一咨的主持并倡议下，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农研中心主任杜润生，研究所长是王歧山）、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李湘鲁，曾任赵紫阳的秘书）、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副会长是陈一咨）四家单位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紧急声明》全文如下：

    1，这次以大学生为先锋，绝大多数社会阶层广泛参与的爱国民主运动，谱写了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2，事态演变到今天这样严重的地步，完全是由于党和政府在决策上的失误和拖延所致。
    3，建国以后，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脱离人民，违背良知，与人民的意愿直接对立。其原因在于传统政治体制不能按法制轨道运行，没有政治公开性，形成了只关心上层权力斗争，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为重的局面。
    4，目前事态还在恶化，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致采取极端举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分裂。这种黑暗的前景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
    5，为此，
    我们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由全国人民共同做出判断和选择；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行使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进行干预；
    我们呼吁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对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审议；
    我们呼吁各界声援活动务必保持理智和秩序，珍惜这次学生运动已取得的成果；
    我们呼吁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协助大学生做好维持秩序和后勤服务工作；
    我们呼吁绝食人员多多保重身体，争取尽快结束绝食，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祖国需要你们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胜利！
    6，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五月十九日九时三十分，北京街头出现“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首都工人宣言》传单：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学生的两点要求，否则，我们将从五月二十日上午十二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二十四小时，并根据事态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五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学运之声广播电站广播了四所一站的关于局势的六点紧急声明。

    五月十九日下午五时左右，天安门广场广泛传闻；北京市区即将实行戒严。

    五月十九日晚，北京街头出现《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目前绝食对话已

    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

    1，紫阳同志不能走；
    2，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
    3，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

    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清楚。

    五月十九晚八时左右，十几位自称国家体改委的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讲话：我们怀着极为悲痛的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现在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并决定今晚对学生采取强硬措施。绝对不要采取暴力行动，绝对避免流血。实行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教、罢市。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绝不要自相残杀。

    同时，学运之声广播站说;鉴于目前形势严峻，决定成立义勇军特别纠察队，请参加者今晚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

    五月十九日晚九时十五分，广播高自联紧急通知：结束绝食，改为静坐。

    五月十九日晚，各主要大学学生自治会广播；今天晚上，中央决定出动军队进京戒严，同学们，市民们，立即行有起来，快到天安门广场去，到各个主要交通路口阻拦军车去。

    不少学生和群众向一些部队可能经过的路口涌去，并设置路障。

二，学生绝食请愿

    五月十三日，首都高校数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请愿。

    五月十三日十二时左右，各校绝食团成员陆续从学校出发，下午三时二十五分，约二百名绝食学生率先到达天安门广场。下午一时十分约二、三百学生进入广场。一刻钟后又有一千名左右学生进入广场。

    五月十三日，季羡林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导师，就学生绝食致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公开信。

    五月十三日上午，李鹏在首都钢铁公司会见工人代表。

    工人代表说：对党内出现的腐败等问题，人们无法容忍，学生反对腐败的口号，说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首钢工人虽然没有上街游行，但并不意味着反对学生上街游行。现在社会上物价上涨，官倒现象普遍。所以我们认为学生上街游行对解决当前国家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是有好处的。

    李鹏说：大家对惩治贪污腐败，经济生活当中的混乱现象，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意见，确实反映了社会上和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五月十三日下午，赵紫阳等同首都工人代表座谈。

    五月十四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的学生已达一千多人。

    五月十四日，李铁映、阎明复与学生对话破裂。

    五月十四日，学生绝食，白天围观群众达二万人，夜晚达十万人。

    五月十五日，群众支援学生绝食。0时四十分，有百多人打着工人的横幅，呼喊提高工资、降低物价的口号进入广场；下午，约有三万多名首都知识界人士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其中约有二百三十多个单位。

    五月十五日上午，李铁映、阎明复、尉健行等再次与学生对话。

    五月十六日，三十多万各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请愿要求。

    五月十七日，首都各界一百二十余万人游行至下午三时形成高潮。有的口号是：腐败等于艾滋病；大贪抓小贪，安定；大倒整小倒，团结：国际笑话；贪官污吏快下台；立即召开人代会，改组政府；八八年，官员吃喝四百一十个亿，教育经费，三百五十个亿等等。

    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全国各地数百万群众参加游行示威，支持学生反对腐败的要求。

    五月十七日，沈阳市围观的群众已经对学生表示公开支持，学生队伍走过的街道两旁，屋顶上，都站满了人。他们对学生热烈鼓掌，高呼学生万岁，有些人把成箱的汽水、雪糕，成筐的桔子送给学生，许多人向学生捐款。在沈阳闹市区中山广场聚集着上万群众，他们说：学生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中央再不对话，我们工人就要起来了。一位自称松陵机械厂的工人说：现在工人在工厂里议论纷纷，看来只有工人出面问题才能最后解决。

    五月十七日，贵阳市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口号有；物价上涨，一百元等于一包火柴；崇洋媚外可耻，追求物质享受可耻；滥发钞票可恶，物价猛涨可恶。

    五月十七日，民主党派领导人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中共中央尽早与学生对话。

    五月十七日，厉以宁、江平等二十四名全国人大常委建议召开常委紧急会议。

    五月十八日，叶笃义、冯之浚等十八位全国人大常委也发出召开紧急会议建议。

    五月十八日，北京当日游行的规模仍在一百万人以上。除教育界、科技界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工人占的比重很大。没有统一指挥，各单位自成一体。口号好五花八门。捐钱送物的数量比较大。

    一些上班的职工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议论说，这两天因为游行，交通堵塞，许多人耽误了上班，影响了生产。由于菜车不能及时进城，现在北京的大菜，市场严重缺菜，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有人说，这样下去，北京城就要瘫痪了。还有人说，中央到底管不管呀。

    一位上了年纪的退休干部说：学生绝食，全市大游行，反映了一种情绪。人民对政府不满的事情太多，火儿憋了好久，一下子找个机会发出来了。大家看看游行的标语口号就知道了。这就是民心。

    五月十八日，全国有二十八个省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其中，游行示威人数在五万人以上的城市有：上海、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安、南京、杭州、武汉、长沙、石家庄、郑州、兰州、成都、重庆、贵阳、乌鲁木齐等。

    石家庄市，游行人数达十五万人，口号新的有：坚持党的领导，废除终身制；邓小平告退。有的队伍前面还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有的手中举着周恩来的画像。

    太原市，省政府门口东侧发生打砸事件，有八名警察和武警受重伤，八十七人受轻伤，五辆汽车被砸。当场抓获六十人。口号有：结束专制统治，全国人民心愿；邓小平、杨尚昆下台。并不断出现高举毛泽东像，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场面。

    五月十九日，北京游行人数明显减少，估计减少一半以上。

    五月十九日，至清晨，外地学生进京人数已达56888人。

    五月十九日，全国有一百一十六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在万人以上的有：上海、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西安、南京、杭州、南昌、长沙、石家庄、郑州、兰州、成都、重庆、贵阳、福州、呼和浩特等等。

三，邓小平决定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

    五月十三日上午，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会谈。

    赵紫阳说：要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

    邓小平说；极少数人挑动了大多数人。

    赵紫阳说：要把大多数与极少数区别开来，着重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避免激化矛盾。

    邓小平说：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这次学潮已经拖得太久了，将近一个月了。老同志们心都焦急着呢。陈云、彭真、先念、王震、还有邓大姐，包括我，心里都急着呢。要有决断力。

    杨尚昆说：戈尔马巴乔夫后天就来了，听说学生今天要宣布绝食，这是有意要把事情闹大，造成重大国际影响。

    邓小平说：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这期间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糟糟，会成什么体统？

    赵紫阳说：我相信广大青年学生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不会在欢迎仪式上节外生枝。

    赵紫阳是装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呢？也许他就是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右势力相配合，在当前要采取一个重大步骤，逼迫强硬派作出重大让步。

    邓小平说：对方不只是一些青年学生，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更有极少数竭力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这些人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这些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群众中间。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赵紫阳说：要争取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孤立起来。

    邓小平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种教育很少，是我们工作很大的失败。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相辅相成，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我们的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

    五月十三日，由于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使赵紫阳感到十分难堪。上午他还向邓小平、杨尚昆保证，学生们不会“节外生枝”，而事实证明，他的说法“过于乐观了”，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下一步形势的发展，将决定他的前途。

    杨尚昆同意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由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临时改由首都机场举行。并请求苏方谅解。

    五月十四日，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等都对绝食感到问题严重。

    李先念在外地打电话给邓小平：现在的事态发展已经严重到我们无路可退的地步了。无论如何要开一个会，确定一个方针，我们党究竟怎么办。

    邓小平；我也认为现在的事态发展非常严重。

    陈云赶回北京后对薄一波说：学生由贴大字报、游行、抢广播站、成立非法组织到搞绝食，步步紧逼，我们还要不承认搞动乱，我们对得起成千万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吗？

    彭真打电话给邓小平说：长期以来，你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针，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这次学潮就是由于党内思想混乱的结果造成的。对当前的混乱局势，我们不能不表示关切。我愿意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做点事。

    王震跑到邓小平的家里说：党内现在有两种声音，我们不对这些学生采取严厉措施，真的要党无宁日，国无宁日，人头落地了。

    五月十五日中午，戈尔巴乔夫抵北京，下午与杨尚昆会谈。

    杨尚昆说：不改革，中国的发展就没有希望。所以我们在改革，另一方面，改革又不能照搬现存的模式，有时免不了会出现一些决策上的失误、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失误。不论怎样，我们仍然将坚持改革，现在，我们有很多试验，要进行探讨，没有一个大家都能照搬的蓝图。

    这里他虽然承认改革上有失误，但只承认一些决策上有失误、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有失误。而不承认改革开放的方向上的错误。

    五月十六日上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五月十六日下午，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赵紫阳说：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老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我这是第一次公开透露我们党的这个决定。

    五月十六日晚，李鹏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五月十六日晚，政治局常委召开紧急会议。

    赵紫阳说：我们必须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出改变，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状态，尽快使事态平静下来。对四·二六社论的责任，我不要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我承担全部责任。

    李鹏说：四·二六社论确实起到了揭露问题实质的作用；都是邓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

    姚依林；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定性不能变。这个时刻，中央必须作出号召：必须严肃党纪、政纪、法纪，不能上街游行，一律无条件复课。

    双方争执不决，定于五月十七日向邓小平全面汇报。

    五月十七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邓小平家召开。

    赵紫阳；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说服学生把绝食和他们的要求分开家。

    杨尚昆：这一个多月来，首都是发生了动乱；但是，我们必须把煽动、制造动乱的少数人，和多数动机纯洁的学生和其他善良的人们严格区分开来。

    李鹏：学潮的升级，事态发展到现在这样难以控制的局面，紫阳同志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徵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作出的决策。四月三十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的讲话和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五月四日下午接见亚银年会代表时，说了一通和政治局常委决定。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

    姚依林：紫阳同志这篇讲话是有明确意图的，等于把小平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的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在学生和别有用心的人面前，致使学潮越闹越大，几乎达到失控的局面。他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把小平同志推出来，无异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同志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这等于是给已经混乱的局势火上加油。

    邓小平：紫阳同志在亚行的那篇讲话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学生就闹得更凶了。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一些同志到现在还不明白问题的性质。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只讨论究竟应该退不退？

    乔石：现在我们不能再退了。

    胡启立：退是不能再退了。

    邓小平：我考虑要请解放军出来，要在北京地区戒严。我今天郑重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来，希望你们考虑。

    赵紫阳：这个方针我难执行，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

    五月十七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

    赵紫阳：到底有没有必要实施戒严？

    李鹏：不应该再讨论没有没必要的问题，而是应该部署如何实施的问题。

    赵紫阳：我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

    胡启立：我也反对。

    乔石：我很难表明支持或反对的意见。

    赵紫阳：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继续干下去，因为在学生运动性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小平同志的说法，同你们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我思想不通，作为总书记，怎么能够执行呢？因此我请求辞职。

    五月十八日晨，赵紫阳、李鹏等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的部分高校学生。

    五月十八日上午，赵紫阳写了辞职信，后由于杨尚昆劝阻未发出。

    五月十八日上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同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开会，决定在北京市戒严。

    邓小平：今天我们这些老同志和你们聚会，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来政治局常委早该拿出主意了，但事至今日，还迟迟决定不了。北京的混乱状况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来，我们一直采取极其克制、极其容忍的态度，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首都可以允许一个月的游行示威而不采取措施？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忧心忡忡地从外地赶回来，我们大家都忧心如焚。我与陈云、先念同志，我们的一致意见是，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戒严。处理这一件事情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一小撮人混杂在这么广大的学生和群众中间，阵线一时难以分清，使我们本来早该出手的一些行动难以出手。党内有些同志认为这只是单纯对待学生和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正是利用这一点，与我们拖，与我们磨，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这一件事情的本质。如果不懂得这一问题的本质，就是性质不清楚。懂得了这一点，也就懂得了为什么要在北京进行戒严的道理。四·二六社论把事件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

    李先念：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没有我们这些在座的同志，对问题的性质都难以确定，我感到很难过。对当前这个混乱局面，我们不能不表示关切。在这个问题上，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全国的情况与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区别？不仅北京乱，全国很多城市都乱。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冲击新华门的，现在连新华门都敢冲，还有打砸抢、卧轨都出现了，这不是动乱是什么？所以，小平同志跟我说，要在北京实施戒严，我是举双手赞成。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样一种局面？我看，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政治局常委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的混乱局面。李鹏、依林同志对我说过，很多同志跟我说过，赵紫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不一样，他一直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一直认为这不是动乱。这样，两个司令部就出来了，所以，如果不再在北京戒严，我们都要被管制了。

    杨尚昆：赵紫阳同志要我代他请假，他头昏，心律不齐，去看病了。我跟赵紫阳同志多次交换过意见，自学潮发生以来，他一直在学生运动的性质这个问题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说法和常委其他几个同志的说法保持一致，他几次想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我劝他，也批评过他。现在的问题是把党内的两种不同声音完全暴露在社会上，学生觉得中央有一个人在支持他们，因此越闹越厉害，目前就是要否定四·二六社论，要承认他们的高自联。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局势都越来越严峻了。所以，要保证全国的稳定，首先从北京做起。我坚决支持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并坚决执行。

    陈云：我们不希望党内闹分裂，非常愿意团结一致。在眼前这件事的处理上，我在电话里和小平同志商量过，究竟退是不退？大家都认为，退，就是承认他们那些所谓民主选举的非法组织，承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承认和平演变；不退，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的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方针。所以，无论如何要坚持我们的原则，我们的方针不能变。我想，如果我们连这些原则和方针都坚持不了，这就等于把我们几十年战争所取得的人民共和国，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成果统统毁于一旦，就等于否定中国共产党。他们的目的越来越清楚，就是要通过动乱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强迫党和政府承认，就是要为他们在中国建立反对派反对党打下基础。如果他们的目的得逞，中国将再次出现历史的大倒退，全国人民将再次陷入深重的灾难。

    邓颖超：我们确实无路可退。退，就是我们跨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倒台，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美国杜勒斯所希望的，经过几代之后，我们的社会主义要变成资本主义。实施戒严，最主要的是尽快恢复北京正常的社会秩序，把孩子们从天安门广场上救下来，孩子们的绝食实在令我揪心啊。

    彭真：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不以青年学生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正在越来越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现在，整个北京社会的思想比较乱，有种各样的口号，各种各样的看法、主张，各式各样的纲领等等，问题旷日持久得不到解决。我们再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难道这苦头还没有吃够吗？还要让灾难重演吗？不戒严，就无法恢复秩序。不戒严，就意味着我们还将容忍这种无政府状态持续下去。这一次上街游行的一些知识分子平时嘴巴上最讲法律，实际上他们自己践踏宪法和法律，还煽动别人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少学生就是由这些人煽动起来的。这几天北京街头上百万人游行，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的时代，使无政府主义重新泛滥，许多法律、法令形同虚设，造成了剧烈的社会震荡，对这种反民主反法制的动乱，只能采取戒严的办法，怎么还能一味地宽容、退让。我们已经被逼到墙角了，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王震：这些人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他什么时候跳出来什么时候就该抓，不能手太软了。光靠他们这几个人，要推翻我们的党、推翻我们政府，真是痴心妄想！这些学生娃娃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老子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天天在枪林弹雨中生活，哪有一天安稳的日子。他们倒好，放着太平日子不过，反而要去挨饿，没有一点良心。党和政府哪一点对不起他们？我们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了对神圣的祖国负责，对全体人民负责，我坚决拥护小平同志关于戒严的决定。学生不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解放军进去架也要把他们架出来。

    薄一波：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轨道，成为它们的附庸。这次动乱，国内那些别有用心者就得到了美欧各国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很多资料反映，美国国会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国会议员对这次事件说三道四，还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台湾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所谓的决议，胡说什么最近大陆学生要求自由民主的运动，已点燃起大陆同胞长期以来对中共暴政积怨的火苗，我政府和人民应有更积极、更主动的作法支援他们，使大陆早日民主化与自由化。被我们宣布为非法反动组织的中国民主联盟一些成员不仅对学潮，北京学生出主意，并试图闯回国内，直接插手。一些主张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人士，从美国发来所谓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中国是全体人民的中国，绝不是一党一派的中国，现在是人民主动起来表明自己的政治要求的时候了。并叫嚣：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所以，从学潮发展成为动乱有其客观必然性。我们不能不看到形势的严峻性，事态越拖就会闹得越大，越被动，采取戒严的果断措施有利于事态的平息。

    胡启立：对一些问题我要认真总结，进行好好反思，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

    乔石：现在，中央作出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决定，我认为是适时的。在北京实施戒严，军队最重要的就是起一种威慑作用，要利用军队的威慑作用，找个适当的时机，动员学校的党政领导、教师和一些家长，把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来，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最好这样。我们力求把问题解决了，又不流血。

    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零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五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李鹏等与学生代表对话，只谈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

    五月十八日，由洪学智、杨白冰分别向徐向前、聂荣臻通报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消息。

    徐向前：但愿绝对不是冲学生来的。

    聂荣臻：主张温和的解决办法，认为冷静、理智、克制的态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五月十八下午，杨尚昆向邓小平报告，北京地区戒严配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全部兵力为十八万人。

    五月十八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落实五月十九日晚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通报在北京实施戒严情况。赵紫阳最后一次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

    五月十九日凌晨四时，赵紫阳、李鹏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

    赵紫阳说：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的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赵紫阳说完后，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

    五月十九上午，邓小平与杨尚昆交谈。

    邓小平：赵紫阳到天安门讲话，去了，哭丧着脸，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实在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

    杨尚昆：我看他讲话的情绪就不对，有点不想干的样子。他讲他老了，无所谓了，这不是明摆着把党内的分歧公开出来吗？他刚刚向常委请了三天假，说是病了。看起来他的思想情绪越来越大了。

    邓小平：这次事件爆发以来，我承受了多大的党内压力。赵紫阳亚行讲话后，先念就对我讲，这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声音，要我表态。以后，陈云、先念等都给我打电话交换过多次意见，按照他们的意思，学生去天安门就是中央纵容的结果，要采取措施。他却一点不配合，连一点配合的意思都没有。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真是越走越远了。

    杨尚昆：我还想动员他参加今天晚上的大会，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僵了。

    邓小平：随他去吧。这几年，我们的经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了，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经济是基础，要是没有经济这个基础摆在这里，学生这个样子不要说一个月，就是十天，农民都要起来造反了。而现在，全国的农村很稳定，工人也基本上是稳定的。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就要有政治体制改革作配套。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政治改革。但要考虑实际情况，要考虑现在这个形势下党内有多少老同志能够接受。哪能一下子吃成胖子？没有这个好事。我老了，有人说我老朽也好，老糊涂也好，我想我的思想在我们这样的年纪，在我们党内，我不应该算作是保守的。我恋权位吗？

    杨尚昆：你要是恋权位，华国锋下台时就能当党的主席了，何必还推胡耀邦呢。

    邓小平：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虽然没有充当名义上的党的第一把手，但大家一直围着我，尊重我。重大的事情要我拍板。我的份量太重。对党对国家都不利。我是应该考虑退的问题了，可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退呢。事情明摆着，想退现在都退不了，先念、王震他们会同意我退？退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党是应该要有新面孔，要有新血液。

    杨尚昆：你的功绩人民会记住的。我相信你的关于戒严的决定也一定会得到人民的理解。

    邓小平：现在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怎样？

    杨尚昆：为安全起见，你是不是搬到中南海去住一段。徐海东大将有个儿子，叫徐先勤，他是三十八军军长。昨天接到命令后，他表示执行不了。北京军区周衣冰他们刚刚把事情处理好了。

第六节　实行戒严，遭到顽强阻拦

议论换班，八老各有所钟

一，幕后黑手，被迫走向前台

    五月二十日清晨，北京市区出现了三所一会的《关于时局的再次声明》。其中说：

    由于少数高层领导坚持并扩大已有的决策失误，对这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镇压措施，中国目前已面临真正的社会大动乱和民族分裂的危险，处于历史的紧急关头。

    李鹏五月十九日晚上的讲话恣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漠视各界人士的呼吁，排斥赵紫阳总书记五月四日以来的一系列正确讲话的精神，严重恶化了局势，致使社会面临动乱。

    五月二十日上午，陈一咨、高山等人召集三所一会部分人员开会。

    陈一咨说：鲍彤对我说，体改委、体改所是改革的中坚力量，要保护这批力量。我认为，从现在起，大家不要再以体改所的名义闹腾了，绝不要再以四个单位发表什么宣言之类的东西了。这对大家都不好。以后，不要依靠上边获得消息了，主要通过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关系去获得。

    会上有人说：邓小平对戒严的最后拍板是受了李鹏和北京市委的欺骗，应争取邓小平，给他个台阶下。

    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堵截军车的问题。

    会议决定：一，编《李鹏其人其事》揭露李鹏在这次学潮中的险恶用心，目的是当总书记；二，通过高干子女做军队高级将领的工作，通过他们力争取消戒严令。

    五月二十日下午，数百名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沿路散发人民日报的号外，内容是三所一会的声明。

    五月二十日，所谓的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发起组成一支由市民组成的飞虎队，他们驾驶数百辆摩托车在北京城区和天安门广场转游。

    五月二十日下午，市高自联召集各校自治会头头开会。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问题。在撤不撤离天安门广场的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的投票结果是：三十二票赞成撤离；十四票反对撤离；二票弃权。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撤离。并决定了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口号、撤离的方式。

    五月二十日晚上，王丹又主持召开各高校紧急会议，对撤离天安门广场一事进行否决。理由是;知识界今天上午开会，一致决定坚决支持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坚决同李鹏伪政权斗争到底。

    五月二十一日，美国《华盛顿邮报》题为《北京起义》的文章说；

    除非这个政权能解决中国工人新加剧的不满情绪，否则，很难想象会提出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解决办法。满足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并不是党的领导人所做不到的，但是，工人与失业的人的不满却同中国混乱与腐败的经济制度有着解不开的联系，所以他们的不满是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的。

    上周抗议活动的发展方式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政府和学生都失去了控制。对于现政府阻止发生这种情况的能力，或者，实际上是它安然渡过难关的能力，人们很难持乐观态度。因为政府不仅在上层意见严重分歧，而且还失去了所有能表现民众支持的迹象。它顽固地拒绝讨论温和但却是合法的扩大民主的要求，这使得它与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相对抗，为恢复信心和秩序，不论中国领导人今后几天通过镇压或领导人的变动可能会做出什么，几乎可以肯定它都不会重新确立政府与人民间必须存在的那种不可言喻的联系。

    党的领导人没有解决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正当不满意见，使得中国处于混乱的边缘。事实可能证明，从长远来看，更加严重的是，中国领导人削弱了他们自己统治的权力，而这很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有一个可信的机构来领导它。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政治混乱的政权空白时期，甚至可以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军阀混战时期相比。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充分暴露了美国帝国主义势力惟恐中国不乱的狼子野心，它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从“和平演变”策略，转变为“民众起义”策略了。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副所长王军涛等人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六个分指挥部人员参加的秘密会议。参加的人员中有来自国家体改所、社会科学院、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单位的，还有北大、北师大等学生自治组织的成员。会议决定：

    1，指挥中心一天换一个地方，以免暴露目标，最安全的是以进入部队高级干部的住宅办公；为安全起见，一些指挥人员要少公开露面，并确定以密码等方法作为联络的手段；
    2，组织专门舆论工作班子，编辑《李鹏其人其事》；创办民间报纸。

    五月二十二日，路透社发自北京的一则电文说：

    星期一北京各种消息一致认为，邓小平选择了发布戒严令的做法，从而在中国刮起了一股政治旋风。戒严的巨大失败，最后可能会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层进行一系列重大改组而告终。

    多数外交官和观察家认为，宣布李鹏总理被解职，共和国主席受到排斥，中国的头号人物邓小平本人在最近最终退休（这一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所有这些已经是一致确认的事，尽管直至最后可能还有人反对这样做。观察家认为，只有宣布解除李鹏总理的职务才能为恢复首都的秩序（由军队在不遭到民众抵抗的情况下恢复秩序）开辟道路。

    现在的情况表明，对于作出动用军队的决定的人来说，动用军队的作法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政治陷阱。决定动用军队的人现在面临着群众激烈的抵制，面临着军队及其指挥人员明显的反感。

    这篇电文已经在公开鼓吹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

    五月二十二日，法国《发展论坛报》发表题为《中国变成一个高度危险的国家》文章说：

    在震动了中国的混乱局面之后，现在已经显示出了对同中国保持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某种威胁，首先是对一些亚洲四小龙的威胁。如果说在眼下还很难对后果作出评价，那么，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一个政治稳定的和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形象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中国很可能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所有大的企业家都争相涌向那里的黄金国的地位了。

    现在，外国投资者总踮着脚来到中国。外国投资者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是由于担心这个过于特殊的市场带来的困难。一些年以来，中国在外国人面前树立了政治稳定的形象。现在突然改变了。中国将作为一个高度危险的国家来对待。即使政权能暂恢复秩序，但每个人都会以为，仍然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此外，银行家们在给予贷款以前也会三思而行。

    如果李鹏仍然担任总理，他肯定会进一步收缩这个严峻的计划。这将给予同新加坡、韩国的贸易以严重的打击，给予香港的打击更大，因为香港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中国的贸易。除了担心眼前的这些经济前景外，香港显然担心看到中国共产党政权用武力镇压民主运动。

    法国的这家报纸显然是要从经济上搞乱中国。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严家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会议室主持会议，分析当前的局势，研究采取的对策。约有一百多人参加，其中有；王若水、庞朴、苏绍智、张显扬、李陀、柯云路、包遵信、郑义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天天都去天安门广场，给广场上的学生出谋划策；还有一些人与人大、政协的非党领导人有联系。

    有人说：李鹏政府毫无理性可言，采取戒严是他们的最后手段，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队，我们已没有退路，必须与邓小平、李鹏等进行殊死的斗争。

    有人说：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千万谨慎，不要被他们抓住把炳，要注意斗争策略。

    包遵信提议：由他来负责创办一份小报，以打破新闻封锁，提供民运的重要信息，支持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与会者表示同意，暂定名为《新闻快讯》，经费不成问题。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时许，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负责人开会。万润南最近与王丹、吾尔开希等等频繁接触，并给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提供了十多万元的捐款。从五月二十一日起，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已拟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现正在徵集全国人大代表签名。

    万润南说：现在，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这样进城就没有理由了。撤退的条件是：一，军队回去，学生回校；二，取消戒严，秩序正常；三，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四，拥护赵紫阳同志。

    五月二十二日，北京街头出现一份“首都各界联合会筹委会“的《告爱国同胞书》，提出；以李鹏为首的一小撮为了他们的私利；尽快罢免李鹏等人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李鹏等一小撮的党籍；彻底挫败李鹏等一小撮的阴谋。

    五月二十三日，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王润生、远志明等等三十多人，在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开会，商讨发起知识分子的组织。经过讨论，决定成立“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具体由包遵信负责，许英良、严家其等等也作为发起人。决定由该会创办发行《新闻快讯》，并发表“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宣言”。宣言提出：1，取消戒严令，军队撤回原驻地；2，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3，在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切实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该会号召知识分子于当晚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静坐示威。

    五月二十三日，王军涛、陈志明、包遵信、郑义、王丹、柴玲等等六十多人，在社会科学院召开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会议由王军涛和王丹共同主持，讨论如何使这场运动更能持久地坚持下去。包遵信在会上宣读了“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决定以此作为联席会议的声明。声明提出：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场运动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这是一次人民的革命，我们只有背水一战，如果谁敢于用军队镇压人民，如果谁敢于用军队来解决党内、政府内的和人民中不同意见的纷争，他们必将成为人民的公敌，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五月二十四日，柴玲在天安门广场带着学生宣誓，要斗争到底。王丹在会上代表首都各界联席会议作了《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的演讲。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包遵信、王润生、苏伟、远志明、邓正来等等一百多名社会学界、新闻界人，在政治学所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为总召集人。决定，近期的目标有三个；一是要解除戒严令；二是要把李鹏赶下台；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

    五月二十四日，北京流传着四份传单。

    署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严正声明”的传单，提出；李鹏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

    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李鹏长期负责教育工作应负主要责任，反而凭籍裙带关系，窃据了国务院总理的职位。
    李鹏上任总理开始，立即打出改革的旗号反改革，以治理整顿为名，行逆转改革之实，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拉回到集中的行政管理旧体制中去，李鹏政策的核心和实质是在搞倒退。
    李鹏实施戒严，显然在搞军事政变。
    李鹏的所作所为，其真实的目的是要在北京制造一场真正的动乱，以便在乱中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因此，旗帜鲜明地反对李鹏，反对戒严，反对军管，粉碎军事政变，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署名“北大部分教师”的传单题为《李鹏在制造动乱》。

    首都社会各界协商联席会议的一份传单题为《致北京市民的公开信》；另一份题为《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公开信》。

    五月二十四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曹思源，将关于建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文件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发室。

    同日，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一消息。

    自四月下旬以来，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就一直参与有关北京学潮的活动，曹思源等人并与高自联头头有较多的接触。戒严以后，曹思源等人认为北京局势更加复杂，经向万润南汇报并经万同意，曹思源决定草拟一份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拟成后，首先找到胡绩伟，胡明确支持他们的行动，并在签名后表示愿意以他的名言向其他常委徵集签名。这次活动，一共有四十七位常委签名。加上前两次建议，总共签名人数为五十七名。后经常委会核实，有高登榜、王厚德、宋汝其、李琦、顾明、刘大年六人声明自己没有同意签名。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发起迎接万里全城大游行。

    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关于李鹏政府镇压学运的声明》。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坚持就是胜利》的传单。

    五月二十五日，由陈子明、王军涛策划已久的“首都各界联合会”日前正式成立。并兴办有《人民之声报》。提出的口号有：坚决抵制军管；挫败一小撮专制者的军管阴谋；这场运动不仅是要把李鹏一夥专制者彻底赶下台，从实质上说，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场改革与保守、民主与专政、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历史性决战。

    五月二十六日，王军涛、包遵信、王丹等四十多人在社会科学院召开联席会议，形成四决议：1，要求李鹏下台；2，军队撤离；3，天安门广场静坐坚持到六月二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那一天；4，组织学生动员工人罢工。

    五月二十六日，香港某报发表严家其、包遵信的《告李鹏书》。

    五月二十六日，基辛格接受采访谈中国当前的局势。

    基辛格：这件事就像家庭人员发生争吵一样，其分歧是；邓主张经济改革，主张增进人民的福利，但是他也主张强大的中央权力。赵紫阳大概比邓更加懂得：在你实施这些改革的时候，在你把电视机送进每个村庄的时候，人民还希望改变他们的政治状况。

    我认为，他们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他们甚至会加速经济改革的步伐。

    我认为，他们将对贪污腐化采取某种行动。难于解决的问题是，他们将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还是允许建立某种形式的参政制度？

    我认为他们不会停止改革，除非美国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激烈争吵，以至双方完全不理睬。

    基辛格不愧是资产阶级的老牌政客。很明显，他更倾向于支持赵紫阳。

    五月二十七晚，王军涛召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由包遵信牵头起草《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

    这个声明，明确地把目标集中在李鹏一小撮（即何东昌、李锡铭、陈希同），不提打倒邓小平，并提出希望事态能在赵紫阳讲话的精神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五月二十八日晚，包遵信、王军涛、吾尔开希、王丹等在北京大学召开秘密会议。

    五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播出关于空校运动的建议，要求学生在一周内撤离学校，回家闹革命。清华大学播出题为《掀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评论员文章。

    五月三十日，中央美术学院等八所艺术院校的三百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所谓“民主之神”的雕像。

    五月三十一日，据统计，天安门广场每日耗资约十万元。这些钱除国内少数公司如四通公司损款外，多数来自美国、英国、香港、台湾。高自联已接受损款超过一千万元。

二，实行戒严，遭到顽强阻拦

    五月十九日晚十时左右，驻守在北京北面的第二十七集团军的数千人乘军车开往首都。军车上载防暴装备，没有武器。随军车开来的还有一高压水车。这时，成千上万的人涌上大街。有位司机喊道：让他们来吧，让他们开枪吧，我们不怕。数百人聚集在路障旁边，他们高喊保护学生等口号。他们举着一条条横幅，上面写的是；二十七军开回去。在市区北面，一批工人跪在一长串军车前面，卡车上的士兵面无表情。一些工人还扎破了几辆军车的轮胎。在东面，一群学生强行把几辆公共汽车停在一个交叉路口，拦住了另一队军车。在西面，群众手挽着手，在复兴路上组成一堵人墙。他们朝军人喊叫：别这么干，你们是人民的军队！

    数千人在北京西郊拦住了一个由五十辆卡车和大约二千名军军人组成的车队。数千人包围了车队，不少人在扒车。他们高呼军车不能进去，不要让他们进去。人群不断奔向受阻的车队，首都西郊陷入骚乱之中。

    另一支由三十四辆卡车组成的车队由东部开来，没有受阻。

    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关了电闸以避免这些部队乘地铁开往天安门广场。

    不少地方，示威者们躺在马路上来阻止军车的前进。

    五月二十一日，早晨七时左右，一辆军人列车进入北京站，一群学生围上去，向士兵介绍北京戒严情况，很多学生泪流满面，不少学生和群众将香烟、食品和凉开水等送上列车。

    在丰台、劲松、六里桥、车道沟等地，不时有学生和群众向被围困的解放军战士宣讲。在车道沟，一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人对解放军大声叫喊：戒严令宣布一昼夜了，北京城并没有戒严，戒严令自动失效了。你们看到了吧，你们听到了吧，现在到底是谁在给谁戒严？一位大学生问坐在驾驶室里的解放军：你们干什么来了？解放军低头不语。一位自称为教师的女士说：你们可千万不要把枪口对准人民、对准学生，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运动。一位少校说：我们是来维持秩序的。我们决不会把枪口对准市民，请您放心。在被堵的军车面前，不时有群众和学生挥着“掉转枪口”、“全民截兵”、“人民热爱子弟兵，军民一家人”等标语。一些大学生领唱，接着由群众跟着为解放军战士歌唱血染的风采。

    解放军军纪严格，军容整齐，上厕所等都以班为单位出去，市民和学生也主动让开道，并有人为他们引路。市民、学生与解放军战士的气氛比较融洽。

    北京各高校纷纷在学校周围的路口设置路障和检查站，查验过往车辆。各高校门口都设置了由学生自己组织的门岗，查验进校门人员的证件。各高校传言四起，谣言很多。

    长安街上每一个路口都有几十位市民和学生把守。他们设置路障，高呼口号。

    在西单、王府井，有不少大学生组成的宣传队，向每一辆经过的车辆递送传单。

    在民族文化宫前，有十个学生轮流向群众进行宣传。

    在天安门广场，整个白天约有十万人；晚七时后增至三十多万人。

    五月二十二日，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约有五万人，大部分是外地高校学生。

    五月二十二日晚十时左右，在丰台区大井附近，被阻挡的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奉命转移，一个人造谣，一些人就向解放军扔砖头。有六十三名解放军战士、十一名大学生受伤。当场抓住十人，其中有五人是外地人，五人是北京市人，没有一人是大学生。

    五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游行请愿静坐的学生约有一万多人。

    五月二十三日一时左右，首都各界和外地学生三十万人上街游行。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湖南浏阳官渡中学教师裕鸣飞、浏阳滩头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俞东岳、湖南省长途汽车浏阳公司鲁德成，在天安门广场，投掷装着油的鸡蛋，玷污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事件发生后，这四人当场被大学生和群众抓获，并立即扭送公安机关。

    五月二十三日，全国仍有八十七个城市的高校学生和各界人士游行。上海有五至六万人；哈尔滨有一万多人；长春有二万多人；沈阳有八千多人；杭州有八千多人；广州有四十万人。口号主要是反对戒严，表达对邓小平、李鹏的不满。

    五月二十三日晚，参加戒严的各部队均已基本安顿下来。北京卫戌区已有二千三百多名官兵分别进驻首都机场、北京站、电报大楼等十个重要警卫目标，与进驻单位的干部群众关系融洽。

    五月二十四日，全国有六十八个城市继续游行。武汉有四千多人；重庆有四万多人；石家庄有三千多人；长沙有一万多人；西安有一万多人；贵阳有四千多人；兰州有一万多人。

    五月二十五日，全国有五十八个城市游行。

    北京约十万人；上海有四万人；天津有三万多人；济南有一万多人；成都有四万多人；贵阳有三千多人。

    五月二十六日，北京高校学生绝大多数撤离了天安门广场。滞留的主要是外地学生。全国有二十一个省发生游行。

    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仍然有学生一万多人。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高校学生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最多时达五万多人。全国有三十六个城市发生了游行。上海有一万二千多人；南京有三万多人；杭州有五千多人；哈尔滨有五千多人；沈阳有三千多人；石家庄有三千多人；西安有六千多人；长沙有三千多人；合肥有三千多人。

    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全国各地高校学生边抗议边复课。

    五月三十日，北京市公安机关拘留了非法组织飞虎队、敢死队、义勇军的十一名带头分子，当天下午有学生一千多人到公安局抗议、静坐。接着抓了工自联的三名头头。当晚十一时北京大学有二、三百学生到公安局要人。

三，议论换班，八老各有所钟

    五月十九日晚十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干部大会。

    李鹏讲话中指出：这次学潮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介入，如方励之、李淑娴，中国人权联盟的任畹町，中国民主同盟的胡平、陈军和王炳章，汤光中在美国成立的中国民主党，还有台湾国民党中常会，美国发言人等等，更加说明了这场斗争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安定团结构成了重大威胁，宣布实行戒严。并呼吁：

    一，目前还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希望你们立即停止绝食，离开广场，接受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二，广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希望你们立即停止一切游行活动，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再也不要对绝食学生进行所谓声援了。不管动机如何，再搞声援，就是把他们推向绝路。

    杨尚昆讲话：解放军进驻北京附近，绝不是为了对付学生，而是为了恢复北京市的正常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同时也保护一些重要部门，还有一些重要机关。

    由于戒严情况被泄露，原定由二十一日零时开始实施的戒严时间提前到二十日上午十时实施。到十九日晚十时，先遣部队第二十七集团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三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已准时开到北京城区，基本达到预定目的地。其中一些部队遭遇到一些学生和群众的围堵，被围于街头、郊外。

    五月二十日，李鹏签署国务院命令，决定自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戒严。

    五月二十日，杨尚昆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杨尚昆说：要保持最大克制，严格控制使用武器。即便在遭遇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不法之徒以棍棒、砖头、燃烧瓶等手段对部队进行打、砸、抢、烧、打、杀时，也要保持最大的克制，坚持以非致命性手段进行自卫，严格控制使用武器。主要以棍棒作为自卫手段，决不能动用枪枝，向人群开枪，违者以军法处置。

    五月二十日，由于五月十九日下午，军中的各位元老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紧急通知，向他们通报了即将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消息，并且事前没有徵求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到非常突然。于是，王平、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八名上将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信中只有一句话：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得到八上将的信后，邓小平、杨尚昆要求杨白冰、迟浩田等立即分头登门拜访，向八位上将说明情况。杨尚昆还专门给萧克、杨得志等打了电话。八上将之事终于平息了。

    五月二十一日，赵紫阳指示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给在加拿大的万里发电报：要求万里一结束访问，尽快回国。

    很明显，赵紫阳的意图是要在万里回国以后，通过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推翻在北京戒严的决定。

    五月二十一日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在邓小平家开会。

    邓小平：目前的局势大家都看到了，戒严了秩序也没有好转。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出不了手，而是党内的分歧把本来应该早就解决的事件耽搁了，以至事情越闹越大，局面难以收拾。要是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连事件的性质都定不下来。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也许会使坏事变好事。现在，这些主张搞动乱的人已经在台前得到了充分暴露，他们与国外勾结，连台湾的国民党都想插手这件事，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国家，否定社会主义，搞垮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改革开放局面。现在，有很多人的思想都被搞乱了，党和国家的确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固执己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党政军大会都不参加，总书记不去，人家马上就看出问题，这就把中央常委的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出来了，他是严格想把我们与他划开一条线来，表明他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能不谈赵紫阳问题。

    李先念：我老早就说，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赵紫阳就属于另一个司令部，现在就要揭这个底、挖这个根子，否则党内思想统一不了。从四二六社论一出来，赵紫阳就开始反对这个定性，一直认为不是动乱。他是一步一步有目的走的。他的亚行讲话，我一听就感到气味不对，从外地赶回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更把小平同志给出卖了，这不是有意是什么？为什么早不讲，晚不讲，偏在这个时候讲？让学生和老百姓都把矛头对准小平同志。他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讲话，像不像个总书记的样子，什么叫“我老了，无所谓了“？北京戒严这么重要的会，他作为总书记可以请病假，又不是病得卧床不起了，他是有意制造党内分裂。他反对在北京戒严，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要迫使我们这些老家伙交权、下台，，搞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套。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他束手束脚，搞不了。赵紫阳已不适合担任总书记。

    赵紫阳这个人，早就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小平同志这么扶持他、培养他，他都要反对。去年红极一时的那个电视片《河殇》，就是为赵紫阳树碑立传的，电视里没有小平同志的镜头，只有他赵紫阳的镜头，我当初就反对。什么蓝色文明、海洋文明？实在是强盗文明、强盗逻辑！这样的电视片都可以放，还放两遍，明摆着不是给赵紫阳搞个人崇拜是什么？这次学生搞动乱，早就应该收拾他们了。毛主席在的时候，学生敢吗？我跟小平同志报告，说怎么不下决心呢？小平同志说，要看一看。我们看什么，不就是看他的表现。他倒好，以为天下老子第一，他不采取措施。反而反对我们，反对戒严。他就是要把我们这些老家伙赶下台。我们没有亏待他，是他自己要跟我们过不去，他下台是他自己找的。谁叫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胡启立，他抓这个新闻舆论抓得不牢靠，还反对戒严，也应该撤掉。

    邓颖超：赵紫阳同志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犹豫，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犯了组织纪律方面的错误。现在，社会上都把他当作一位改革家，是改革派。但他不谦虚。事实上这些改革方案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应该算在他头上。这些改革方案很多是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你们定的，他只是执行。李鹏对我说，他今年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讲政府工作失误时，想写一段过去的话，到赵紫阳同志那里却通不过，结果把失误统统算成是现在的。

    邓小平：这些乱子，不是去年开始才有的，是三年以前就很明白的，五年以前就出现了的。算帐也有他的一份。

    邓颖超：党的总书记应该虚怀若谷、承担责任。这次事件表明，赵紫阳同志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

    彭真：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应该重新考虑总书记的人选。

    杨尚昆：在这件事情上，赵紫阳的确犯有组织纪律方面的错误，胡启立的思想也与中央的意见不统一。但我个人的意见，还是从大局出发，团结为主。何况这个时候换总书记不是时候，可以让赵紫阳作检讨。常委的班子还是要避免大的改动，国外总说我们这派那派，希望我们内部闹不团结。现在就已经开始大造舆论了。

    邓小平：什么叫独立性？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造谣也好，挑拨也好，国际舆论让它去好了。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错，但后来他们都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们在座的都讲过多次，但他们就是没有很好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了，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分裂党，支持动乱。好在有我们在，还能压压阵。赵紫阳纵容动乱，没有不换的道理，胡启立也不适合再当常委。不换，怎么向全党交代？他们不能成为全党的榜样。只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改变，只要坚持我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看换班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常委的班子首先应该是一个团结的班子，能担任常委的同志，政治觉悟要高，工作能力要强，思想品质要好，要善于团结人。一个常委班子如果是团结的班子，努力工作的班子，就能够成为全党的榜样。陈云同志，请你谈谈意见。

    陈云：大家谈了很多关于赵紫阳的看法，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赵紫阳、胡启立不适合再当常委。新的总书记，新的常委班子成员在政治上首先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党性原则强；要能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不偏激，不主观，工作协调能力强；要学马列，懂理论，知识面广，工作实绩好；要有良好的形象，各方面都能接受，能统领民心，稳定、可靠。先念同志跟我讲过，上海的江泽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我到上海几次，他都与我见面，给我的印象是为人谦虚，党性原则强，知识面也很广，在上海人缘不错。

    李先念：我虽与江泽民同志没有太多的接触，但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是不错的。我记得，一九八七年初那次闹学潮，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上海，江泽民自己到大学与学生辩论，有理有据，工作做得主动，做在中央前头，很有头脑。这次我观察了一下，四二六社论发表后，最早采取措施贯彻中央精神的还是上海，江泽民第二天就召开万人以上干部大会，把那个《世界经济导报》整顿了，不简单，不简单！当初做出这样的举动要承担很大的社会压力，但他顶得住，不退让，坚持原则立场。中央党政军大会部署戒严后，第一个向中央表态的又是上海，这种坚决态度，难得。所以，从政治上、党性上看，江泽民这方面有一贯性。当然，江泽民抓经济工作也有一套，这几年上海的经济工作基础打得不错，我听过几次他谈上海的情况，谈得很透，有一套。还有，江泽民形象不错，年富力强。我同意他为总书记的人选。

    王震：江泽民没有中央工作经验。总书记应该从常委中产生。李鹏同志可以当总书记嘛。他在这次反对动乱中的表现很好嘛，大家都看见了的。

    彭真：万里同志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地方干过，又在中央干，熟悉全国情况，现在又抓法制建设，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有威望，立得起来。

    陈云：万里同志年纪大了，本来安排他去人大就有退居二线的意思。我建议，在常委人选上，能否考虑宋平同志参加进来。他接任组织部长后，干部路线上抓得还是很有成绩的。这方面，薄老比我有资格。

    薄一波：宋平同志搞计划出身，工作非常认真细致，在省部级干部的考察、培养与任用上，做了非常深入的工作，组织系统的同志对他评价很高。他对自己要求严，组织纪律性强。这次事件，他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我同意陈云同志的建议。

    杨尚昆：总书记可以考虑从现有的常委中产生。现在各方面都把矛头对准李鹏同志，反对他的呼声很高，如果提议由李鹏同志担任总书记，党内会有很大压力。乔石同志年富力强，他是目前常委中在中央各要职部门担任工作最多的一位，当过组织部长、党校校长、中办主任、政法委书记、中纪委书记，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总理，长期在书记处工作，熟悉中央机关情况。为人清廉，工作能力强，在中央机关有威信。我提议乔石同志为总书记人选。

    邓小平：总书记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表明态度，旗帜鲜明。天津的李瑞环有干劲、有魄力、有思想，善于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化解各种矛盾，很适合做宣传鼓动工作。我跟他谈过几次，别看他木匠出身，劳动模范的帽子一直戴在他头上。其实这个人很有思想，他懂哲学，并能活学活用。这个人敢于坚持原则，经济工作也做得出色。这几年天津的市政建设、引水工程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李瑞环算得上是一个实干家，在天津有口皆碑，天津老百姓心目中威望高得很。常委中应该有像李瑞环这样干实事的人。这样群众才会服气，才会知道中央坚持改革开放、加强经济建设方面是一贯的，才不会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他是常委的一个合适人选。

    邓颖超：我对李瑞环这个人印象不错。

    李先念：总书记的人选、常委的人选，我建议是不是再酝酿、考虑一下，进行反复比较。考虑得越周到、越全面，对党的事业、对国家的前途就越有利。

    邓小平：我同意先念同志意见。这几天我们都考虑一下，进行反复比较。待考虑成熟后，再正式向政治局提出我们的意见，并建议中央召开全会。

    陈云：我同意。

    邓小平：关于赵紫阳、胡启立，还有书记处两位成员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同意，可以先停职，具体决定由中央全会作出。我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要立即召开党政军领导人打招呼会议，以稳定人心，统一思想。

    陈云：我完全同意。打招呼会议可以不先向党外副委员长、副主席传达。

    从上述情况来看，会议一致同意撤消赵紫阳、胡启立以及芮杏文、阎明复的职务。提议为总书记的人选有江泽民（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提），李鹏（王震提），乔石（杨尚昆提），万里（彭真提）；提议为常委的人选有李瑞环、宋平

    五月二十二日，万里在多伦多华人社团为他举行的五百多人的欢送晚宴上再次谈及国内的学生运动：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他们希望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这是同政府的主张和努力目标相一致的。我们要坚决的保护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些问题应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我相信政府能够以冷静、理智、克制的态度，克服困难，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很明显，他的意见与赵紫阳一致。

    五月二十二日，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致电万里：中央决定，请你提前结束在美国的国事访问。会见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后，即行回国。可先达到上海，稍事休息后再回北京。同时邓小平决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在上海，向万里通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五月二十二日晚，根据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授意，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会议，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

    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一起先后会见一些省的负责人。二十三日，与江泽民、李瑞环、杨汝岱谈话。

    在江泽民汇报结束后，杨尚昆单独与江泽民谈话：

    杨尚昆；小平同志要我与你谈话。中央决定，万里同志将提前结束访问回国。北京的局势现在很复杂，一些人想利用万里同志的特殊身份重新挑起事端，扩大影响，所以，小平、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一致认为，让万里同志先回到上海，由你代表中央先向万里同志介绍近一段时间的国内情况。

    江泽民：万里同志知道这个意图么？

    杨尚昆：中央的决定已经发电告诉了万里同志，请你再向他传达这几条：

    第一条，赵紫阳同志公开违反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现已停职。赵紫阳同志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四二六社论、反对在北京戒严、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中把小平同志公开抛出来。小平同志说，这不是一般的意见分歧，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维护党中央核心的集体决策，维护党的团结。

    第二条，对北京市区进行戒严的决定是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不是某个人作出的。当初北京实际上已经失控，学生和市民的情绪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了，非常容易激动，有些人狂热带偏激，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就是想利用这一点制造更大的动乱，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四项原则。如果不戒严，当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打砸抢恶性事件，造成更大的动乱，我们都有被管制起来的可能，戒严是在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作出的，是正确的决定，也是被迫作出的。所以，一定要向万里同志强调，戒严绝不是针对学生，更不是针对市民，只是保卫国家重要部门，起稳定首都秩序的作用。根本不存在外界谣传的进行镇压的可能，绝对不会。

    第三条，社会各界要求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呼声不少，也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正在联名发起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倡议，这不假，正在做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给代表打招呼，要求人大代表不要参与类似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签名活动。这场运动的广泛性、群众参与的劲头空前，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性质已经改变。这决不是一场普通的群众性运动，而是一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决定改革开放成败的生死攸关的严重政治斗争，小平等老同志和政治局常委的讲话、决定，表明了中央制止动乱的坚强决心和果断措施，表明了这确实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大是大非就在眼前，一定要站稳立场。中央希望万里同志在上海休息期间，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江泽民：中央还派人去上海迎接吗？

    杨尚昆：你是政治局委员，你就是代表，何况是小平同志指定的。

    江泽民接受了这使命后于当晚返回上海，并于二十四日早晨，向市顾问委员会主任陈国栋、副主任胡立教、汪道涵汇报，立即召开市委常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重要决定。

    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各总部、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参加。

    杨尚昆讲话：1，介绍北京目前的情况；2，分析一个月来动乱发展的过程；3，说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4，赵紫阳的问题；5，怎么解决；6，军队问题；7，回去要做的工作。

    五月二十五日晨，万里回到上海。

    五月二十五日，李鹏在会见外宾时说；戒严不同于军管，中国现在没有发生要实行军管的情况。戒严已进入第六天，戒严部队遇阻挡，没有进入北京中心地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本届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五月二十六日，江泽民向万里汇报情况。

    五月二十六日，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应到27人，实到22人。

    宋任穷；坚决拥护。

    萧克：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小撮人与学生区别开来，这是我要特别强调说明的一点。学生的爱国热情很可贵呀，一定要充分肯定。他们要求促进民主，惩治腐败，党和政府要认真听取。学生提的意见没有出格，我们不是也经常提意见嘛，党内民主还是要嘛。

    他的话很有针对性。

    胡乔木：从胡耀邦到赵紫阳，我们的确要进行深刻反思，好好总结，怎么短短几年时间，两个总书记都会栽进去呢？这个教训难道还要后人来说吗？

    他没有把话说透。

    杨得志：听说，部队戒严不是针对学生和老百姓，这点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不下的，就是用戒严部队对付老百姓。

    王平：现在有点愁的睡不着觉，生怕出事。

    他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情。

    余秋里：我对赵紫阳有看法，他总书记早就该拿主意。

    还有“核心”呢？

    张劲夫：现在局面搞成这样，责任主要在党内，在于长期不认真抓思想政治教育，胡耀邦是这样，赵紫阳是这样，如果不强调整党，不把党自身的问题解决好，谁能保证下一任总书记不出问题？现在不幸中之万幸是，农民没有乱，工人没有乱，军队是听指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换政治局几个人就行，关键是检讨我们的政策。我们过去做的到底对不对，哪一些对，哪一些不对，怎么解决？

    他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可是，一些领导人并没有这种觉悟。

    陈丕显：文化大革命谁也不愿意再来一次。

    也说出了他害怕群众运动的心情。

    黄火星（不是常委）：这次动乱的目的就是要搞和平演变。这次学生提的反腐败问题，的确说到了点子上，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是事实。这几年反自由化都反不下去，清除精神污染也不了了之，一些有权势又缺乏党性的，他就敢搞腐败，敢搞自由化。他搞腐败，没有什么能约束他，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你搞腐败，群众不恨吗？另外，物价涨了，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会没有怨气，所以学生一反腐败，就很得人心，就有群众支持。这个问题的确要好好深思，不抓党，共产党就真的要变样了。

    他也说到了点子上。

    陆定一在会上没有发言，只是举手表示赞成。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彭真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召集党外人大委员长会议。

    五月二十七日，万里在听了江泽民的汇报以后，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我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决定，完全同意李鹏同志和杨尚昆同志五月二十九日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这个书面谈话于二十八日经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使自由派大失所望。他们认为，“万里曾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意识到国内要求民主的力量盖过了强权的声音，更意识到人民对他的期待，他也从内心想动用人民代表大会的力量来解决危机，这从他在国外的几次讲话就能体现。然而，一踏上上海的土地，事实上就等于被控制起来，他只能得到邓小平的最高指示，和江泽民捎来的要求万里表态的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的决定。不表态，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一向以改革、清明、务实而著称的赵紫阳的战友，在恩情与人民、强权与民主之间，终于选择了前者，背离了要求民主改革的初衷，背离了赵紫阳。这样，中国也就失去了最有力的一次民主解决危机的机会。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李先念召集政协主席会议。

    五月二十七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薄一波再次聚会邓家，商议接班人问题。

    邓小平最后说；我提议，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由下列六位同志组成：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江泽民为总书记。新的常委班子确定了可以先不公布，和赵紫阳等人的问题，等待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对外公布。

    会议决定：江泽民可以先来北京；邓小平找留任常委谈话；把鲍彤逮捕起来；政治局常委迅速作出恢复北京正常秩序的决定和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决定。

    五月三十日下午，江泽民从上海飞抵北京。

    五月三十日晚，陈云、李先念分别接见江泽民。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邓小平接见江泽民。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邓小平接见李鹏、姚依林。

    五月三十一日中午，万里从上海飞抵北京。

    这一切说明，中国正处于非常时期。喊了那么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喊了那么多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喊了那么多年的“发扬党内民主”，结果到了要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还是只能用“八老会议”来代替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第七节　邓小平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

自由派力图在北京市区进行阻挡

一，邓小平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

    六月一日，北京市向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的报告。

    １，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是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
    ２，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在戒严令发布后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
    ３，海内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给动乱以大量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４，为结束广场的不正常状况，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未能奏效。
    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竭力组织“暴力革命”。
    ６，建议中央采取迅速果断的措施，立即平息北京的反革命动乱。

    六月一日，戒严部队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报告；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已经作好了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准备，只待中央军委的命令，即可开赴天安门广场。

    六月二日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和李鹏、乔石、姚依林在一起开会。

    李鹏；北京市委、安全部的两份报告说明，戒严令发布以来，动乱没有停止，天安门成了反革命的中心、基地。

    王震：这些人竟敢在天安门作践这么久，真的找死啊。对这些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派部队去抓，人民解放军是干什么的，戒严部队是干什么的，不是吃干饭的，就是抓这些反革命的。不抓不足以解心头之恨，不抓不足以平民愤。谁要推翻共产党，谁就死无葬身之地。

    李先念：西方帝国主义确实希望中国乱。他们不但希望中国乱，也希望苏联、东欧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乱。美国、英国、法国、还有西方一些其他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无孔不入。它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最终想战胜社会主义，过去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阴谋不能得逞，现在搞杜勒斯的那一套。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中国人民还能挺起腰杆子说话？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哪里能有今天的中国？我们用一千多万革命烈士流血牺牲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十年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不能毁于动乱，毁于一旦人民不答应。如果纵容搞动乱、如果允许搞资本主义，中国的一切希望都将失去。所以，这场动乱的实质非常清楚，其根本是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李先念同志说得对，这次发生的事情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的所谓民主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现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现在我们比过去更清楚。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主权。西方那些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剥夺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

    薄一波：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它们不是联合国，却想做联合国都不能做的事情，干涉别国的内政，动不动就要制裁或者武装入侵，它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充当世界警察。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我们都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

    彭真：一个多月的动乱，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其实这个话早在这次事件发生前，小平、陈云、先念等同志就说过多次。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也搞不成。这次我们采取戒严的方式非常必要。小平、先念、陈云同志和我都主张，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要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清除，把问题克服在萌芽状态，以保证我们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

    邓小平：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有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不只是对我们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二年前我就说过，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有人站在动乱一方，支持他们，如赵紫阳，这更不能怪别人。我们要冷静反思，回顾过去，着眼未来，重视总结经验和教训，认真处理面临的问题。这样，就能使坏事变好事，从事件中得到益处，绝大多数人会清醒过来，学生思想也会清醒过来。所以平息动乱后，我们下大力气补教育失误这一课，这一课补起来会有很大困难。这次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补课就行的。不能怪游行、绝食、签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人。对学生，包括参加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这是一条原则，不能改变。要使广大学生放下包袱。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会损害别人，不会损害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目前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李先念：戒严令实施已经有半个月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忍耐心人民也看见了，对戒严部队，北京的广大市民也开始理解了。现在，全国一些城市的学生也对示威游行不感兴趣了，新鲜劲过去了。但是，像一个人生了病一样，表面看还过得去，但病灶没有除，还要发作。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动乱的病灶，这不，好端端的广场上树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人民能够接受吗？坚决不会接受。要这些人自觉撤离天安门广场是决不可能的。天安门广场被污染已经一个多月了，已经糟塌得不成样子。让天安门广场真正回到人民手中，我们才能真正扬眉吐气。所以，要立即挖掉这个病灶，要立即清场。我建议今晚就开始。

    杨尚昆：一个多月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静坐绝食者不可能自动从天安门广场自行撤出，我们的确到了非采取措施不可的时候了。对于形势的估计，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不管怎么样，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是拥护改革、支持改革的。我们要对天安门广场清场，是恢复秩序，制止动乱，决不是放弃改革，闭关锁国。

    邓小平：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这一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有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建设容不得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所以，清场的决心非下不可。

    杨尚昆：我对以和平的方式在天安门广场清场充满信心。

    王震：即使要死人，也是他自找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能心慈手软。

    彭真：我同意越早清场越好。

    李鹏；我坚决主张立即实施对天安门广场的清场，坚决制止动乱，平息日益扩大的事态。

    乔石：清场是唯一的选择，很有必要。

    姚依林；清场行动越早越好。

    邓小平；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清楚，责成其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

    六月二日下午，杨尚昆主持会议，命令于六月三日零时一部分尚在郊外的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市区，继续向警戒目标开进。

二，自由派力图在北京市区进行阻挡

    六月二日下午，一千多名高校学生到北京日报示威，抗议该报六月一日发表的一篇文章。

    六月二日下午四时，刘晓波、周舵、高新、候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宣布绝食，并发表了《六二绝食宣言书》。并高喊：我们一定要跟政府对抗到底，打倒李鹏这个傀儡。

    六月二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方励之对记者的谈话。他说，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也实行直接选举的形式，大约十年以后，将实现多党制；这些老人必须离开政治舞台；这次运动的结果引起了权力斗争。

    六月二日，二十二时五十五分，在木墀地，中央电视台建国四十周年摄制组借用武警北京总队五支队的一辆吉普车，发生重大车祸，突然冲上人行道，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出事地点迅速聚集了五、六百人，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军队正在开进城，真正的戒严就要来了。

    六月三日零时至一时，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工自联以及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的广播点先后发出呼吁：戒严部队开始大批进城，他们或用军车，或用其他车辆，或着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多种方式正从多路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军车有载枪枝的，而便装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械。戒严部队的先导车已在木墀地撞死三人，撞伤一有。现在事态万分紧急，请同学们、老师们、广大市民们立即行动起来，到各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障碍，拦截军车。在这前后，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大叫大喊地奔向建国门、复兴路、朝阳门、永定门、宣武门、木墀地、曹各庄、公主坟、新街口、西单、王府井、南河沿、六部口等几十个路口。

    六月三日，

    四时左右：

    曹各庄十二辆军车被拦；

    木墀地军车车胎被扎破；

    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

    朝阳门约五百名战士被包围；

    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被隔离墩围住；

    六部口的军车和士兵被市民全部围困。

    北京各高校数千名学生骑自行车在长安街上示威抗议。

    五时许：

    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站宣称：我们胜利了！学生和市民连成一体。

    六时十五分：

    约五、六十名大学生在新华门前展示从戒严部队战士中夺来的军帽、军靴等“胜利品”。

    七时左右：

    在新街口，一辆电车打横在马路上，堵住了一辆由北向南开的大客车。车里坐着数十名士兵，。车子两边围满了市民。市民们大叫大喊，士兵们坐着不说话。

    从建国门到东单沿线，戒严部队被市民和学生分割包围，一些人躲在人群中向士兵扔石块。

    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六、七名士兵的上衣被市民扒下。

    从虎坊桥到陶然亭沿线，有二十一辆军车被市民包围。有的市民问士兵：枪里面是否装有子弹？一名军人把枪栓拉开，枪膛里是空的。以后，这支部队在行进中，大多数士兵被冲散，一些士兵在转移弹药时遭殴打，一些受伤的士兵在送往医院途中被绑架。北京市一些公安干警在救护士兵，转移弹药时，也被市民殴打。沿途时发现在地上被踩碎的压缩饼干和一些罐头。

    在西单十字路口，一辆大客车被团团围住，透过紧闭的车窗，看见里面坐着数十名士兵。这辆客车是从零点左右被围困的。有人敲着车窗嘲骂，有人往车窗上吐口水。

    首都电影院附近，有三辆大客车被围并将轮胎放了气。其中一辆装载辎重，大学生登车搜出枪枝，架在车顶上示众。

    再前行，又有四辆大客车，里面同样坐着着便衣的军人，轮胎被放气，其位置恰在中南海正西门。

    下午一时许：

    在六部口的马路中间，截留着一辆大客车，这是一辆满载着枪枝弹药的军车。周围聚集着几千人。几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车顶上，不时向人们打着V形手势。客车的项上放着一挺机枪，这几名青年不时用带剌刀的步枪挑着钢盔向人们展示。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几次试图解围，均未能成功。

    一些学生和市民在新华门前进行抗议，新华门前有数百名解放军组成的人墙阻挡。

    二时三十分左右：

    数百名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向六部口聚集的人群施放了催泪瓦斯，抢回并转移了弹药车。一些学生和市民用石块袭击警察。

    在人民大会堂、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重要部门，都发生了人数众多的围堵和冲击事件。

第八节　一小撮暴徒暴力阻挡军队开进

邓小平下令镇压反革命暴乱

一，一小撮暴徒用暴力阻挡军队开进天安门广场

    六月三日：

    下午五时许，在天安门广场的工自联指挥部，开始向市民和学生分发菜刀、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杆等武器。并声称：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

    工自联的广播不断狂叫：现在事态非常紧急，要拿起武器，推翻李鹏反革命政府！

    工自联的负责人纠集了一千多人，推倒了西单附近一个工地的围墙，拾捡了砖块、钢筋等准备进行袭击。

    下午五时三十分左右：

    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待命的三千多名戒严部队官兵，在市民和学生的阻挡下，开始往后撤。

    下午六时许：

    在天安门，高自联、工自联的广播不断播出公安干警与群众发生冲突的消息。

    下午六时三十分：

    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反复广播。

    北大、人大、北师大、清华、北航等等院校的自治会广播：紧急呼吁学生、市民携带棍棒、石灰等武器赶往各路口和天安门广场支援。

    在木墀地，聚集着几千人群

    晚上七时十分：

    一批批士兵着便装分散进入天安门广场。

    晚八时许：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

    晚九时许：

    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人流逐渐散去。

    工自联指挥部仍在向群众分发棍棒和长长的竹杆。

    晚九时三十分；

    三十八集团军有关部队开始向天安门挺进。首先在公主坟遇到了市民、学生用汽车和公路隔离墩组成的第一道阻拦线。防暴队开始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以示警告。这时人们有的躲向马路两边，有的则往后退。可退一段又停下来。期间，部队曾数次鸣枪示警，从公主坟、军事博物馆、北蜂窝到木墀地，不到两公里，部队推进速度很慢。这一段时间里，有不少市民向部队扔石块、汽水瓶子等物。部队反复劝说无效，最先，用自动冲锋枪对天鸣发，随后，前面两排战士半蹲半跪，后面几排战士站立，枪口直接对向市民队伍。

    晚上十时三十分左右：

    在持续对峙中，市民中不断有人扔石块，部队在人群面前开了枪。枪声响起，上万名市民开始像潮水般地退向木墀地桥。退却中，拥挤的人群被自己设的路障阻隔，一些人被踏伤、挤伤。

    在木墀地桥，从九时三十分开始，就已经有人把三辆无轨电车把桥横拦着，路边堆了许多被砸成碎块的水泥砖。当部队到达时，人群立即用碎片砖头投向他们。随后士兵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边对着投砖块的人群开枪。时而朝向天空，时而对着人群，有人中弹倒下。约十分钟左右，部队通过木墀地桥。

    在木墀地地铁站一带，人群开始退到大街两侧的街心花园和一幢幢楼房之间，以树丛和建筑物作掩体，不住口地叫骂，并持续不断地扔东西。士兵边推开电车，边向有骂声的方向射击，挨了砖块的士兵用冲锋枪扫射。这段时间，约有上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其他人送进了复兴医院。

    在复兴门外大街的两旁，有人从自家的窗户中向外叫骂，也有人向部队投东西，士兵进行还击，有三人被打中致死。

    在北京煤炭工业学校西侧，有三百多辆军车，一直被堵到六月四日上午。

    十一时许：

    这批部队向天安门方向驶去。

    十一时四十分：一些人又将电车推回来，并用火将它点燃，用以阻截后续部队。

    六月四日：

    零时；人们又开始在木墀地桥东设置新的路障。

    清晨：有百辆军车被堵在木墀地桥东，车队一直延伸到中央电视台彩电中心前。

    七点四十五分：有一名青年突然往一辆装甲车里扔了一个东西，然后飞快地跑开。只过了几秒钟，就见那辆装甲车从里面往外四处冒黄绿色的烟雾，随即士兵们从装甲车里跳出来，蹲在地上用手掳扯着喉咙十分痛苦。一些官兵对此十分气愤，但还是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整个上午：部队的军车被堵在这里。一些人指着士兵叫骂，还有人向军车扔砖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士兵朝人群开了枪，有八人被打伤。

    在太平桥大街，有八军车被拦截后烧毁。

    从劲松到东长安街，约有一百多辆坦克车、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由东向西驶去，当有人起哄、嘲笑、叫骂时，士兵们就开枪进行还击。在南池子，有一人被坦克车上的士兵枪击致死。

    在数十个路口，有五百多辆军车被烧毁。

    在双井北路，七十多辆装甲车被包围，其中有二十一辆装甲车上的机枪被折掉。

    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有近二百名暴徒将司机活活砸死在驾驶室。

    在西单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排长被暴徒打死后，尸体被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后又被暴徒剖腹挖眼。

    在崇文门过街天桥上，一名士兵被暴徒扔下，然后浇上汽油活活将其烧死。

    在阜成门，一名士兵被残害后，尸体被悬挂于阜成门立交桥的拦杆上。

    在翠微路口，六名士兵驾的车辆在遇到拦截后，为了不撞伤群众，减速慢行。一伙暴徒乘机向车上扔石块、燃烧瓶和火把，车左后轮被暴徒设置的三角铁所破，造成车身向左翻倒。暴徒们乘机向车上投掷燃烧物，造成汽车油箱暴炸，被压在车内的六名战士活活烧死。

二，邓小平下令镇压反革命暴乱

    六月三日下午四时，杨尚昆、李鹏等召集戒严部队指挥部会议。

    李鹏：从昨天深夜起，首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蓄意制造谣言，公然违反戒严令，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径，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今晚，我们要求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决不能让这些暴乱分子以为政府软弱可欺，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对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决不能手软。凡妨碍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执行勤务的，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有人不听劝告，一意孤行，以身试法，一切后果由其自己负责。

    杨尚昆：刚才我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要我转达给大家两句话，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决问题，一句是晓之以理，深明大义，万不得已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总之，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到家，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对人民负责的，要千方百计尽力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戒部队指挥部一定要向各部队交代清楚，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开枪。我在这里特别重申，决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发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不走，我们戒严部队架也要把他们架走。决不能在广场上杀一个人。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小平同志的意见。

    会议决定：

    １，三日九时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
    ２，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四日凌晨一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六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
    ３，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
    ４，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间断地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三、天安门广场清场

    六月三日十一时三十分左右，第一辆装甲车由西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一些工自联的人员和市民用广场旁的护拦来阻挡，有人向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装甲车冲过护拦掉头向西单方向驶去。

    六月四日

    一时许，各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反复广播《紧急通告》。

    二时许，上万名市民和极少部分学生离开广场，但还剩下几千名学生和市民。

    三时左右，约有三千多名学生围坐在纪念碑周围。候德健、刘晓波等人提议撤离天安门广场，柴玲反对。

    三时四十五分，候德健等四人与戒严部队代表谈判撤离。

    四时整，戒严部队指挥部广播通告：清场开始了。戒严部队分两路向纪念碑方向推进，一些士兵用枪将高自联架设的两个喇叭打坏，接着手持冲锋枪从西面的台阶上，从坐着的人群中走了上去，把-学生往纪念碑下辇。这时纪念碑四周的学生通过表决，大多数人同意撤离天安门广场。

    四时三十分左右，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士兵们向着学生一点一点靠近。

    五时许，广场上的数千名学生，集体向广场的东南角退去，在坦克和装甲车的缝隙间穿行。比较有秩序，大都举着校旗，还唱着歌，有的人还叫骂。大部分人退出了广场。

    五时二十分左右，大约有二百名左右人，在坦克的威逼下，不得不退出广场。

    五时四十分，天安门广场的清场过程基本结束。

    从六月二日至六月四日，人员的伤亡情况如下：

    1，戒严部队伤亡情况：

    戒严部队指战员受伤共计五千多人；重伤的一百三十六名；

    戒严部队指战员死亡共计二十三名；其中，解放军战士十名，武警战士十三名。

    2，地方人员伤亡情况：

    地方人员包括学生、市民和暴徒受伤共计二千多人；

    地方人员包括学生、市民和暴徒死亡共计二百一十八名。

    其中大学生三十六名：中国人民大学六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三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七所高校各二名；其余十所高校各一名。

    其中外地人员十五人。

第九节　外国和台港反动势力的渗透、插手和颠覆造成的严重后果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只要看一看国家安全部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向中共中央报送的一份报告＿＿《关于美国等国际政治势力对我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的报告》，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一）美国等国际政治势力的插手

    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武装干涉讨不到便宜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秉承了和平演变这一宗旨，干了大量颠覆共产党、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卡特鼓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和平运动，布什强调人权外交，尽管提法不同，其实质都是通过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民主势力，借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动员和组织政治反对派，并拉拢、分化共产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幻想共产党内部和平演变，导致和迫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改变。服从这一反革命战略的需要，他们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

    1，对中国实行思想文化渗透。

    美国历届政府包括本届布什政府，都没有放松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执行思想文化渗透的方针。据美国外交官私下称，美政府认为，对中国，美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都已失败。今后只有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机，通过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进行精神渗透，要用美式文明来影响中国走向自由化。

    美国对中国的实施思想文化渗透，其手法多种多样。下面两件事就足以说明：

    一是美国的富布赖特计划。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派到中国的教授有一百六十二名，分布在全国二十四所重点院校。美国新闻署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年派二十位左右的巡回学者到中国各地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当然，其中不乏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明确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美一政府机构致电美驻华大使馆，不无沾沾自喜的宣称：从目前中国形势看，我们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近几年来，美国还陆续派出传教人员以教师、商人、医生和技术人员的身份来华，秘密进行传教活动。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以给中国培训教师为幌子，把宗教理论、美国大众心理学等内容揉和在一起，进行传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的美国某教育组织成员狂妄宣称：要彻底改变中国，要把接受他们培训的人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现代派新人。

    二是美国之音的活动。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唯一的全球性国际广播电台，它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思想渗透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之音中文节目就一直是美国政府对我国进行心理战的工具。整个五十年代，美国之音以其赤裸裸的反共宣传而声名狼藉，被全世界正直的人看成是美国政府颠覆共产党的工具，搞暴乱的指挥部。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美国之音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改变手法，更多地使用新闻性、事实性的方法来进行宣传。中美建交后，他们开始举办诸如音乐节目、教英语节目和大量介绍美国的专题节目，投群众之所好，以吸引听众。但是，形式变了，却丝毫没有放弃向中国听众进行蛊惑的目的，即让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竭力培植亲美势力。美国政府认为，现在多数中国领导人是留苏的，没有一个留美的。美应在中国物色培养一批能理解美国政策，具有亲美思想的美国通。为实现这一目标，美除了推动中国各大学建立研究美国的机构，提供大量资料外，还通过国际访问计划，在我党政机构、经济、文教、宣传部门每年邀请一百名对决策有影响或潜在影响的人士访美，特别注意挑选一些现在当权或有可能担任要职的年轻人赴美学习考察，希望在这些人中有朝一日产生身居高位的人。一位离任的驻华大使说，对邀请中国人访美的作用不能只看现在，要有长远目标。

    2，在我留学生中培养一批亲美派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美前总统里根曾在内部称：要把接收中国留学生作为一项战略投资。一九八二年，当他得知中国在美有六千五百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时，当即表示六万五千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美特别重视对我留美学生的工作。

    一是重点作留学生中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的工作，同他们建立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后担任要职。

    二是利用各种形式对我留美学生进行思想影响，使其更多了解美国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等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后，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三是对我留学生进行策反。美联邦调查局控制的中国留学生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策反活动。对这种活动，连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很眼红，他于一九八五年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美国在做中国留学生工作方面下手早，收效大，日本已经落后了，要迎头赶上，加强对中国人才的投资。

    3，千方百计把触角伸向中国高层领导。

    美国的一些人，把体改委下属的或由体改委派人组建的体改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的某些负责人看着重点对象，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工夫。美国大使馆在这些单位里，经常进行结交的有二十多人。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仅美国驻华使馆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就与体改委系统的十五个人来往近五十次，从来往中收集他们感兴趣的情况。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国经常以访问学者的名义，邀请体改委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一九八八年，体改委系统就有十二人安排访美，成行十一人。美驻华使馆那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推荐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楼维伟访美时写道：邀请楼访美有助于打开中国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

    一九八六年初，美国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乔治，索罗斯向体改委表示，他愿意依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每年出资不少于一百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研究活动。同年六月，在乔治，索罗斯的资助下，随团出访的陈一咨在布达佩斯与乔治，索罗斯就在中国建立基金会一事交换了意见。回国后，陈一咨向鲍彤汇报了此事。十月，陈一咨又与索罗斯北京会谈并签署协议，责成青年经济学会的李湘鲁筹建基金会北京办事处。据陈一咨说，基金会成立过程中，鲍彤曾向赵紫阳同志打过招呼，赵紫阳同志也同意。随后，索罗斯传出话来，说他很想与我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

    到一九八九年五月，索罗斯一共汇来二百五十万美元，这些钱基本上用于四个方面：

    一是体改所及其下属机构一些人出访美国的费用开支，以及接待美方来人的开支；
    二是进口了五十万美元的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藉；
    三是拨出二十五美元计划搞一个政治沙龙性的俱乐部；
    四是用于一些文化事业。

    经查明，这个基金会美方主席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特嫌疑，基金会的美方顾问委员会里有四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一九八八年八月，梁衡来京时，正值中央在北戴河开会，鲍彤、陈一咨就在北戴河。梁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后，梁说他已经跟陈一咨通了电话，并说，他已经知道北戴河会议的一些情况，中央有了意见分歧，中国今年形势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现实很不满意等。梁本拟在北京停留两周，但一周后说事情已办完，提前返回美国。一九八九年五月，当索罗斯了解到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联系的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能实现的时候，便于五月二十三日给中方主席来信，提出终止协议，关闭基金会。

    4，把目标指向未来领导人。

    依托美在我国内建立的培训和交流中心，向中国未来领导人进行教育。这几年来，美先后在大连、南京、北京和广州建立了各种培训和交流中心。这样的培训对我方有积极的作用，但美方有自己的意图。美驻华使馆十分重视大连工业科技管理培训中心的作用，认为是向中国，特别是向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全面展示美国政治制度的窗口和了解中国情况的据点。在该中心工作的美方人员承认：这也许是我们在共产主义世界所干的最严重的颠覆事件。

    5，通过经济技术援助使中国依附美国。

    美国国务院认为，中苏二十多年对立，使美国从中渔利。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应适时调整政策，要在发展美中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方面下工夫，以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为后盾，争取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使中国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最后在政治上对美国也拱手称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渗透，在这次动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为露骨，表现为对中国动乱的直接插手和明目张胆地支持。在这场风波中，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采取了除出兵以外的各种手段，多方插手，妄图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表现在：

    （1）大肆收集我国内政局动向及动乱情况的情报。

    北京发生动乱后，美总统布什亲自下达命令，要美驻港总领事馆密切注意当前中国的情况，并专门派一个小组到驻港总领事了解我国内事态的发展。美驻华使馆人员纷纷出动观察形势，并指使其驻沈阳总领事馆，要在东北三省大中学校中各物色二至三名外藉教师收集有关情报。

    （2）使用所有宣传手段，为学生传递信息，扩大影响，并不时指点方向，制造谣言，不断促使矛盾激化。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外国驻京记者很快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四月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抵达纪念碑献花圈，就有一些外国记者争先恐后地拍照、录像、录音，对学生开始采访。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以后，驻京一些外国记者了解这一非法组织的宣言、号召、部署和各项活动，参加他们举行的各种记者招待会和聚会，义务为他们向全和全中国传递有关信息。北大、清华等五所大学宣布无限期罢课，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等，都是由外电、外台提前宣布的。学生只要有什么活动，外国记者总是先期到场。在此，美国之音等传播了不少谣言，如首钢工人罢工、党和政府已经制造了一份黑名单等。在几个关键时期，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制造舆论，进行恶劣导向。四月二十日凌晨，一些人冲击新华门，一时间，四二0血案的谣言传遍各地。四月二十七日以后，政府和学生酝酿并开始了第一次对话，纽约《世界日报》在五月一日却转述一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华府方面认为，这是中共当局很诡谲的一招，可能会造成学生领导的分裂，而有利中共当局的分化和操纵。恣意毒化我国政府与学生对话的气氛与关系。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传出后，西方舆论工具更是竭力宣染广场的悲壮气氛和群众的广泛支持，推波助澜，把绝食学生往死路上推。

    （3）美驻华机构和人员直接进行策动。

    美华使馆一名负责人，连续四周，每晚都与参加学潮的学生接触，声称美政府非常关注这次有意义的运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京办事处主任多次邀请北大、人大、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到其住所座谈，施加影响。在北大、人大、语言学院等十二所高校学习的一些美国留学生，到处进行煽动。一些驻京记者与高自联的头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联社记者和《新闻周刊》记者均向吾尔开希等人说：如有必要，美将为他提供庇护，可为他去美国学习提供方便。不仅如此，他们还妄图在中国组建反革命武装。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小组今年五月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中国面临许多问题，目前农村就有五千万流动人口，这是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同时民族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报告建议美国在适当时机向中国流动人口提供武器，组建反政府武装。

    （4）利用中国留学生进行策应。

    在北京发生动乱后，马萨诸塞州纽敦城国际学术中心开放了四条长途电话线路，免费提供波士顿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不断与北京学生及西欧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联系。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专门收集有关中国党政领导机关人事变动方面的谣言，利用旧金山一家华文报纸的传真机发到北京、上海、南京等二十多个大城市的高校，煽风点火。

    （5）指使中国民联等反动组织插手动乱。

    中国民联是在美国政府卵翼下的一夥民族败类搞起来的反革命组织。学潮一开始，中国民联立即呼应，发出以中国民联主席胡平以及陈军、刘晓波等人的《给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煽动中国大学生应巩固在这次学潮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由几名中国民联分子发起组织的中国民主党向国内投寄《告全国同胞书》，公然叫嚣要废除四个坚持。中国民联还伙同亲台的中华公所等成立声援中国民主运动委员会，与吾尔开希、王丹等高自联头头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提供经济支援和宣传器材。

（二）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

    在这次运动中，台港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由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等情报组织已派遣数十名特务，除了收集情报，还进行心战策动，有的还企图与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联络，千方百计地介于学潮当中。台湾特务组织的主要表现在：

    1，建立专门机构，指导和组织对大陆的破坏活动。

    学潮开始以来，台湾特务组织和境外敌对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宣传品，其内容包括：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攻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台湾特务机关连续发出十份所谓号召大陆上的勇于争取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的慰问信等，吹捧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是新制度的开拓者，反共救国的先锋；煽动这次学潮是一次改朝换代的反共运动。有些反动刊物的文章叫嚣放弃四个坚持，躯逐马列主义，消灭共产党，赶走邓家帮；攻击共产党是一个独裁、野蛮、法西斯专政的党；攻击我国现在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煽动学生组织宣传队，走出校园与工人运动结合，进行示威、游行、演讲甚至罢课。台湾特务机关和境外敌对组织加紧派人入境搞串连活动。他们分别以探亲、旅游、经商等名义入境活动。他们的使命是，联络学运，策反学生领袖，沟通各种非法组织，企图引导学运走向所谓的全面抗暴运动。

    2，为动乱提供经费、物资。

    台湾当局组织各界积极声援这场动乱。国安会秘书长蒋伟国发起送爱心到天安门活动，带头捐款十万元新台币。台湾救总捐款二十万新台币。国民党中央委员黎昌意发起募捐一亿元。香港某些人则以支援学生绝食为名，在市民中募捐二千一百万港元，后又称募集三千万元。这些钱准备分批带入，已派出一个声援团送一百万港元到京。他们不仅提供大量现金，还提供了动乱所需要的种种现代化装备。如高倍望远镜、步话机、帐篷等，以此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者打持久战。

    3，制造和散布了大量谣言。

    早在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大学生刚刚抵达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时，《南华早报》等十多名香港记者便开始采访了学生活动。非法学生组织成立后，《香港虎报》很快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表评论说；两天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的第一个非官方学生组织，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学生运动进入了新纪元。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一些学生和群众冲击新华门，港台报纸大肆渲染。香港《快报》摄影记者不听劝阻，强行拍照，被制止带离现场后，他向该报发消息说，被三十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围殴，致他躺在地上。二十日，《快报》发表郑重声明予以抗议。随后，香港《经济日报》亦称他们的记者也遭扭打拘留。为此，香港记协致函许家屯要求北京解释，从而进一步煽起了香港和内地群众的情绪。对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学生绝食、宣布戒严行动等，港台报纸、电台都作了大量的歪曲和煽动性。

    4，派遣特务，直接插手动乱。

    学潮发生以后，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加紧对大陆进行蛊惑人心的反动宣传的同时，指使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直接插手动乱，以图使大陆这场所谓的民主运动扩大成为全面的反共抗暴运动。他们还布置潜伏特务密切注视和搜集动乱情况，报送境外特务单位。台湾国民党潜伏特务的这些活动陆续被我安全机关侦破，有些插手动乱的台湾国民党特务被迫投案自首。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于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依法拘留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王长洪、钱荣勉、梁强。此外，其它省市也破获了多起国民党特务案件，他们都供认了各自插手动乱的罪行。

    看了这份报告以后，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台港反动势力的阴谋活动，能够对我们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和破坏？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正是因为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本身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不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才使敌对势力有机可乘，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机构是否真的从这一次政治风波中吸取了应有的教训，改弦更张，把我国引向正确的发展道路。以后的实践证明，一些领导人仍然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错误主张，把中国进一步推向资本主义的深渊！


十三届四中全会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动乱平息之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我诚恳地希望，在任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第二，要札札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宣布：即将组成的第三代领导层以江泽民为核心，并说“等新的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三卷２９６页）

    从邓小平的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主要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一九七九年以来腐败现象急剧膨胀，而反腐败都只停留在口头上（所谓不是假的），使干部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丧失了信心，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满情绪；二是由于执行了错误的改革开放政策，帝国主义势力和影响不断渗透进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日益壮大。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形成全国几百万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又由于处理不当，形成天安门广场的僵局，最后不得不使用武力来解决天安门事件。

    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主要说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这场风波的看法。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里所谓“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气候”的具体内容没有展开讲。如果具体分析分析起来，各种不同的人的看法分歧就会很大了。

    “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

    这里所说的“对方”，应该是指那些参加了“动乱”、“暴乱”和支持过“动乱”、“暴乱”的人。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是非不分的群众”；一种是“一批造反派”；还有一种是“大量的社会渣滓”。

    “是非不分的群众”？能不能说凡是参加过、支持过过游行示威的群众，都是“是非不分”呢？不是也说“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吗？难道说“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

    “一批造反派”？这当然是指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文革中的造反派非常复杂，有打着“造反”旗号的各种极左派和极右派。但更多的是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的广大群众，还有许多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真正左派。难道说这些人也都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

    “大量的社会渣滓”？说“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似乎太抬举他们了。这样的社会渣滓永远是乘机捣乱，并在乱中取利。

    对于那些幕后操纵学潮、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大小小的“精英”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究竟应该把他们归入上述三种人的哪一种呢？

    毛泽东同志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另一个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教训。他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

    “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很少。（三卷３０２－３０５页）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很少。”如果按照邓小平批评建国以来前三十年工作的逻辑，既缺乏一贯性，又没有行动，还甚至讲得很少，这就是实际上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上的最大错误！搞“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六月十二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

    六月十六日，邓小平对中央几个负责人谈话。他说：

    关于三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前，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实际上我是核心。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关于经验教训。“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清理一下我们过去究竟失误在那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现在急近需要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

    关于现在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经济不能滑坡。第二，做几件人民满意的事。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这次事件中，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还有一点，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三卷３０９－３１４页）

    六月十九至二十一日，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围绕这次政治风波的历史教训和赵紫阳的错误进行讨论。

    经过这次风波以后，一些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一、 经济上，支持、纵容鼓吹私有化。

    胡乔木说：赵紫阳同志虽然没有公开鼓吹私有化，但他在改革中对优化程度较低的经济成分推行倾斜的政策，以及他所一再宣扬的国营企业要引进乡镇企业的机制之类，却是对私有化鼓吹者的一种鼓励。并使那些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丧失信心，产生一种深化改革非触动．改造和重建所有制不可的心理，一段时间对私有化的鼓吹甚嚣尘上。这完全是因为赵紫阳等党内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在思想解放．反自由化等口号下允许他们的观点泛滥，而又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志采取压制．打击的结果。

    伍修权说：经济有经济规律，去年闯物价关怎么闯不过去？不容易嘛。老百姓心慌嘛。

    二、 、政治上，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滋长。

    宋任穷说：赵紫阳同志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由于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贯彻改革开放方针时就不可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他看来，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是谁也讲不清，因此，可以不提或少提坚持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去进行改革开放，不走邪路才怪呢！

    王任重说：赵紫阳同志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从根本上说，是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对外屈服于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压力，对内陶醉于他那个自由化的智囊团所编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赵紫阳的严重错误已经使我们的党和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揭露赵紫阳的错误，正本清源，消除影响。

    伍修权说：赵紫阳对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个外行。他懂得多少？这方面的参谋都是他的秘书鲍彤给他出的。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生搬硬套肯定闯大祸。

    三、在思想上，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甚至连坚持社会主义也不愿提。

    张劲夫说：近几年，赵紫阳同志藉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毁和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散布了许多错误主张。作为总书记，几年来，他不讲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不讲最高理想，甚至藉口社会主义现在谁也说不清，而连坚持社会主义也不愿提，倒是无的放矢的提出了所谓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严重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向一个极端，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方毅说：赵紫阳同志任总书记以来，削弱并放松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特别喜欢听所谓智囊团的意见，使社会上一些人丧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追求金钱至上．物质享受和个人名利，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共产党人高贵品质和中国人民传统美德的思想被认为过时了，重才轻德的现象相当严重。这次动乱中，不少我们培养的人反对我们，咒骂我们，这与赵紫阳同志不抓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彭冲说：严重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削弱党的政治工作队伍，使这几年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如果我们的党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坚决惩治腐败，确确实实要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了。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举行十三届四中全会。

    全会审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以党反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在会上，赵紫阳对《报告》作了申辩：

    他说，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 （“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４．２６”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说，这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如果从这样的高度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

    他说，５月１７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再次肯定４月２６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５月１８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他说，关于我没有出席５月１９日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赵紫阳的这个申辩，正好暴露了他的错误政治立场。

    关于对学潮的认识和处理方针，“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他只强调多数人的爱国热情，而忽视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阴谋，特别是不承认，正是这些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分子，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北京地区的高等院校、新闻界、学术界中，操纵一些非法组织，影响着学潮的方向。所以他解决学潮问题的方针，就是只强调争取多数，而且主要是通过所谓的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来满足一些自由化分子提出的政治要求。却从来不去采取措施，揭露、打击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阴谋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他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不为过。

    关于他没有出席５月１９日召开大会的问题，他的申辩也是软弱无力的。以有病请假为由，是说不过去的。在当时形势下，作为总书记，只要有最后一口气，就应该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何况，他已经在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同意采取戒严措施，并有辞职的意向。所以，他不出席会议，只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生理问题。

    全会通过了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以党反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在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免去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的职务。

    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项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泽民在全会上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这个讲话，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原则界限。

    听其言而观其行，问题在于看他今后怎样做了！

    ２００４年６月９日初稿

    附录：

赵紫阳就六四事件自辩书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做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一）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４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申请，就上街示威，我们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批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它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也看见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能拒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着眼于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与当时这个想法联系，我还觉得４月２６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用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４月２６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央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同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当然后来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了一些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在４月２６日的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们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的其它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 （“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另外说明一下，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已讲过这点。

（二）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相当紧张和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当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４月１９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它没有听到常委中间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１）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活动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２）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幵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３）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它同志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将这三条意见报告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４月２３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３条。

    三、４月２４日到３０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是在４月２６日凌晨在朝鲜看到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４月２６日《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覆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当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５月３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阅。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对精神污染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有了较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历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５月４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在我访朝尚未回国之前，李鹏同志批准发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篇社论（４月２９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４月２６日）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５月４日的讲话，特别注意到了这些情况，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话（如反对动乱的问题）我在５月３日的讲话中已经讲了多少，觉得可以不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有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氛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想今后遇到这些问题，仍然应该争取在这轨道上去解决。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过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就在第二天（５月５日），李鹏同志会见亚银年会代表的讲话，也没有经过常委讨论，其调子也和我讲的差不多。

    尽管有以上这些情况，但我的这篇讲话仍然引起了一些猜测，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如果我更慎重些，早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可以不讲这篇话。

    六、关于５月８日的常委会和５月１０日的政治局会，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４月２６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难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出努力，事件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统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８０岁（或７５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５月１３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道。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４月２５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志在４月２８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道，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５月１６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４月２６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５月４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同志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地转过来。但是到了５月１３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５月１６日晚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根据４月２４日常委会精神写的，小平同志的话是听了李鹏同志主持的常委会的汇报后说的。小平同志的一贯态度是全力支持常委工作的，只要是常委集体做出的决定，他历来都是支持的。所以，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起来。我在５月１６日晚的常委会上表示，我已从朝鲜打回电报赞成小平同志的决策，所以我对４月２６日社论也应该负责。当时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请常委考虑，不要求作出决定，同时时间已晚，没有谈下去。

    九、５月１７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５月４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４月２６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的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能够继续共事的。我反复考虑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在当前的局势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５月１８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５月１９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５月１９日学生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的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们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周总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再不出来，将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代。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９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已觉得自己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５月１９日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痛、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从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４．２６”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三）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一九八九年李鹏同志的向人代会的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来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的基本建规模，８５年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８８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在报告中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同志的头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１９８７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压，但是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得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１９８８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幵宣传物价改革，宣传开放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存款利息，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了储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票子。着重讲清１９８８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１９８８年的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的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四）

    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对我提出很多批评和意见。我想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

    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间确实有所滋长。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

    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是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讲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这期间，我感到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１９８７年４月以后，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需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１２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的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需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需跟上。

    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当然国际上确有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也往往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应当注意到这中间复杂情况），人们的民主观念已经普遍增强，许多社会问题完全用原来的办法很难解决了。在我国，坚持共产党领导，不搞西方多党制，这条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但党领导必须能够解决民主的问题，能够解决对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消极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败现象的有效监督等问题，党领导才能增强生命力。因此我想我们党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办法去解决新问题。例如，要加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分发挥人大的作用，加强与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完善并改进选举制度，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用具体法律来保证和规范言论自由，允许经过合法申请和批准的游行，等等。总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享受到真正而切实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增强对人民吸引力、凝聚力，它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显示出来。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就必须适应在民主和法制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和生活。适应民主，意见纷纭，表面上是“乱”。但是，有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的正常的小“麻烦”，就可以避免大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要把正当的民主要求，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力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区分幵来。我们不允许打着民主的旗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也不妨碍发展民主。这就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最终这也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如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主动地走，因为我看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党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的时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面很难控制。我想，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地位相对巩固的时候，主动的去搞民主建设。这样就可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一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当然既使这样做，在民主和法制建设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痛苦、摩擦、甚至震荡，但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危机，在我们党经过一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更加适应新时代要求以后，将会以崭新面貌，朝气蓬勃地率领全国人民前进，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个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

（五）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我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责，我有保留意见。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道。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动，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在公幵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如李鹏同志报告中指责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责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因病请假而未能出席５月１９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游行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它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地使这些单位背上包袱。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十三届四中会秘书组 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２日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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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几件事

    六月四日以后，特别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以后，中央着重抓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抓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清查、清理工作。

    六月十二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

    通告的主要内容有：

    一、取缔一切煽动和制造社会动乱及反革命暴乱的非法组织；
    二、对包庇、窝藏非法组织头头及暴乱活动首要分子的，当地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收缴在首都反革命暴乱中被抢夺或捡拾到的枪支、弹药、军用和警用器械、装备，以及非法组织印刷的煽动、盅惑性宣传品；
    四、非法组织成员逃到外地继续进行串连、煽动、制造动乱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当地公安机关一经发现，可立即依法拘捕；
    五、对聚众冲击党政机关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重要部门，聚众堵塞交通致使交通中断，制造城市瘫痪的首要分子，必须依法拘捕，从严惩处；
    六、各地如发生聚众骚乱事件，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要采取果断措施，强制驱散，对参与骚乱、搞打砸抢烧杀的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当地公安机关可以当场拘捕；
    七、人民警察执行任务遇有拒捕、暴乱、袭击、抢夺枪支等紧急情况，应当依据有关条例、规定使用武器进行自卫和制止犯罪活动；
    八、广大群众要积极揭发检举反革命暴徒和进行打砸抢烧杀活动的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支持和协助公安机关及公安干警、武警指战员依法执行公务，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六月十二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对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方、李二人已于6月5日去美国驻华使馆“避难”。6月8日，我国外交部就美国驻华大使馆给予方励之、李淑娴所谓“保护”事，提出严重抗议。

    唉！都是“马后炮”。先放走了，再抗议、通缉有什么用！

    六月十三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通缉非法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逃的部分头头和骨干分子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崔伟民．粱挚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伟．熊旗。共二十一人。
六月十四日，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通缉非法组织“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逃的部分头头和骨干有韩东方．贺力力．刘强等三人。

    一些重要的黑手和非法组织头头陈一咨、严家其、万润南、苏晓康、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李录、方励之、李淑娴等逃往国外。

    在幕后黑手中，六四前已捕有：鲍彤、何维凌、曹思源；六四后逮捕的有：陈子明、刘晓波。

    六月二十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及时依法审判进行反革命暴乱和制造社会动乱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六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光华路铁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中犯有破坏交通工具和设备罪的徐国明等3名罪犯，判处死刑。

    六月二十二日，北京在反革命暴乱中犯有严重打砸抢烧的林昭荣等７名罪犯，判处死刑。

    六月二十三日，参与长沙“４·２２”打砸抢事件的２７名罪犯，１名判处死刑，缓期２年执行，其余２６名罪犯分别判处１到１５年有期徒刑。（参见附录）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彻底清查、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方案的请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说：

    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彻底清查、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蘖节了工作方案的请示》。

    一切在京单位，包括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都要要认真执行，负责做好本单位的清查工作。其他省、市、自治区的的情况同北京市的情况不尽相同，可参考北京市的做法，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方案，亲报告中央。北京市和所有发生动乱的大中城市，都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主要同志负责，组织专门班子，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从追查当地的重点事件、重点单位和重点对象入手，深入开展清查工作。要千方百计地把那些制造暴乱、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各种非法组织的头头、骨干分子和打砸抢烧杀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彻底清查出来，及时依法从严惩处，以进一步稳定局势，消除后患。

从这次动乱和暴乱中来看，有些党政领导机关、要害部门严重不纯，这是一大政治隐患，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清理。这项工作一般由本单位党政领导掌握进行，问题多的单位，可以组织专门班子，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号召有问题的人主动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领导班子不纯的单位，由上级派专门小组帮助清理，并可吸收政治上强，身体较好的退下来的老同志参加。

    上述清查和清理工作要作为今年内的一件大事来抓，不搞彻底决不罢休。

    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负责指导清查打击反革命暴乱分子和制造动乱的严重犯罪分子的工作，内部清理工作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共同负责指导。

    这个通知一下发，打击面就进一步扩大了。有一些党员被开除了党籍，有一些干部、教师被调离了原单位或原工作岗位。

    有人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就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至。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这个故事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大，也很难说。

    九月二十五日，外交部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法国政府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竟允许严家其等人策划的所谓“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举行“成立大会”。

    第二件事是抓清除腐败。

    六月三十日，全国各类公司的自查和和重点抽查工作基本结束，抽查面约占全国各类公司总数２９４９４６户的４７％。
    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已撤消、合并６４８１户，与党政机关财物脱钩１０３８６户，移交有关部门１０６３户，三项合计１７９３０户，占党政机关办公司总户数的９０．５％。

    此外，全国各类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经商开办的４１０４户公司，已撤并或脱钩３０４４户，占这类公司的７４．２％。

    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已有４２９５２名党政机关在职干部和离退休干部辞去公司或机关职务，占兼职任职干部总数４７９５６名的８９．６％

    全国政企不分的公司已解决４８８４户，占这类公司的４５．９％。其中撤消或停办的１２５５户，收回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２７３０户，不再从事经营的８９９户。
    全国共查出各类公司违纪违法案件２５８８４件，涉及２５４０４户公司，已立案查处１２５７０件，结案１０３０３件，结案率８０．８％。在查处中，有９５３４户公司受到经济处罚，收缴罚没款共２．６亿多元，有２８７１户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因贪污、受贿、渎职等违纪违法问题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有４７６人。受到刑事处分的有３０１人。
对中央所属的１００户全国性大公司进行了重点检查，查出各种违纪违法金额１１．３亿多元，其中应交违纪金额７，３亿多元，已补交入库金额４．５亿多元。
    各地公司已撤消的２２８１０户，已合并的１６５２户，改办其它企业的１２３２０户，三项合计３６７８２户，占公司总数的１２．５％。
    七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情的决议》，近期要做的七件事是：
    （１）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决定撤消康华发展总公司和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并入国家农业投资公司。
    （２）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
    （３）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
    （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
    （５）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
    （６）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
    （７）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由此可见，五月的学潮以及群众运动，最关心的是反腐败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动乱的要求，除了在极少数大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外，广大群众并不支持。
    八月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期限内自首坦白的通告》。通告规定，凡犯有上太守罪行者，自即日起，至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必须投案自首。
    到１０月３１日止，全国共有３６１７１名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自首人员直接涉及犯罪数额３．５亿元。另外还有１７６００人到到各级行政监察机关主动交代受贿问题，涉及金额１．１６亿元和一些外币。
    可惜，反腐败的活动，没有如清查工作那样，“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主要同志负责，组织专门班子，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从追查当地的重点事件、重点单位和重点对象入手，深入开展清查工作。要千方百计地把那些”腐败分子“彻底清查出来，及时依法从严惩处，以进一步稳定局势，消除后患。”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决定》指出，由于近几年来贯彻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不准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不坚决，盲目提倡机关和事业单位“创收”，在流通领域中不顾条件不适当地成立了一大批公司，再加上法规不完善，管理和监督不力，导致了公司发展过多过滥。一些公司经营混乱和实行脱离我国国情的高工资、高福利，少数人利用职权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贿受贿，严重干扰了为政清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影响了社会安定。
    《决定》提出：一、坚决撤并一批公司，重点是砍掉各级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二、认真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查处社会影响大的有县以上领导干部参与的大案要案。三、建立各种制度。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四日，全国税务工作会议。
    国税局长在会上说，到七月底，全国企业欠税达９８亿元，银行压税５．７亿元，出口退税已达８８．７亿元，八月份仍有增无减。
    王丙乾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中，确有不少靠非法经营和偷税漏税、牟取暴利而“暴富”的，加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不公，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九月一日，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利用职权支持非法倒卖活动,收受贿赂１６０００多元，给予撤职处分，开除党籍。
    九月十四日，宣布：撤销梁湘中共海南省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委员和海南省省长职务。
    梁湘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他纵容妻子和儿子倒卖房产，妻子出面在海口市预订了两栋房子，由儿子将其非法倒卖获得暴利；他违反规定批准某公司进口一批汽车，他儿子没有参与这批汽车进口的经营活动，却借机勒索一笔巨款；他利用职权，违反规定，为他尚未在海南落户的另一个儿子办理了从海南去香港定居的手续；他违反财经纪律，用公款为自己制作服装、支付个人宴请费用等等。

    第三件事是抓党的建设、抓政治思想工作。

    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会议。
    二十一日，江泽民在会上说：分析党内状况时，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们党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不楞低估赵紫阳同志的错误在党内造成的混乱和对实际工作造成的损失。
    这“三个不可低估”，讲得多么好！如果能真正贯彻到党的建设中去，那该有多好啊！
    李鹏在会上说：赵紫阳同志不但在这次政治斗争中犯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错误，而且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时期，在政治上和干部路线上搞“精英”治党治国，主张改造党、淡化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取消党的领导。这些都对党建工作带来十分有害的影响。在今后的党建工作中必须大力消除他的这些影响，把党建设好。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整顿清理报刊和音像市场电话会议。
    这次整顿清理报刊和音像市场，主要是为了查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政治书籍，但目前打击的重点是“扫黄”，即清查和取缔各种宣传淫秽、色情、暴力和封建迷信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几年来，特别是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由于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削弱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加剧了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纪律松驰，助长了腐败现象产生，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国内外敌对势力所以能够兴风作浪，以至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问题主要出在党内。

    《通知》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措施：

    １、认真做好清查和清理工作，纯洁党的组织；
    ２、认真考察领导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３、切实搞好思想整顿，加强党的思想教育；
    ４、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消极、腐败现象；
    ５、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６、继续做好民主评议党员的工作；
    ７、严格党员标准，确保发展党员的质量；
    ８、加强党建理论的学习、宣传和研究。

    附录

    参考资料
    据网上材料：
    六月三十日止，
    北京共逮捕１１０３人；
    上海共逮捕２７３人；破获反革命集团３个；台湾国民党特务案２个；
    黑龙江共逮捕１７６人；取缔非法组织２１个；
    吉林共逮捕９８人；取缔非法组织１８个；
    辽宁共拘捕３３８人，取缔非法组织３４个；破获反革命集团案１起；给予治安行政处罚近千名；
    陕西共拘捕２５４人；取缔非法组织２６个；破获反革命集团案３起；
    山西共拘捕２１８人；取缔非法组织９个；
    内蒙古共拘捕９８人；
    四川共拘捕７８１人；取缔非法组织４８个破获反革命案5起；
    湖南共拘捕５１６人；取缔非法组织１４个；治安行政处罚１３２７人；破获反革命集团案３起；
    湖北共拘捕２１６人；取缔非法组织３１个；破获反革命集团案２起；
    安徽共拘捕３７人；
    江苏共拘捕１１３人；取缔非法组织１５个；

    根据公安部六月三十日报告，全国共取缔各种非法组织５１５个；各种非法组织头头自首的有７８１人；拘捕各类非法组织成员及打砸抢分子４３８６人；破获反革命集团案３１起；破获台湾国民党特务案８起。

    在当时的指导思想下，这次拘捕行动，是否有“扩大化”的成分？


辞去军委主席职务

    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建立三个月以后，邓小平认为全国的政治形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自己可以抓住这个时机，提出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了。

    九月四日，邓小平同几个中央负责人谈话。

    第一个问题，我退休的时间就定在五中全会。

    他说，十三大搞了个半退。现在看来，想要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在职位上去世有利。

    这说明，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对他考虑退职还是继续留职的问题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确，如果是在政治风波中被迫“退休”，还不如主动“退休”好。

    第二个问题，退休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

    他说，如果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

    对邓小平的评价，把他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恐怕不单纯是一个“歌功颂德”、“吹嘘捧场”的问题。根本问题在于，评价的标准不同。一些人所以把邓小平的“规格”放在毛泽东之上，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做的事情，如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放手发展私有经济、鼓吹实行市场经济等，邓小平就去做了。从这一点来说，用这个标准去衡量，邓小平的“规格”当然就在毛泽东之上了。

    第三个问题，我退休时的职务交待，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他说，总之，退下来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 “除非是特别重大的问题”。

    这说明，邓小平这次提出的是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辞职以后，对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过问了，但是，对“特别重大的问题”，还是继续要管的。他的“核心”作用并没有随着“辞职”而失去。以后他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有的人担心，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以后，如果新的领导集体或其他的什么人，要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邓小平怎么办？其实这一点不用担心，虽然他不再是军委主席，不是还有一个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嘛。有他为邓小平“保驾护航”，还有什么不放心呢？

    九月四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但他又说， “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的讲话：

    他说，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很明显，这个“警告”是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或其他什么人发出的。而且，这个“警告”是有实力作后盾的。当然，这个时候发出这个警告，还只是一种“预警”。到一九九二年初再次发出“谁改变谁垮台”的警告时，就不再是一种预先的警告，而是一种现实的警告了。

    他还说，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有人站在动乱一方，支持他们，如赵紫阳，这更不能怪别人。

    十一月上旬，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职，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

    他说，军队要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他还说，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３３４－３３５页）

    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对外宾说，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会改变。（３４５页）

    十二月一日，邓小平对外宾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的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３４７页）

    这说明，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以后，最关心的事就是他搞的那一套路线、方针政策能不能继续坚持下去。他在公开的场合说，自己很放心、很满意，实际上非常不放心，也并不满意。

    下面，看看他的一些作为，就清楚了。


和平演变──“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

    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在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曾经使中国的党和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九月，当邓小平提出辞去军委主席职务的时候，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邓小平说，国际局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是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发达国家会对我们的戒心与日俱增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三卷３１５页）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说：

    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有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三卷３２４页）

    十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对尼克松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三卷３３０页）

    十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对外宾说，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塌台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三卷３４４页）

    十一月十三日，东德政权垮台。随着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也相继垮台。

    十一月二十几日，中央领导人到邓小平家里商讨有关国际局势问题。

    中央一些领导人认为，东欧巨变是戈尔巴乔夫出卖革命的结果，要求在党内批判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宋平认为，“中国要准备做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邓小平认为当前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方针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对付。”

    十二月十七日，罗马利亚政权也垮台。

    十二月一日，邓小平对外宾说，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

    十二月十七日，罗马利亚政权也垮台。

    一九九０年三月三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

    他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他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都是因为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源共享源共享增长补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六月，中共中央举行十三届六中全会。

    １９８９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曾责成胡乔木、邓力群同志主持组织队伍，总结７０天（１９８９年从胡耀邦同志逝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之间的那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这次总结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９０年６月，许多同志（包括已经逝世的熊复、吴冷西同志）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提出过大量精辟见解。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七、八月，李锡铭在北京主办“反和平演变研讨班”，并说：“和平演变已不是兵临城下的问题，而是已渗透到我们城内了，……中国的温州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南方一些省的许多现象，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改革开放，在中国上层制造分裂，寻找代理人，在中国经济领域扶植地方势力，造成南北分裂、东西分裂，削弱计划经济和中央的权力，这都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八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郑必坚提出报告，认为对苏联东欧的变化，我们只有把经济搞好，才能够更好地防止和平演变。他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

    八月，《当代思潮》第四期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历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九月，《求是》第１８期，发表彭真在延安精神研究会上的讲话：《实事求是　不尚空谈》。

    他说，过去很多人可能以为“和平演变”大概就是“和平”的吧。经过动乱、反革命暴乱，大家惊醒了，认识到反不反“和平演变”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认识到“和平演变”并不和平，是很残酷的。

    他说，敌人在我们这里搞“和平演变”，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了“和平演变”的实际危险，认识到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

    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实际上是互相配合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是关系全局的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这种斗争要长期进行下去。这是客观存在，并不奇怪。问题是，有一个时期，我们有一部分同志警惕不够。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国际、国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教训，掌握斗争的规律。

    一九九一年三月，《党的文献》１９９１年第３期，刊载李捷的文章《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文章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防止和平演变成为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经历了一段段醋酸过程：１９４７年，美国政府就提出用和平方法“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１９４９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切发展”。１９５３年，美国杜勒斯提出：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１９５７年４月，杜勒斯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六项项政策。１９６０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又使和平演变政策更加完善，明确规定和平演变的两个基本手段，一是摧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二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并明确提出将东欧和中欧定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

    文章说，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逐步形成的。

    第一阶段，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提出。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分析了杜勒斯的三篇演讲，指出杜勒斯讲的都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问题。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第二阶段，进一步指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并提出“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

    同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上讲话，明确提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

    １９６３年平均月９日，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立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第三阶段，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系统化。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６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的问题；他还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项条件。

    １９８５年８月，他指出：领导人、领导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文章说，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

    毛泽东作为一个勇于不断开拓前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预见性地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兴衰存亡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思想，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智慧和胆识，也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从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至今已有三十二年。这期间，西方帝国主义者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又有许多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确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就我们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事业同样充满着艰难与曲折。在这种种情况下，我们重温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

    这篇文章经修改后在《真理的追求》１９９１年第９期转载。

    七月一日，党中央主办党建理论研究班第三期。这期主要研究的内容是“反和平演变”。历时一个月。研究班的成员包括北京、山东、浙江、福建、内蒙古、湖北等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和一些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大军区和军事科学院的负责同志。研究班班长是王忍之，副班长是何东昌和姜春云。

    七月二十三日，研讨班的三个专题组（政治组、经济组、意识形态组）分别写出了专题报告。

    七月三十日，综合组将几个专题报告综合为研究班的综合报告，形成《反对和平演变问题研讨纲要》。

    七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党建理论研究班关于“讨论纪要”的汇报，江泽民发表了讲话：（张海涛：根据我的记录整理。错误之处，由我负责）

    第三期党建理论研究班马上就要结束了，研究班的简报我都看了。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一、这次党建研究班，主要研究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顾名思义，研究班就是研究问题的，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把各种观点都讲一讲，尤其是在党校嘛。这种风气今后要提倡。抽调一批领导干部，既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既有从事实际工作的，也有搞理论工作的，互相交流意见，这种办法好。

    研究班开始时，宋平同志讲了话，我都赞成。这一个月来，大家聚精会神地进行了研究，我听了三个半天的大会发言。研究班的收获很大，我看主要有三点。第一，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看到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尖锐性、严重性、复杂性，增强了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二，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东欧的演变和它的基本教训。当然这些国家的情况还在继续变化。第三，初步讨论了我们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和策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反和平演变是一个大问题，一篇大文章，涉及广泛的方面和许多复杂的问题，一次研究班，一个月的时间，不可能把问题都研究清楚。这期研究班结束以后，类似的研究班还可以继续办。

二、要充分认识反对和平演变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由来已久，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早在５０年代末期，毛主席就明确指出，要警惕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当时杜勒斯提出，要“以和平的方法，解决铁幕后的卫星国”，“全力以赴地执行这一旨在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现在，杜勒斯的这个目的确实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了，东欧国家被演变了，可以说不幸而言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苏共二十大时，我正在苏联。二十大以后，我到了高尔基市，看到有人把斯大林的像毁掉，那时人们的思想乱极了，混乱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当时苏联东欧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及时提醒大家，要注意和平演变问题。他说，杜勒斯要和平演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提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他还说，“帝国主义认为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毛主席当时不仅已经看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而且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来解决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毛主席发表的文章、讲话，比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论断。尽管毛主席晚年的指导思想有偏差，发生过一些失误，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关于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是高瞻远瞩的，今天对我们仍然有指导意义，要很好地学习和研究。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正遭受严重挫折。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我国建国初期，现在的形势要严峻得多。那时候，社会主义一片欣欣向荣，而资本主义处于重重困难之中。现在，总的说来，资本主义处于攻势，社会主义处于守势。对于这种总的态势，我们要有一个恰当的估计。

    我们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这个集体，必须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现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的责任更加重大，只有依靠集体的智慧。在这个岗位上，我们一定要战斗，不战斗，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巩固，更谈不上发展。谁也没有料想到东欧变化得这么快，谁也没有料想到。和平演变，意味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意味着国家丧失社会主义以至于民主革命的成果，意味着历史的大倒退和人民的重大灾难。

    看来，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已经抱成一团了。苏共七月全会，标志着戈尔巴乔夫要进一步把苏共社会民主党化。第一，更加否定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决心完全实行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二，否定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第三，改变党的指导思想。第四，否定民主集中制，把党变成一个思想、组织松散的群体；认为党员可以信教。第五，有人提议把苏共的名称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说留到全国代表大会时再决定。第六，猛烈攻击党内的健康力量。第七，对叶利钦的非党化总统令，只给予一个轻度的反应。第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失去了意义。由此看来，苏联加速演变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

    苏联、东欧的教训是深刻的。问题主要出在党内。第一，他们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放弃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宣扬所谓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去搞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第二，不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使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变成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改革不行，不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也不行。第三，领导权被背离马列主义的人所掌握，这些人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瓦解党的组织，在关键时刻向敌对势力一味妥协退让，甚至和他们遥相呼应，同流合污。第四，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另外，很重要的一条是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没有搞好。所有这些教训，我们都应该认真研究，引以为戒。

    和平演变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危险。我们对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形势，要有确切的估计。把形势估计得太严重了，就会草木皆兵，搞得人心惶惶。但是如果不能使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领导层（主要是省部级以上的干部）保持高度警惕，脑子里没有这根弦，那将是很危险的。

    在对待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的问题上，应该看到，我们有些同志至今还是不太清醒。对这些同志，我们要帮助。过去不清醒，现在告诉你了，就应该清醒起来。

    我们要以东欧、苏联为鉴，看到国际斗争的全局，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要把困难估计够，想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如果对这场斗争麻木不仁，掉以轻心，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装，必然会打败仗。几千万烈士牺牲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如果在我们这一代手里丧失掉，我们就会成为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三、开展反对和平演变斗争需要把握的几个原则

    （一）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坚持贯彻执行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决不是表明我们软弱、退让，更不是放弃原则，而是考虑到我们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同时又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

    我们讲对苏联局势要冷静观察，不是说我们对苏联的演变趋向还看不清楚。苏联的问题还是要靠苏联人民自己解决。但是不能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民主社会主义必然走向资本主义，这是很清楚的。

    （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同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关系。反和平演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必然要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

    坚持改革开放同反和平演变斗争是统一的，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反对和平演变，正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发展。我们自己站稳了，才有条件更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从所有制结构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果这一条不能保证，经济基础变了，那么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就会瓦解。

四、防止和平演变最根本的问题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

    毛主席在１９６０年就讲过，基本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搞好，把物质搞多一些，把国家搞富强起来。防止和平演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只要我们认识上是清醒的，全党是团结的、坚强的，党和人民的联系是密切的，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发展，我看任何敌对势力也奈何不了我们。

    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关键在于把我们党进一步建设好。只要我们党是坚强的、团结统一的、有战斗力的，我们的国家就改变不了颜色。从反对和平演变斗争的需要看，当前在党的建设中要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

    第一，确保各级领导权特别是中央与省部两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只要这两级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坚强的，无论遇到什么风浪、什么风吹草动，都不可怕。识别领导干部，首先要看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看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表现，而不只是看他怎么说。要把革命化放在首位，绝不能让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政治上有野心的人、见风使舵和阳奉阴违的两面派、骑墙派混进领导班子。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含糊。

    第二，要保持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高度团结统一。党内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增强党组织的活力，又要有严格的纪律，在党内绝不容许仍何派别出现。

    第三，要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在这一点上我们如果不能有所突破，不能前进一步，群众是不能原谅我们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要坚持从严治党，加强规章制度的建设，严肃查处党内发生的各种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这是涉及我们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江泽民的这篇篇讲话是好的。如果能坚持正确立场不动摇，那就更好了！

    八月十九日深夜，邓小平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和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来家里开会，邓小平分析了苏联的局势，指出，情况还在发展，中国不要过早表态。同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蹈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的二十四字方针。

    八月二十日，几位中央负责人到邓小平家庆贺邓小平八十七岁生日（八月二十二日），并讨论苏联的最新局势，研究中国的对策。

    一些人提议，加强组织上的控制，把自由化分子清洗出去，把立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提拔进领导核心。让王忍之、高狄加入书记处，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组织力量撰写批判文章。有的人认为，面对着苏联的巨变，中国应该进一步改革开放，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经济实惠和参预改革的权力，这样才能真正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邓小平谈话，再次批评：总结经济工作经验的重点要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总结经验，不能只是一个稳字，强调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但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才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总的看，对使用人才问题重视不够。一个是总结经验，一个是使用人材，这两点是我的正式建议。

    九月二十四日，江泽民在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他说，国际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这种敌对活动，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已经构成现实威胁。这就是说，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其根本目的还要剥夺我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图谋一旦实现，我们在丧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的同时，还会丧失民主革命的成果，中国不但不能走向繁荣富强，还会重新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局面。

    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发表了江泽民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并用黑体大字于报头右角刊出其中一段话：“国际敌对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这种敌对活动，对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对我们的建设和开放，已构成现实威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局面。”

    九月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

    邓小平找江泽民、杨尚昆谈话，再次指出：“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贯彻。反和平演变要少讲，要对领导干部讲，不要对群众讲。”

    江泽民在工作会议上批评人民日报“左的回潮”，没有完整地宣传和体现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对他的讲话断章取义，“我不光是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总书记。”在会上还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

    十月初，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反和平演变，以后只限于在省级干部的领导班子里，对下不要再提。”

    十月九日，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同年大会上说：在今天应当把经济扭住不放，始终不渝地干下去，决不能所有其他的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也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苏联瓦解。

    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北京一家刊物发表文章《反对和平演变三论》。文章说，目前我国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九年就提出了美帝国主义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此后，他为了挫败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提出了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干部参加劳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大革命等等。

    一九七八年以后，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有些不再提了，有些受到“彻底批判”。

    一九八九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东欧发生的巨变，一九九一年苏联的解体，一次、再一次教育了人们，使不少的人猛醒。思想比较清醒的人，更加坚定了；思想一时糊涂的人，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也有的人，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存在，但是，他们决不愿意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并且用各种谬论去歪曲事物的本质，还要用错误的方针把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引诱到邪路上去。


要不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六四”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江泽民说：

    今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暴乱，这场斗争的性质是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是关系我们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发展前途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对于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教育和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彻底查清一切反革命阴谋活动，不留隐患，并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靳辉明的文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一以贯之》。

    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日报发表卢之超的文章《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

    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教育报发表余心言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

    十二月十五日，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在党建理论研究班讲《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发展和泛滥

    1979年春天，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期间，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错误观点。务虚会外，“西单墙”也很热闹，贴出了不少反动大字报。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另一 是否定毛泽东光辉的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错误和他的功绩比较起来就会显得越小。

    1980年初，在起草《建国以来党的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有一场大争论，最集中的是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决议》的草稿中有一一部分集中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有些同志主张把它取消。

    1981年，在文艺界，围绕《苦恋》发生了一场斗争。

    1983年春天，理论界出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有些人热衷于谈论社会主义异化，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还有的人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跟着党会犯错误，跟着人民就不会犯错误。

    1984年12月，准备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时，有同志主张，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实际工作中总是贯彻不下去。

    1986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又有人重复提出这个问题。

    1987年，赵紫阳任总书记后，他消极应付，找岔子，造借口，设置种种障碍，限制和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

二、几条主要的教训和结论

    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不仅是思想理论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颠覆还是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通过各种形式，集结成为一种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这种政治势力同共产党、人民政府展开了政治斗争，而这种政治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政权问题。

    这几年对阶级斗争问题，人们不敢讲，不能讲。还有一些人是反对讲。在我国，阶级斗争确实存在。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还会发展到政治领域，成为政治斗争。斗争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权问题。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进行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力量支持他们，作为他们的基础？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对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只要政策对头，限制在一定范围，管理和引导得法，就不见得会成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希望的经济基础。

    最近几年，对明明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事情，不如实的看作是阶级斗争，丧失警惕，带来了恶果，教训是沉痛的。

    第二，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斗争。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实行多党制，搞“三权分立”，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改革纲领就是一句话，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是不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看是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社会主义改革，还资本主义改革，也要看是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认为只要讲改革就是好的，必须看一看所讲的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朝着什么方向改革。

    第三，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对自由化一味软弱退让，就意味着走向灭亡。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他们的政治策略是：第一步，要求承认他们的组织是合法的，要求党和政府同他们对话；第二步是要党让出一部分政权，在政府中要有他们的地位。第三步是要把共产党变成在野党，要党组织退出工厂，退出公安部门，退出军队。第四步是把共产党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

    第四，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是长期的。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种思想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国际环境。

三、旗帜鲜明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这篇讲话于1990年2月22日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来，发表的各种讲话和文章中，内容最为深刻的一篇。它发表的时间距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十二月二十九日，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讲话：

    他说，从国内看，今年春夏之交，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下，策动了一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他说，从国际来看，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策略，支持、收买、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情况已经表明，这是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两种思想体系长期对立、斗争的继续，是在国际形势缓和过程中重新出现的尖锐化表现。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1990年7月1日，由《求是》发表）

    三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三期刊登思铭的文章《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文章指出：

    在经历了一九八九年国内的巨大政治风波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之后，我们再也不能无视阶级斗争、讳言阶级分析了。

    发生在一九八九年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它是从来就不曾熄灭的阶级斗争一步步发展的结果。回头想想，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愈演愈烈，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正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吗？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时刻不忘要消灭共产主义，我国港澳台还存在着完整的资产阶级，企图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阶级斗争不是始终存在着吗？对我国改革开放一直存在两种不截然不同的主张，有人要把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还不许别人区分姓社姓资，我们能说改革过程中不存在阶级斗争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等等经济犯罪，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难道不应该如实地看作阶级斗争吗？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占领了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对这种现象能不做阶级分析吗？当代各种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仍然具有阶级性，它们反映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并受政治制约，这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一些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贩运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人生观、价值观，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难道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吗？引起人民群众强烈满的党内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党的某些领导人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软弱退让乃至纵容支持，难道不应该看作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吗？

    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害怕别人讲阶级斗争？他们自己不讲，也不允许别人讲。难道说阶级斗争存在不是一个客观事实吗？难道说阶级斗争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吗？在当代，讲马克思主义，抛弃了阶级斗争理论，那还能算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三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三期刊登黄丹森的文章《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是否定不了的》。文章指出：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了怀疑、动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甚至发展到连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也要否定的严重地步：

    （一） 否定哲学党性原则，宣扬超越哲学，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片面的。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人本主义”；在历史观里宣扬超越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历史选择论”。

    （二） 集中攻击列宁的物质定义。

    （三） 否定反映论。

    （四） 提出所谓“实践哲学”或“人的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

    四月四日，陈云写给江泽民一封信《关于高度重视宗教渗透问题》。

    泽民同志：

    最近看到几份有关宗教渗透日益严重，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的材料，深感不安。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历来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是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这几份材料可能你们已经看到，现送去请再看看。

    四月二十四日，江泽民将陈云的信批转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阅看，并指出：“陈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确实需要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和警觉，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及早采取有力措施，否则会酿成严重后果。”

    陈云的提醒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他的意见没有被某些领导人真正的重视起来并贯彻落实，以致，以后几年，许多非法的和“合法”的“宗教”、“气功”组织迅猛发展！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发生邪教组织“法轮功”大闹中华的事件！

    五月三日，江泽民说，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是长期的，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于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

    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征的文章《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指出：

    在所谓“基础多元化”或“社会多错过化”中，首先他们推出所谓“经济多元化”。人们深知，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迟早要引起整个社会性质的变化。因此他们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会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正是基于这个企图，他们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说成是祸根，要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另一方面，他们又说“私有化正在成为一股蓬勃发展的全球潮流”，说“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改革的必然”，中国经济的“出路是要民营化、私营化”。据此，他们提出了“国有财产个人化”的各种方案。他们呼唤中国“几百万个资本家”，以使他们的政治多元化有独立的根基和力量。既然经济多元化是他们提出的反动主张，所谓经济多元化只不过是他们用以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曲折表述。理论和现实都表明，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正确选择。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私营经济在其中所处的补充地位。他们主张经济多元化，首先是要让私营经济摆脱对公有制经济的依附地位而独立成为一元，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不要讲谁为主体，要突破任何条条框框及清规诫律而让他们平等竞争，分庭抗礼，看谁是最佳的所有制形式；然后，让私营经济膨胀起来，进而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即使私营经济由补充跨入主体地位的行列，直至实现整个经济的私有化。经济多元化的实质，就是搞经济私有化。

    六月，中共中央举行十三届六中全会。

    七月，《求是》杂志1990年第14期发表宋平的文章《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

    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不搞社会主义，不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就会走上邪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文章说，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按照最近通过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充分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反映群众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文章强调，要把把执行现行政策同中对党员的更高要求统一起来，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生活作风和价值观的侵蚀，绝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搬到党的生活中来。

    八月，《当代思潮》第四期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历史，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大江的文章《深入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直接动摇和否定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大敌。

    十月十七日，宋平在国防大学研究系讲话《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

    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十年中也经历了曲折和斗争，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我们党召开十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出现了“西单墙”，有人贴大字报、散传单，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在务虚会上，也有少数人宣传和“西单墙”差不多的观点，特别是贬低、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从那以后有些人就和我们党分道扬镳了。在这十年中，我们党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进行了几次严重的较量。比较大的，一次是一九八三年反对精神污染，搞了二十八天就夭折了；再一次是一九八七年春天反自由化的斗争，搞了几个月，也半途而废。到了一九八九年，斗争就更激烈了。

    他说，当前特别需要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进一步提高认识：

    第一，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有人说，剥削阶级没有了，还提工人阶级干什么？应该讲全民党、民族党。从我国来说，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极少数人要推翻我们人民共和国，就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存在个体经济，而且存在私营经济和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的企业。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听任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自发发展、无限膨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无法保证。从国际环境来说，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面临变质和丧失的危险。前几年我们党内有一种意见，主张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认为私营企业主能发财致富，是先进分子。最近看到材料，说这些入了党，就要做官、要掌权，要影响党和政权机关的决策。我们有的支部书记和基层政权组织负责人也跟在这些人后面跑，受他们的指挥操纵，甚至代表他们的利益。现在看来，在一些基层组织，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和工作中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连文件也不敢传达，怕得罪那些“财神爷”。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承认私营企业主客观上存在的剥削行为，甚至把他们混同于劳动者中的先进分子。如果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让他们在党内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发展下去，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势必发生变化。叛逃国外的动乱分子说，动乱所以搞起来，是因为有了一个“中产阶级”，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个“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他们的阶级观点很明确，而我们有些同志却观点模糊，难道不应当在这个问题猛醒，保持必要的警觉吗？

    第二，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现在，国内仍然有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他们还有一定的市场；叛逃海外国外的动乱分子建立了组织，正在加紧进行反华反共活动；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颠覆、和平演变，一直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在这些问题上，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懈怠。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第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全力把经济搞上去。

    第五；必须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有两个东西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危害最大，一个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个是腐败现象。这两个东西互相联系，就像一对同胞兄弟。

    第六，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

    十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五期刊登有林、陈展超、顾民生、王茂华的文章《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若干问题》。文章指出：

    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已成为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这种对立，具体些说就是，在经济上，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实行私有化；是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还是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还是搞两极分化。──鉴于近年来很少讲阶级斗争，造成全党上下阶级斗争观念淡化的现象，有必要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分析的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重大问题做点阶级分析，问一问姓祛姓资，想一想怎样做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有利，这不叫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魂不散，更不是什么思想僵化的表现，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有的阶级警觉性。

    十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五期刊登高狄的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人民日报1990年12月17日转载）文章指出：

    多党政治，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宋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讲话《加强党的建设 提高党的战斗力》。

    他指出，西方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口头上讲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不管打什么旗号，他们最终是要夺取政权的。他们中有个代表人物叛逃到到海外讲，他们当初搞改革，就是要分共产党的权，与虎谋皮。讲得露骨得很。过去我们只是沉觉得他们那一套不不合乎中国的实际，实际上人家要剥共产党的皮。我们不警惕不行，人民民主专政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

    他指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央旗帜很鲜明，我们要很好地组织落实。组织部门应协助宣传部门把力量组织起来，选定一些题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从理论到实际的结合上，对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分清是非，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教育。

    他指出，党的性质应该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根本问题。《党章》规定，我们党是由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中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优秀分子所组成，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我们党的性质。有些人主张什么全民党啊，民族党啊，我们不能同意那些观点。有人觉得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这是不是同当前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有矛盾。我觉得不矛盾。现行政策允许做的事情，不等于都允许共产党员去做。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这一条要明确，不能含糊。现在有些地方连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都不敢传达，怕得罪了这些人。这种思想是不对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允许私营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发展，但是不能让他们成为一种政治势力，不能动摇公有制为主本的根基。

    他指出，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领导核心必须是搞马克思主义的，必须是干社会主义的。决不能使重要单位的领导权落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手里，落到反社会主义的人手里。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才很重要，但德更重要，要放在第一位。德，首先是政治倾向，必须是坚持搞社会主义的，必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的单位，包括党政主要领导部门，还有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

    这篇讲话，对于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到底，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月二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邓力群的文章《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 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文章指出，世界局部地区1989年以来的巨变，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占了上风，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导致工人政权的丧失，这不是因为坚持恰恰是因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理。

    说得太好了！真是一针见血。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的“工人政权”虽然是保住了，但是也曾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当代思潮》评论员文章：《为什么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吕枫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的讲话《全党动手，培养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讲话指出，国际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是尖锐复杂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在一些国家得手以后，正加紧对我国进行颠覆和渗透。他们采用各种形式同我们打“没有硝烟的战争”，并且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年轻一代。

    四月二十七日，江泽民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讲话。

    他说，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更为突出。敌对势力企图首先使我们在精神上解除武装，进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前几年，“一手硬，一手软”，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些人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丑化党的历史，导致极大的思想混乱。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成为1998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陈云同志说，经济搞不好，会翻船；宣传出问题，也会翻船。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搞和平演变的背景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严重的、复杂的、长期的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表现在思想、政治和经济三个领域。在思想领域，资产阶级的文化代理人贩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文艺、哲学等各种谬论。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的政治代理人形成了各种反动政治势力，进行多种形式的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夺取政权。在经济领域，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鼓吹并实行放手发展私有经济和实行市场经济，逐步取代以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共同富裕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

    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以后，这场斗争并没有熄灭、结束，而是有时缓和，有时激烈。只要有国际的帝国主义存在，同内的资产阶级存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存在，这种斗争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可是，一九九０年十二月举行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以后，宋平提出的：“把力量组织起来，选定一些题目，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从理论到实际的结合上，对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我们也要研究，分清是非，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教育”，这些任务和要求，就再也无法落实了。


“改革开放的步子再大一些”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特别是东欧、苏联巨变以后，如何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成为中央领导层以及理论界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高速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三卷305页）

    六月二十四日，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国光的文章：《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推崇陈云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形象地譬如鸟笼子和鸟的关系”，并强调中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由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

    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十月下旬，薛暮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长信，支持邓小平的观点。

    十一月上旬，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和深化改革的决定》。

    决定仅仅是从经济建设这个角度，纠正了赵紫阳在经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和实际工作中的失误，统一了对经济形势的认识，

    决定：从一九九八年算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

    为此，全会要求继续压缩社会总需求和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积极调整产业结构，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的经济秩序，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并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和深化改革的领导。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会还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长期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

    实际上，在这次全会的背后，两位起主要作用的人物之间，在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对全会决定的“从一九九八年算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邓小平显然有不同的意见。

    十一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树青的文章《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文章强调，八九政治风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群众卷入，“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中日趋严重的某些腐败现象，对社会分配不公、对严重的通货膨胀等现象的正当不满”。而“这些现象的滋长和蔓延，恰恰是因为违背了改革开放必须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统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

    一九九0年一月八日，李鹏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改革开放要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讲话指出：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应当有如下几个基本观点：

    一是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对此我们要坚定不移，决不动摇。

    二是我们讲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或者叫基本模式，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实践证明，在我们国家如果搞完全的计划经济，高度集中，就会把经济搞得很死，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经济也不可能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但是，如果在中国搞单纯的市场经济，有可能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不稳定，也不符合国情。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当然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探索怎样把两者结合起来。

    四是对十年来已经出如的改革开放政策要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要有大起大落，，以保护生产力的稳定发展。人心要稳定，社会要稳定，首先政策要稳定。当然稳定也不是踏步不前，要在稳定的基础上对已实行的政策不断深化、补充、完善、提高。

    五是当前要利用治理整顿的机会，对新的改革措施进行试点。十三届五中全会总结出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我国的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治理整顿也不能急于求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能要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才能建立起一整套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体系。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试图在很短时间内使生产力有一个大的突破，或者单靠某一项改革措施就能使生产力有一个大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后，对于改革的措施，我们的方针是：经过试点，总结经验，通过实践来检验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推广。

    李鹏阐述的“如果在中国搞单纯的市场经济，有可能造成经济混乱和社会不稳定，也不符合国情。”这些观点，是以陈云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所坚持的观点。

    一月二十四日，陈云同浙江省领导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指出，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显然，当时陈云强调这一点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二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二期刊登苏沛的文章《论“权、钱交易”》。

    文章指出，今年5月8日，《辽宁日报》报道，方庆多，男，32岁，原是凤城县四门子乡农民，个体运输户，开出租车，又开了一个20多我的小工厂，并与人合伙倒卖羊绒，靠掺杂使假，偷税漏税，聚敛了几十万元。他从1986年7月开始买官活动，大约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主要用行贿手段，从一个农民变成凤城县法院办公室主任。他用金钱收买的党政干部共30多人，其中包括县委书记李运生、县劳动局长王巨夫、县法院院长刘玉芳、县粮食局的一些干部和几名医生，涉及两个县的干部。

    它的出现，说明在某些地区产生这种事件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第一，有了像方庆多这样的聚集了大量货币的暴发户；第二，有了一批互相勾结起来的国家机关中的腐败分子；第三，在某些地区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如果出现了大批的暴富分子，形成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就会妄图用金钱购买政权。

    前几年，有一位经济学家宣传一个观点，说是“商品经济，认钱不认权，钱、权到底哪一个好，哪个是封建主义？钱本身是中性的，它并不可怕嘛。”（《世界经济报导》1986年7月28日）这种观点否认真在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下有钱与权的交易的现象。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集团的形成、得势和消亡，都要经过金钱这个媒介。

    目前，我国有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有大量的小生产者，有商品市场，有对外贸易，这些条件都使货币既能发挥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又能使货币大量集中在私人手中，以致发生权钱交易的现象。

    二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一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指出：

    在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中，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和拥护改革开放两个口号同时出现，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一种奇怪的政治现象。其实，这恰好说明，动乱和暴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讲的改革开放，是要搞突破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就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来说，我们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结构，以适应我国现阶段多层次的生产力的状况。在这种所有制格局中，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而存在。但是，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三月三日，邓小平对中央领导人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

    这说明，邓小平对治理整顿已经不耐烦了，认为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他要求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发展，达到十年再翻一番的目标。

    三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统一对国内外问题的认识。

    据传，陈云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十年改革是极右，处理‘六四’是极左。”

    这个材料的真实性如何？如果是真的，说明陈云在这时候确实是有些“觉醒”了！

    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曾责成胡乔木、邓力群主持组织队伍，总结70天（1989年从胡耀邦逝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之间的那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这次总结从1989年10月到1990年6月，许多人（包括已经逝世的熊复、吴冷西）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提出过大量精辟见解。

    这次总结受到干扰，未能形成最后结论，致使我党对那场动乱至今没有一个正确的总结。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张海涛在会上的发言，可以窥见会议讨论内容的一斑。

关于1989年动乱的教训

1989年11月3日在总结70天会议上的发言

（地点：中南海西楼会议厅，按照原始稿整理）

张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力群同志点名要我先讲，我就说了。

    我刚从美国归来。1989年的这一场动乱期间，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耳闻目睹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舆论工具为推动这场动乱而推波助澜所做的一切。为节省时间，我将在另外的场合讲这件事，今天不说了。

    （一）关于精神和物质、存在和意识的关系。

    一般地说，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然而精神对物质、意识对存在又起反作用。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领域，尤其是如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一点。艾森豪威尔也讲理想、精神；西点军校也提倡学雷锋。我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更应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无疑是正确的（最近几年在经济战线上发生的问题，这里不谈了）。但是，我们又往往忽视精神的作用，忽视意识形态战线的工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反封建是必要的。尽管我党早已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但清除封建意识却是长期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反封建。除封建意识外，我党党内和我国社会上还有殖民地、半殖民地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包括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思想）在流行。由于我党高层领导一手硬（抓经济建设）、一手软（抓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复出现，对我党和我国社会形成严重冲击。我们不使用批判的武器，最后不得不使用武器的批判，这个教训是严重的。

    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还有一个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不能回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个人以为，我党为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发表的九篇评论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能全盘否定。

    （二）双百方针问题

    自然科学问题不大，主要问题是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定要实行百家争鸣，不能形成一家独鸣，万马齐喑。当前应当特别提倡。这是为克服形而上学、加强辨证空气、减少错误所必需的，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经常使用一种做法，就是在不涉及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同时刊登一种赞成意见，一种反对意见，形成对立面。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但是，实行双百方针，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所规定的方针进行，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此：

    第一，要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这一条非常重要。

    要注意倾向性问题，及时予以引导；不能让错误倾向长期发展，不闻不问。最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的教训不能重复。当然，对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不宜急忙表态，看一看再说。

    第二，要组织一支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如若不然，就很难战胜各种错误思潮。

    第三，党员要遵守《党章》，非党员要遵守《宪法》。

    第四，要形成一种能发表不同意见、既能批评、又能反批评的环境。

    第五，要采取平等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第六，学术探索出现失误，难以完全避免。可以批评，但不应使被批评者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受到损害。

    （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

    不批判资产阶级民主，不行；不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不行。

    在《我说美国》里，我曾反复说明，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来说，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上是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专政。然而就其形式而言，它又有可以借鉴之处。比如，在美国，几乎年年月月有选举，形成了一种传统。连一些儿童在游戏时发生争执，也要通过表决来决定是非。再比如，美国联邦国会和州议会，在安全保卫的条件下是对外开放的，人们可以去旁听会议上的辩论情况（国会和议会的内部会议除外）。国会有些公开会议还实行电视转播。国会议员为争取选票，还设法与自己的选民保持联系。我以为，这些做法都是可取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然而社会主义又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批判继承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均如此。去其本质，取其形式，包括某些民主形式。

    我建议：

    第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应当公开与内部相结合。所有为人民群众关心的议题，应当允许人民群众旁听，并实行电视实况转播。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时，要允许提不同意见，允许反驳；不要半个小时通过十几个决议。

    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装备公开电话。

    第四，人民代表赴会前，应当征求选民意见；会议结束后，应当向选民汇报。

    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是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代表大会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对人民群众公开的呢？代表们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对选民讲的呢？当然，有关国家机密的事情，还是应当保密的。这一点，广大选民是能理解的。

    （四）宣传问题

    要特别重视电视。在美国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里，最重要的一种就是电视。1989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从事反华宣传和和平演变活动，最主要的也是通过电视。现在，在我国城市，电视机已经普及；在农村，拥有电视机的农户也在上升中。电视是一种最现代化、也是最重要的宣传工具，问题是如何把电视节目办得更好，更具有吸引力，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为此，建议：

    第一，电视节目更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像《河殇》之类的所谓政论作品，绝对不应重复。

    第二，要重视像陈铎、虹云这样的播音员（这一点，美国资产阶级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中央领导人要不时就一些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通过电视直接向全国人民讲话。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应如此。

    第四，歌曲节目，要重视马玉涛、王昆、郭兰英（她唱的那首《我的祖国》，直到现在仍受到广大华侨、旅美华人的热烈欢迎）、叶佩英、王玉珍、关牧村、殷秀梅等歌唱家，应当向她们提供充分的演出机会。

    第四，要重视一些已经制作出来的优秀电影的播出，诸如《白毛女》、《东方红》、《长征》、《长征组歌》《红灯记》、《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等，并继续制作这类优秀电影。

    此外，我将突击撰写一本《再说美国》，进一步谈美国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问题。（完）

关于1989年动乱的教训（二）

    在“总结70天”小组预备会议上的发言（按照原始稿整理）

    1989年11月3日

    张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对1989年发生的这场动乱，我是有预感的。但是没有预料到它发生得这么快，没有预料到动乱的规模闹得这么大。当时我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耳闻目睹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推动这场动乱所发动的空前规模的攻势。他们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在一段时间里，又从报刊、广播、电视里。看到听到由于赵紫阳的分裂活动，我党中央处理此事章法混乱，十分担心，一直睡不着觉。直到读到了党中央告全党全国人民书，才安下心来。我曾说过，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事件之一。在那几十天里，我的体重减少了20磅。返京后，在首都机场，前去迎接的几个孩子几乎都认不得我了。

    我说下面几点意见：

    第一，这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曾经预料过这类斗争发生的可能性。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但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剥削阶级又在产生。动乱期间，北京到处捣乱的那个“飞虎队”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方励之、严家其、刘晓波之流代表的是什么阶级？再说，赵紫阳又代表的是什么阶级？他们代表的都是新产生的剥削阶级。特别是赵紫阳，由于他处在党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所起的作用尤其恶劣。

    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还面临着严重的国际阶级斗争。这场动乱期间，西欧、日本、特别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我国从事颠覆活动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我国在商务方面要向他们开放，但必须要有一整套防范措施，不能让他们钻空子。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我们的进攻一直未停；我们必须设法对付，不能麻痹大意。

    第二，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两任中央总书记都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在历史上、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均曾为党和人民立过不少功勋；但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却都犯了严重错误，甚至是路线错误。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放任不管，甚至纵容。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使用批判的武器，其结果只能是武器的批判。但胡耀邦为人光明正大，赵紫阳则是两面派，搞阴谋诡计，至少在这场动乱期间是如此。如果不是赵紫阳搞阴谋诡计，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从事分裂活动，这场动乱也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应当说，赵紫阳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或曰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过我们：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看来，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江山，这一条必须千方百计地予以对付，绝不能存在任何麻痹思想。

    第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问题

    现在究竟有谁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少。对毛泽东思想，党中央1981年决议已经做了科学概括，全党应当认真学习。但许多人对此置之不理；而攻击、污蔑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反而成了时髦。难道这种现象是能够容允的吗？

    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要提倡读原著（至少是那些必读的部分著作）。

    现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不分青红皂白，到处都是，难道这种现象是能够容允的吗？至少是有所控制，有所选择。对已经出版的西方读物，要撰写分析、批判的文章，公开发表。

    忽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让西方资产阶级的读物到处泛滥，也是造成这场动乱的原因之一。

    我以为，上述教训，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完）

关于1989年动乱的教训（三）

    在“总结70天”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1989年11月3日

    张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

    我说几点意见。

    一，我建议这次总结不要限于70天，似应扩展到72年，即从十月革命胜利时开始。这样做，现在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这是因为：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早已充分阐明，其基本论点至今仍然有效。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实践，他们只看到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列宁逝世过早，实践也不多，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在理论上圆满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靠实践。我们现在已经有了72年曲折前进的丰富实践，已经有可能作出理论上的概括。

    第二，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近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也有相当严重的失误，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为探索一条中国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付出巨大努力，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但也有相当严重的失误，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思想遗产。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这条中国式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做了探索，取得了很大进展，又发生了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严重右倾错误，赵紫阳犯的则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最近几个月来，社会主义在东欧遭到了失败；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所谓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把苏联带进了危机的深渊，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已处于险境之中。72年来成功与失败交织的过程为我们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充分条件。当然，我们今后还要继续探索，继续积累经验，进一步充实这个理论体系。

    第三，我党1956年到1964年与赫鲁晓夫集团的斗争，1965年到1982年与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斗争，我党1949年以来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量文件（包括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发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思想材料。

    因此，我以为，总结72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做出理论概括的条件已经具备。

    二，为了使我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代代相传，为了防止党的高级领导层犯大错误，除中央最近几个月来已经作出的各项决策外，我建议：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主要是省、市一级）的领导班子一律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在年轻化问题上不搞一刀切。军队亦如此。

    第二，要重视那些忠诚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久经考验的离休老干部的作用，使他们（她们）在关键时刻有可能对党中央的决策实行监督。这是1989年这场动乱期间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三，应当提高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限。现在实行的同级纪委无权监督同级党委的规定，应当修改。中纪委对省部级干部和高干子女的检查、处分，不必经中央政治局或中央常委讨论。应当授予纪委以尚方宝剑。

    第四，从青年产业工人、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里选拔一批优秀党员，送进高等学府学习，在工作实践中锻炼，作为党的后备干部

    总之，如何防止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一类的人物上台，如何防止或纠正主要领导人犯大错误，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三月十二日，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这次中央全会如何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统一党内关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至今很少向外界透露。

    三月十八日，江泽民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讲话。其第一部分的要点是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月二十日，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

    报告说，一九八九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九。国家计划要求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五。

    报告说，正确认识和贯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是深化和完善改革的关键问题。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现在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一步阐明以下观点：

    （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同发展商品经济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的，应当并且可能既发挥计划的优越性，又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

    （二）计划与市场调节应当有机结合，结合的形式大体有三种：一是指明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带有强制性，但其制定和实施也必须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和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二是指导性计划，这种计划有一定的约束力，为经济活动指明方向和目标，主要依靠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促其实现；三是市场调节，这种调节是在国家总体计划指导和法规约束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来进行的。

    （三）上述三种结合形式的具体运用和比例关系，应当根据不同所有制性质和不同企业、不同社会生产环节和领域、不同产业和产品而有所不同，并且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经常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完善。

    （四）在宏观上自觉注意综合平衡，协调重大比例关系，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运行，加强经济信息的分析和经济预测。

    （五）检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得好不好的根本标准，在于能否促进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能否促进国民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不是抽象的原则和模式。根据上述从实践中得出的基本认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必须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主要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的产品主要实行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重要建设项目，实行中央、地方政府决策和计划管理，同时在投资使用、项目设计和施工管理上注意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对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明令性计划或指导性计划管理为主，对城乡集体经济主要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实行市场调节。这样做，就可以丁改变原有的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体制，初步体现计划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计划如何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经验不足，还有待于继续探索和不断改进。

    这些论述体现了陈云的思想。

    六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宋平在会上讲话，总结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调要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要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

    六月十九日，江泽民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一， 关于农业的重要地位问题。

    二， 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问题。

    首先，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一定要非常明确地向农民讲清楚。农民非常怕政策变。思想一波动，就会造成损失。由于种种原因，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比较完善，有的地方不够完善或很不完善。因此，也要向农民讲清楚，不仅要稳定这个制度，而且要不断完善这个制度。所谓完善，核心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健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农民的要求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完善”这两个字，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目的都是使以双层经营为特点的农村集体经济更好地向前发展。要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防止脱离生产发展的实际水平、不顾农民的愿望、免强地去追求发展速度。不要一窝风、一刀切，不许“一平二调”。

    其次，要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

    第三，努力疏通和拓宽农村商品流通渠道，逐步推进农村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

    三， 关于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

    四，关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问题。

    六月二十二日，宋平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加强农村工作，深化农村改革》

    第一个问题，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问题，完善农村经营体制。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坚持双层经营，创造了很多好经验。也有不少地方，在改革的初期由于缺乏经验，片面强调“分”的一面，集体财产被分掉，致使集体经营这一层次在很多村庄成了空架子，双层经营实际上只剩下家庭经营这一个层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单一的家庭分散经营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单纯的家庭经营，自然资源、劳力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农民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水利化、机械化、山水林田路电综合治理难以实现，科技成果难以推广。农村改革的最初几年，由于调动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较好地利用了长期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些问题似乎并不突出。但是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如果不加强集体的统一经营，许多事情光靠一家一户就会遇到困难。因此要做好农村改革的完善工作。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0年就明确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后他又多次强调这个精神。我们坚持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要把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更好地结合起来，使以双层经营为特征的集体主义逐步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当前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稳定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和农民群众的愿望，采取多种形式，把农户分散经营的积极性与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使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都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地方双层经营搞得好，要继续巩固发展。统一经营薄弱的地方，要在搞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加强统一经营。至于如何加强统一经营，采取什么形式，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同群众商量。看来，要加强统一经营，就得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使集体经济有些实力。目前农村中大致存在三种情况：一类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初步做到了共同富裕；一类集体经济比较薄弱，力量不强；再一类集体基本上没有什么财产，有的地方叫“空壳村”。这类“空壳村”，公共事业无钱办，干部工作困难，干群关系紧张，党组织在群众中缺乏凝聚力。

    第三个问题，搞活农村商品流通。

    第四个问题，认真实施科技兴农战略。

    第五个问题，积极扶持、正确引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第六个问题，积极引导农民增加农业投入。

    第七个问题，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第八个问题，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从以上两个讲话可以看出，这次会议要对邓小平的农村政策作出适当调整，改变单纯的、片面的只搞家庭分散经营的状况，加强集体的统一经营。可是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未能贯彻执行，并很快就夭折了！

    下半年，党内的高级干部对邓小平的改革主张多有微词。认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之嫌；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否定得太多、太过，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了土壤和条件------胡、赵的根子就在邓小平身上；如果不是十年来忽略四项基本原则，就不会发生去年的六四事件，也就不会用开枪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使共产党和群众形成这么尖锐的对立。

    七月，陈云对中央领导人说：“在党内展开思想意识争论是正常的，这是党内民主的一种重要体现。党的、国家的大事不能由一个人讲了算；一个人讲了算，还要什么政治局常委、委员。”

    七、八月，中宣部某副部长南下各省，大讲反和平演变，在某地说：“（在中国搞几个香港），这个提法很不妥当，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允许香港存在五十年，但不能允许它在大陆存在，大陆再搞几个像香港这样的地方，社会主义阵地被资本主义占领，社会主义怎么搞？！改革开放如果朝这个方向搞，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了。我们共产党人要警惕。”

    八月，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主持起草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第二稿表示不满，指出：“还要广泛征求和听取意见，九十年代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一个机会难得的时期，继续改革开放，争取步子再大一些，我看是很有希望。”

    九月中旬，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八五计划，广东省长叶选平、上海市长朱镕基首先表示不同意见，经济计划稿遭否决。

    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树青的文章《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指出：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自然是针对着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但同时它也包含着以供求规律盲目统治为特征的私有制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这一概念的提出直接导因于纠正长期以来否定商品经济的观念，因此在一个时期，比较多的同志主要强调它的前一方面的含义，而不大强调它所包含的后一方面的内容。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上，比较强调商品经济的共性及其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有意无意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否定和害怕发展商品经济的一极，走向过分推崇乃至神化市场经济的一极。甚至出现了根本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求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调。这同样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健康发展，甚至有可能把经济改革引上斜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正是在总结理论探索过程中各种不同倾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根据经济改革已有的实践经验，比较全面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涵，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因而是理论上的一种前进。

    有的同志不大赞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提法，理由是两者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不宜混在一起。的确，计划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属性，而市场调节则属于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的范畴，同计划经济相比是较浅层次的问题。从互相对应的关系来说，似乎应当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更为相称。但这只是从形式逻辑上观察问题，而恰恰忽视了事物的本质规定，忽视了人们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前进。

    按照我的理解，选择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一提法，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统一在一起，正是为了纠正在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关系方面曾经产生过的两种片面性，即从两个不同方向上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和割裂开来：用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或者反之用商品经济排斥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十月中旬，邓小平召集六个常委和杨尚昆、薄一波在家里开会，邓小平批评姚依林说：

    （1）改革开放不是我个人的发明，是中国共产党四十多年来实践的真知，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来的；

    （2）对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能有半点的动摇和修正，今后几十年也不能变；

    （3）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要以加快和完善改革开放的步伐作为总的指导方针；

    （4）当今世界还是讲实力政策的；

    （5）前段时间以治理整顿来压改革开放的现象是不对的，整顿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改革开放；

    （6）随着改革的进展，关键要改革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上层建筑。

    邓小平不要姚依林起草计划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科学地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文章说，一些人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化的主张------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计划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九一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

    一， 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二， 坚持不懈地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三， 扎扎实实地组织农业综合开发。

    四， 千方百计解决农产品卖难的问题。

    五， 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去冬以来，在一些地方围绕推动农村改革和经济建设，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地要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从今冬开始，用两三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在农村普遍开展这项工作。

    六， 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十二月初，中央政治局把修订过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送陈云过目，陈云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改革呼唤着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批转《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八月十日）的通知。《纪要》说，由于前几年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领导有所削弱，对新情况、新问题缺少研究，某些改革措施不配套，当前村级组织建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相当数量的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不强；部分村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水平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一些地方干群关系不融洽，有的比较紧张；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薄弱；少数村级组织软弱涣散，工作无人负责，个别村秩序混乱，治安状况不好。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或杭州）邓小平与陈云会面，取得一致意见：“中国能不能在九十年代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为此必须一心一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不是搞什么思想斗争。”交体改委主任陈锦华起草，邓小平定题：《一心一意搞建设》。

    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三届七中全会前一天）邓小平同中央几个负责人谈话：

    一，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谁也不得罪。

    二，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对这次统一思想，制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

    三，必须从理论上懂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四，不要怕冒一点风险。

    五，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六，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七，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

    八，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李鹏在会上作《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一， 建议》形成的过程和性质

    二，关于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

    去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关系缓和了，但这种缓和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和安宁，国际博览会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如果讲得严重一点，可以说现在世界上一片混乱。东欧剧变，苏联动荡，南北矛盾加剧，海湾出现了严重危机。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或者说还在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失衡，出现了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采取种种手段，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控制和压迫，对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继续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他们使用的武器，就是所谓“人权”、“自由”、“民主”的旗号。在国际经济关系上，西方大国加强控制，不平等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这些方面来看，第三世界国家的处境是不利的，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严峻的。但是，综合分析各种因素，新的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我国还有可能争取到十年以至更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同时，西方大国之间存在许多利害矛盾；苏联的力量虽然逐步衰落，但作为军事强国的地位还没有丧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方从经济利益和政治战略上考虑也不能不同我们打交道；由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仍然有不少有利因素和较大的回旋余地。在目前世界形势一片混乱之中，我们中国还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

    三，后十年的主要奋斗目标。要求今后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六左右。

    四，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行计划经济，可以从总体上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和合理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状态；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动员和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大建设，防止大的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可以较好地调节收入分配，保持社会公正。我们在过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两弹”还上了天，就是因为我们能够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我们能够在去年和今年经济和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举办亚运会，也是我们能够集中财力、物力这样一个动员能力的表现。我们社会主义的一大优越性就是能够保证社会分配比较公正，能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这一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做不到的。实行市场调节，有利于开展竞争，发挥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激发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按照需要从事生产经营，做到产需结合，促进技术坤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要充分发挥两者的优点和长处，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点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不应当再有怀疑和动摇。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结合和能不能结合的问题，而是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怎么样才能把两者结合得更好的问题。

    根据多年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大体上形成了以下一些共同认识：第一，不能把计划经济理解为只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计划管理也不能搞主观随意性，相怎么办就怎么办，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考虑市场供求关系，市场调节要在国家总体计划和法规约束下发挥作用。第二，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总量控制、重大结构和布局调整，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等，主要发挥计划的作用；企业大量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性建设和技术改造，主要由市场调节。第三，国家计划管理和指导的主要任务，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并综合配套地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运行。

    以上认识是就总体上说的，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对大量一般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其生产、流通实行指令性计划，其余部分也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在建设领域，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重要项目建设及其布点，实行中央、地方政府决策和计划管理，同时，对投资使用、项目设计和施工管理运用市场调节机制；对其他一般性建设项目特别是技术改造项目，在国家计划和产业政策指导下，由市场调节。在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工资增长的幅度，收入分配的原则，由国家确定；企业内部职工收入的分配，在这家计划和政策指导下由企业自主决定。

    这是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阐述最完整的一次，但是，有的人仍然不满意，他们坚持要搞市场经济。

    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十二月三十日，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其中说，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取得了共同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是：

    ——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

    ——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专心致志地搞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采取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等多种方式，通过举办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和实行必要的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对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作用，并对他们加强正确的管理和引导；

    ——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借鉴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

    ——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实际工作中，在某些时候和某种情况下也发生过偏离上述原则的现象，造成了严重后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确的加以坚持，不足的加以完善，失误的加以纠正，正在努力使上述原则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具体落实和丰富发展。

    十二月三十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闭幕时讲话。就大家讨论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

    （一）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

    （三）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

    （四）关于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活力的问题。

    （五）关于共同富裕的问题。

    （六）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

    （七）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

    （八）关于进一步做好对外工作的问题。

    其中，讲到共同富裕问题时，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起来，大部分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越性就在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主要体现在这里。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起来，大部分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两个口号，表面上看来，是相反的。其实，“贫穷”也好，“富裕”也好，都是相对而言的。而且“贫穷”和“富裕”都不能拿来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只有“少数人富裕”还是“共同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界线。这里江泽民说，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主要体现。这个提法是对的。这与说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同的。

    十二月三十日，十三届七中全会结束。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心一意搞建设》。

    在党内的高层中，对这次全会的结果，有的人比较满意，有的人比较不满意。这只要看一看一九九一年的事态发展，就清楚了。


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工作。

    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央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不满意，他曾说，我现在讲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

    一月二十八日到上海后，他说：

    一，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二，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
    三，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
    四，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五，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
    六，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第三卷第３６６－３６７页）

    他还对朱镕基强调要继续大胆地改革开放：“我讲改革要有新思路，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就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看法，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不符合实际情况了”，“我们的政策和实际工作做得对不对，好不好，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对的，好的；凡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是不对的，不好的。”

    朱镕基要上海市委宣传部和解放日报按邓小平的观点，以“皇甫平”的笔名发表文章，

    二月十五日，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名义发表第一篇文章：《上海要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说：

    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

    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我们要在全党、全民中深入开展深化改革意识的再教育，普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科学的民主观念，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的全民共识，造就崭新的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

    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决议的。所谓“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就是指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而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也就是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这就是说，在全会上没有通过的东西，又在上海拿出来，要中央、全党接受。这对那些日思夜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来说，当然是“如同大旱之盼甘霖一样地欣喜”。

    三月二日，发表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应有新思路》。文章说：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

    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就明显了。它差不多是对十三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逐条驳斥。

    首先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它认为强调“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但是它自己也还是羞羞答答，不敢明确地提出搞市场经济，而是先把“市场”等同于“市场调节”，再把“市场调节”等同于“市场经济”。用这种鱼目混珠的办法，把人们引入市场经济之中。退一步说，既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的两种手段和方式，为什么不能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只能是排斥计划经济、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们又“与时俱进”了，他们说“历史和现实都说明现阶段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的，除非是用超经济的强制实行计划经济从而歪曲了马克思设想的计划经济，而这样做最终也将失败。这里深化认识的关键是要弄清楚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因果关系。现阶段世界上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消灭私有制的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存，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公有制经济保持主体地位；公有制企业也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这种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多种所有制结构和独立的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的“因”，实行市场经济则是“果”。最终的“因”则是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实行单一公有制的水平。”（周叔莲语）

    可以预测，下一步主流经济学家们将“与时俱进”地得出结论：“历史和现实都说明现阶段社会经济气度是不可能实行公有制经济的，除非是用超经济的强制实行公有制经济从而歪曲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经济，而这样做最终也将失败。现阶段世界上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消灭私有制的阶段，因此也必须实行私有制经济。这种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制度决定了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多种私人所有制结构和独立的企业制度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因”，实行市场经济则是“果”。最终的“因”则是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实行公有制的水平。”

    其次是关于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的关系问题。它认为，对外开放就只能强调利用外资，不能多说自力更生。如果多说自力更生，就是“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方面，而且，在这两个方面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自力更生。如果脱离了自力更生去片面地强调“利用外资”，那实际上就变成了“充当买办”。

    再次是关于深化改革与治理整顿的关系问题。它认为现在已经有人“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了。事实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上旬，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从一九九八年算起，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一九九０年一月，李鹏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当前要利用治理整顿的机会，对新的改革措施进行试点。十三届五中全会总结出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治理整顿也不能急于求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可能要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才能建立起一整套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体系。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后，对于改革的措施，我们的方针是：经过试点，总结经验，通过实践来检验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推广。”显然，“皇甫平”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要重新挑起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的这个争论。

    再次是关于持续稳定发展发展经济与紧迫感的关系问题。它认为为现在已经有人“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事实上，一九九０年一月，李鹏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十三届五中全会总结出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我国的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试图在很短时间内使生产力有一个大的突破，或者单靠某一项改革措施就能使生产力有一个大发展，是不可能的。” 显然，“皇甫平”的这篇文章，只不过是要重新挑起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的这个争论。

    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光杰的文章：《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

    有些人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展商品经济同实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他们对市场经济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偏好，极力主张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改革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在他们看来，好像只有市场经济才适合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才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才能够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合理使用，而这一切在计划经济中却做不到。

    这种观点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在理论上讲，无产阶级国家作为社会全民财产的所有者代表，最有可能从照顾和实现全民共同利益出发，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运用计划调节手段，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好生产同需要之间、生产同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使资源得到合理的组合和有效的利用，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实行市场经济原则，尽管从局部或微观经济主体来看，也能调动各个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也能较好地按照市场需要去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但是，由于各个生产者和经营者所处的地位的局限性，及其利益的狭隘性，从整个社会来看，很难真正实现经济的协调发与均衡的发展，甚至是在经过巨大的震荡之后才实现的。因此，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四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三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说：

    增强扩大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一个与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试尝，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有些同志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排除在我国同民经济范畴之外，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将它们的产品一概视为洋货，这其实是对民族工业一种狭隘的理解。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经济格局正向外向型转换，民族工业的概念早已扩展，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之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的地位。因此不能将外商投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更不能把这些企业的新产品当作洋货来抵制，这也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一种软件。总之，封闭陷于落后，开放导致兴旺，这是我国四十多年经济发展听的基本结论。

    我们就是要担一点风险，大胆利用外资，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万商云集的商业中心，辐射全国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等。例如允许外国人来开银行，本身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国际化金融体制的突破。又如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房地产，也是推进住房商品化，形成健全的房地产市场的一部分。再如引进外资改造国营企业，也必然推动国营企业管理方法和体制的转换。而扩大开放的步子，更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思路、新意识，从新层次、全方位引起思想的进一步更新，社会心态进一步调整。

    “皇甫平”的文章中提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是有针对性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通知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现阶段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江泽民在讲话指出：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

    这里说的划清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的界限，实质上就是所谓要问一问“姓社姓资”问题。

    中央提出的：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划清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的界限，这正是对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决不是什么“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更不是什么“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正是利用‘问一问姓社姓资来制造思想混乱，使１９７８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来大好形势的发展遇到严重阻碍。”它恰好是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

    一九九０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文章指出：

    散布“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有其极清楚的政治目的。

    在全部思想史上，没有哪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那样发挥了如此巨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威力，并博得了亿万群众如此衷心的拥护。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这类问题，是早已从总体上、从根本上、从质的规定性上讲清楚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继承者的一系列传世之作，以及社会主义七十年来的不丰富实践经验，已经提供了正确的、基本的答案。然而，奇怪的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在他就职后不久（一九八七年一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今后讲四个坚持，着重讲浑的领导就行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可以少讲或不讲。”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作为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竟信口开河，发表如此荒唐的指令性言论，怎能不说是咄咄怪事呢？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最主要的是：

    ——无产阶级领导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人民内部逐步建设高度的民主，对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

    ——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按劳分配制度代替一切体现剥削关系的分配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改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产水平；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装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

    “社会主义讲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所谓“社会主义讲不清楚”，谁都知道，这个说法的发明权不属于赵紫阳！

    这些大概就是“皇甫平”所谓的“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吧。

    至于说到：“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这样开放下去，钱不是落到外国人腰包里去了？”“这样开放下去，不是又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这些问题确实需要作作具体分析。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度”。说外资企业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工业，外国人会承认吗？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法人地位，与是不是民族工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吸收外资根本不考虑以我为主、民族工业的发展，行吗？说这种话的人完全是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话！

    三月，人民日报社长高狄将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的背景向胡乔木汇报，胡乔木要邓力群请示陈云。

    陈云说：“这件事一点不奇怪，邓小平从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实用主义领先，好事做了一些，但很多事都做错了，把党和国家引向险途，要害是实用主义，黑猫白猫，这个意思要通过宣传慢慢向全党全国人民讲清楚，但注意不要引起混乱，要讲究策略。”

    二、三月，邓小平提议朱容基为副总理，李先念、彭真赞成，陈云反对。

    四月，人大通过朱容基、邹家华为副总理，政协选举叶选平为副主席。

    四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四期发表朱青的文章《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文章指出：

    如果我们的同志对于和平演变对我国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在我国经济领域内的活动失去警惕性，或者根本不认为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认为和平演变战略仅仅是一种政治性的战略，只要在政治上加以防范，只要在思想、文化方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了。那末，他们就可能把国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错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思想的人误认为是改革派；把采纳某些必然会损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案误认为是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在接受外资时，就会忽视对方提出附加的政治条件（这种条件往往是隐蔽的），对方提出的投资条件会不会在其他方面带来不良的后果等等。很明显，如果在思想上处于绝无防范的状态，就会给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可乘之机；如果仅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放松了在经济领域内的批判和抵制，就不可能有效地挡住敌人的和平演变战略。因为经济上的演变最终是起决定作用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这种绝无防范的思想状态，不能说没有出现过。过去那位中央领导同志所一再宣扬的“在经济领域内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观点，难道不正是这种绝无防范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吗？

    这个观点正是从反面完全适应了肯尼迪所提出的要使用“更加灵活的经济工具，以推动铁幕后面的和平政策”的声明。这可能是无知，也可能是上当受骗，进入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怀抱。

    “在经济领域内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这个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开放以后，从国外传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除了政治、哲学、文化、文学等方面的观点以外，就有不少资产阶级的经济观点。举例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实际上还没有搞清楚”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观点，以完全的市场经济来否定计划经济的观点，以实行彻底的私人股份制来瓦解公有制经济实体的观点，等等，难道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按照列宁的理论，一个国家中多种经济结构中的资产阶级经济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将会滋长出资产阶级的经济观点。同时，国内存在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独营企业，也会有意或无意地传播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来影响我们的某些企业和干部。而且，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也自然会渗透到经济领域，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经济领域内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观点，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一般原理。不仅外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基础，而且我国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会滋生资产阶级经济观点来维护它的母体。

    四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四期发表流波的文章《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拖上绝路。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四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说：

    要把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 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其次要广泛，要不拘一格用人才；第三还要发扬民主，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实干家我们要用，智囊型人才我们也应当用，兼备文武之全才求之不得，只那些“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的角色，决不能混进来。

    这篇文章发出了要求改变领导机构的信号：“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当代思潮》评论员文章：《为什么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月底，人民日报报道，陈云在上海给朱镕基、吴邦国、黄菊分送他亲自书写的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五月，陈云在北京说：“（计划经济）不到位，不甘心，不放心。”“一是十年改革开放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模式；二是改革开放没有解决好理论问题。”

    五月，邓力群说：“‘猫论’及其实践的根本要害，是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标准和制度性标准——让资本主义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有机可乘。”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夏季，国家教委提出一份报告说，高等学校的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极有看法。一些同志指出：一些地区和单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正在向着实行私有化的方向迈步。这些现象严重损类了公有制经济，如果听任这种发端于个别沿海地区的现象蔓延，必将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现在有人提出所谓“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其意图在于从某些地区开始推行私有化的一套，形成气候，影响全国，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掩饰和途径——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如果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完全剥夺，国家只是一个收税者，那么公有制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名存实亡了。

    七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七期发表文章《重提姓“社”与姓“资”》。

    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改革不问姓社姓资，其前途是危险的。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七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七期刊登梅行的文章《抓紧端正党风》。指出：

    在东欧出现巨变、苏联动荡、国际势力重新组合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西方反共势力不但不会放松而且会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中国更是他们这项战略的重点。在我们国内，那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以及各种异己力量，有的在坐而待机，有的在暗中捣乱，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并不轻松，与其认为缓和，无宁把它看得严重一点，可能更加切合实际。

    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无疑仍是端正党风问题。党内风气不正，社会腐败现象丛生，多年来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所深恶痛绝。许多人不理解，党为什么不能像解放初期那样，对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丑恶行为进行一次卓有成效的大扫除呢？

    由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党风问题从来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相当一部分干部不能全面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只顾了改革开放一头，忽视了甚至忘记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些人在改革开放中又受到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因而党内的不正之风和社会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以至贪污受贿的现象大为滋长，随后又刮起经商风，不该经商的干部也经商去了，在经商中又卷入“一切向钱看”的逆流；社会上的经济犯罪活动和刑事犯罪也随之迅速扩张。

    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很快就夭折了。整党工作到了后期，忽然转向，离开原定的主题，讨论业务思想去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对端正党风并不积极，在组织上不执行党的决定，这是很不正常的，本身就是作风不正的表现。有不少同志曾对此提出意见，要求按照党章要求，抓紧端正党风，得到的答复却是“现在是党的历史上党风最好的时候”，统统顶了回去。与此同时，还是中央个别领导人，对于当时很严重的吃喝风、送礼风及各种化公为私、化大为小的现象，置若罔闻；并还散布一种奇怪的言论，说这类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所谓理论家还说什么偷盗抢劫、贪污受贿等现象，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自然会消失。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一是党内和社会生活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并未经过整党而得到收敛。

    八月七日，《光明日报》转载《高校理论战线》同年第三期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社还是姓资’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和改革。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对于那种不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八月，《求是》第十六期发表文章《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不久有的论者提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以后，又有论者提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否定对‘姓社姓资’的‘无理诘难’。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

    这篇文章，《光明日报》八月十三日转载。

    八月二十日，邓小平同中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说：

    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能只是一个稳字。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和和使用人材的问题。总的讲，我们对使用人材的问题重视不够。

    八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四期发表曾铭的文章：《为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

    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改革的新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是新还是旧，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革命的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危险的政治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它为资本主义自由化提供了机会和土壤，是与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的。”

    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内部参阅》、《内部情况》以及《光明日报》上转载。

    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稿：《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其中有一段话是“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姓社姓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姓社姓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李瑞环审稿后于九月一日深夜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杨尚昆明令删去这一段。可是在删改前，人民日报社长高狄把稿子已经交给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

    邓小平叫江泽民来问：“人民日报是不是要全面批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十三大路线。”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中组部副部长陈野频的文章：《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论选拔干部的标准》。

    题目是用的陈云四十年代的原话。批判“生产力标准”。与四月份皇甫平文章针锋相对，名义上批判赵紫阳。

    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文章说，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十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十期发表文章《庸俗生产力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

    文章说，这里所说的庸俗生产力观点，即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指的是那种轻视、贬低、甚至否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社会意识、精神的反作用，把生产力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简单地、庸俗地夸大为生产力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意义上都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物质利益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发展的唯一动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经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会好，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为了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说法，就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所宣扬的“庸俗生产力论”的翻版，只不过有点新特点而已。这样一来，势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混乱，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物质利益的追求，甚至使经济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经济社会主义”；使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社会改良主义”使社会主义面临畸形发展和变质的危险。

    十一月十六日，《求是》第二十二期发表文章《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

    文章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十一月十七日，万里在广东省潮汕两市，十八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强调必须深化、扩大改革开放，必须加快步伐。

    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乔石南下视察，沿途宣传邓小平的功绩和理论，指出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中国还能保持稳定，是得益于十年改革开放。他还批评北京有人说：“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在党内”。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李鹏到上海考察，他说，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还能保持稳定，得益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特别批评解放日报和皇甫平，说：“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

    李鹏的讲话与乔石的讲话，针锋相对，这说明尽管邓小平做了许多工作，领导层中分歧还是很大。

    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十三届八中全会。会议主要是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田纪云“为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防止保守势力再次兴风作浪”，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第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我国农村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农民有那么几亩地，可以亦工亦农，亦商亦农，能进能退，是一项最大的社会保险。这也是乡镇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所以农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也是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它不仅在八十年代，就是在现阶段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要随便乱刮风。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家庭承包仍然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并非分田单干私有化。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的理论根据。实行家庭承包制，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已经由过去那种单一的集中经营变为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组成的两个经营层次。家庭经营在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中属于分散经营层次，但是，仍然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之内。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比过去人民公社生产队单纯的集中经营体制，由于符合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而且符合中国的国情，更能为中国农民所接受，因而也更富于生命力。农村改革十年来的发展表明，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因为家庭承包制而遭到削弱，而且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目前我们提出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主要是加强和更好地发挥统一经营层次的作用，为家庭承包经营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而不是削弱家庭的自主经营权，更不是取消家庭经营层次。第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很明显，田纪云的这个发言是针对一九九０年六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特别是江泽民、宋平在会上的讲话而来的。 他说“特别是１９８９年“六四”风波以后，有人甚至一心想把农民重新拉回到“一大二公”道路上去，并重新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草案）。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同这种僵化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选》三卷３７１页）这就是结论”。

    田纪云最近写文章谈了他的真实思想：纵观世界，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把农业搞上去的。原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都以彻底失败告终。现在仍然坚持农业集体化的国家，人民在忍饥挨饿，难以为继。再看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从事种植业的人口很少，有的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但农业却十分发达，不仅本国人民丰衣足食，而且大量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它是靠个人利益的驱动。我考察过不少西方国家的农牧业生产。他们基本上是以家庭农牧场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形成各种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国家扶持（轻税、无税甚至补贴）。这种形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期活力不衰。其秘诀在于，它的生产是社会化的，但它又是由各个独立的家庭、个人利益连接而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无大锅饭可吃。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切不可以社会制度划线，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形式拒之门外。当然，中国人多地少，一般说，不可能形成几千亩、上万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但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形成几十亩、上百亩、几百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还是可能的。政府应该积极扶持龙头企业，推动贸工农结合，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也是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的唯一可行路子。

    可以把田纪云的思想归结为一句话：农业只能搞私有化，不能搞公有制！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难道就是“邓小平理论”？这难道就是邓小平说的“两个飞跃”？由这样的人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十几年，中国的农村不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那才有鬼呢！

    全会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十二月，《高校理论战线》第六期发表文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文章说，首先是经济方面。在一个时期，这方面几乎成了一个禁区，清理精神污染也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都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怎么讲，怎么做都行，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观点。这个阴魂（指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以后就没有了呢？我看不一定。有的报刊来势很猛，几篇文章突出一个观点，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不问姓社姓资行吗？你姓资的那一套怎么行？鼓吹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怎么行？

    十二月十日，北京一刊物（《当代思潮》）发表文章《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

    一，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问它是“姓社”还是“姓资”。改革是通过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一样，也是改革的目的。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纠正“搞改革，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不着问‘姓社姓资’”之类的错误观点。既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改革的目的，既然我们必须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生产力，那么，要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当代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是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这两条道路是一直斗争着的。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可以改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这种改革观实质上“改道”观、“改向”观。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被这种改革观搞乱了思想。不然，为什么公开主张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中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竟能欺骗不少人？在我国，直到今年三月，还有论者发表文章反对在改革中问“姓社姓资”。这就清楚说明了，把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规定为改革的目的，树立起社会主义改革观，是多么必要。

    二， “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点也不能动摇”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先进的制度。对这一制度，不是改掉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改革除掉其体制上的弊病，使它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现，在不断发展着的实践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意味着使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是一致的。而自由化分子是把反对将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叫作“僵化”，把恢复已有数千年历史的私有制叫作“改革”，把照搬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叫作“创新”。实际上，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体制上的弊端。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是破坏力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就在于仅仅把原有体制的弊端甚至把整个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不讲自由化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不讲反自由化斗争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三， 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不是唯一标准。如果把它当作唯一标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当前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展，如果仅仅用生产力标准孤立地、片面地去看，就会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进步的、合理的结论。据此还能够这样推论：既然西方国家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生产力仍然在发展，那么，我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在改革中搞“全盘西化”也未尝不可。生产力唯一标准论，很容易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有看到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展，又看到它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不平等贸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剥削，使其中多数国家生产力几乎陷于停滞状态，看到它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进步潮流的阻挠和破坏，看到西方国家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社会腐败的现实，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性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把政治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我们搞社会主义，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任何阶级，都是不忽视政治标准的。尼克松今年六月二日曾提出衡量“改革派”的两条标准：“接受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衡量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两条标准：不仅要摧毁社会主义，而且要使国家四分五裂。我们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叫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实质上也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当作政治标准。

    四， 既要注意解决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又要注意克服过分夸大改革作用的倾向。有一种观点认为，强调改革是强国之路，就是说社会主义那一套已经不能强国了，只有加以改革才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使它更加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一种手段或者说途径。我们正是从只有坚持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意义上，讲改革是强国之路的。因此，用“改革是强国之路”来否定“社会主义是强国之路”的观点，是不对的。有的论者写道，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改革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工作，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内容，决不是全部内容。看不到这一点而用改革取代、否定革命，是危险的。一些国家用改革取代革命、否定革命，把一切错误和弊端都记在社会主义的帐上，而不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的优越性；把人民政权对敌对分子的专政说成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而不讲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必要性；把西方国家美化成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的天使，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罪行和本质；这种做法的结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五， 应当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搞现代化，当然要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必要的资金，当然要注意发挥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积极因素，否则，就可能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援助和技术上，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就可能越来越脱离群众，忘记人民是我们的胜利之本。这不仅是一个事关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

    六， “经济搞好了，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的说法站不住脚。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经济情况相当好的时候上台搞“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的。经过十年改革，我们的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发生了“八九风波”。东欧有的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不错，却也被和平演变过去了。这都说明，把经济当作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搞“一手硬，一手软”，是要吃亏的。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下大力抓好经济工作，又要防止因此忽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一九八五年尼克松考察东欧以后认为，东欧和平演变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是：“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四年后，尼克松的话不幸言中。从中不难看出，不重视思想，不关心政治，是多么的危险。

    七， 应当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在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怎样对待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的问题。改革措施是不可能做到有百利而一弊的。例如对外开放，把窗户打开，就不可能只进新鲜空所而不进苍蝇、蚊子。看到改革措施有消极作用就不敢大力推进改革，是不对的；不肯实事求是承认并限制这种消极作用也是不对的。一些同志之所以不能正确处理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承认和不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在有的国家里，别说提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就是提一下改革要遵循社会主义原则，也会被扣上“僵化、保守、右派”的帽子。这样发展下去，怎么会不发生和平演变？总之，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这种内因，主要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占了上风”（邓力群，《光明日报》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６日），由于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包括右倾机会主义的改革路线），由于右倾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兴风作浪，而不是像有的论者所归结的：“内因就是不改革或改革停滞。”

    《交锋》的作者称，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左倾思潮的代表作，是否定邓小平理论的一篇奇文！

    这个评价可以说“很高”，这说明《交锋》的作者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看来，一九九一年年初，邓小平在上海发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他预期的“响应”。这种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在一九九二年初到广东等地去“南巡”。


“毛泽东热”再度兴起

    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中，透过群众示威游行中呼喊的口号、打出的标语、举着的毛泽东、周恩来的图像，那种蕴藏在群众中的“毛泽东热”就已经开始公开迸发出来了。六四以后，“毛泽东热”在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中再度兴起。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石玉山的文章《读一点毛泽东》。

    文章着重讲通过学习和阅读毛泽东同志有关传记和回忆文章，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看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

    一九九０年一月，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辛鸣在回答“你怎样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这个问题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在回答“你怎样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这个问题时，他又引用了毛泽东的另一句诗：“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三月十二日，北京日报报道，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座谈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杜寒风说：

    毛泽东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乃至世界进程的的领袖，我想，产生了大学生“寻找毛泽东热”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是不能归于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被冷落的原因的。寻找毛泽东，我以为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个风云人物给中国现代历史所带来的不可轻易抹煞的巨人影响。我强调毛泽东的巨人影响，指的是毛泽东作为历史巨人的双重影响，也就是作为一种人格态的毛泽东与作为一种理论态的毛泽东的影响。人格态的毛泽东就是指毛泽东的道德、情感、气质层；理论态的毛泽东则是指毛泽东的观点、思想、体系层。这两个层面是相互交叠融合的，虽然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二，实乃为融汇的有机体。

    四月，《中流》第四期发表石玉山的文章《再谈读一点“毛泽东”——具有历史意义的巨著》。

    文章分析了近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的情况：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极力鼓吹“意识形态消亡论”、“淡化政治”、“淡化社会”的论调，企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淡化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竟成了他们肆意歪曲、践踏、攻击和发泄的主要对象，没有哪一条马列主义原则没有被他们批判过，没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被他们非难过。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真可说是“万般皆上品，唯有马列低”。马克思主义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毛泽东同志和他的科学著作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肆意歪曲、践踏、攻击、辱骂和发泄的主要目标，成为国内外反动势力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向人民进攻的突破口。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中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没有哪一条、哪一句不被他们明目张胆地、或阴一句阳一句地批判过、非难过。可以直言无讳地说，用无数革命先驱的鲜血和亿万人民炽热的革命热情成就的这一科学著作，无论从局部或整体，无论从微观或宏观，全被他们一古脑儿地加以否定或歪曲了。

    至于说到毛泽东同志本人，那就更是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众矢之的”了。他们对毛泽东同志施行人身毁誉的包围战术，进行了种种活动。有的人为了个人的名和利，为了迎合某些读者的心理，挖空心思，到处钻营，写了那么多所谓“鲜为人知”的东西。自以为得计，在当前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条件下，正是给国内外反动势力提供了向人民进攻的炮弹，起到了国际反动势力起不到的作用。有的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同志是封建主义“大杂烩”，是斯大林一样的“暴君”，说“毛泽东还不如蒋介石好”。有的人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就种下了晚年犯错误的思想根子。有的有意或无意地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分开来，或把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思想分开来。

    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我们不止一次地讲过高举，讲过捍卫。究竟什么是起码正的高举？什么是最纯正的捍卫？当前，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天，人们提出“读一点毛泽东”、“寻找毛泽东”是因为近十年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涛冲击下，毛泽东和他的科学著作仍然遭到冷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五月，《中流》第五期发表石玉山《三谈读一点“毛泽东”——现实在呼唤》。

    文章叙述了一些单位和地区重新掀起了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北京一些大学校园里，出现了过去很少见到的《毛泽东选集》及《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在大学生中正潜滋暗长着一种“毛泽东热”。在青年学生们的藏书中，毛泽东著作又成了一个“热”门。江西大学成立了６０多个马列小组，参加学习的学生８００多个。许多学生的书架上摆上了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

    毛泽东的著作又成为工人的精神支柱。位于武钢附近的红钢城新华书店，仓库中积压多年的毛泽东著作一天之内全部售出，求购者仍络绎不绝。武钢烯气厂宣传部为满足干部职工学习“毛著”的要求，刻蜡板油印分发职工，最近又选了五篇著作送印刷厂赶印了１５００份，据该厂提供的情况，全厂目前学“毛著”的干部达９３％，工人达一半以上。干部工人学习的“毛著”主要有《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人民服务》等。

    文章分析了现在重新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需要。二是克服党内腐败现象，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搞好四化建设的需要。

    六月，《中流》第六期发表石玉山的文章《四谈读一点“毛泽东”——而今迈步从头越》。

    文章分析了对待“毛泽东热”的错误思想：

    有人问，现在提出读一点“毛泽东”，这不是又回到文革中读“毛著”的“老路”上去了吗？

    有人觉得，毛泽东同志晚年发生了“错误”，似乎他的科学著作和有关他的传记等书籍也不值得认真一读了。

    文章还分析了在“过时论”的影响下，一些人对读一点“毛泽东”的态度，大致分为几种：

    一种是有些青年人，根本没有读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对毛泽东的一生也所知甚少，盲目地跟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跑。

    一种是有些人虽然也读过一点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但没有领会它的实质，一遇到政治气候变化，就随风摇摆。

    一种是有些既得利益者，如今有了权，有了钱，有了名，有了位，生活条件变了，什么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共产主义信仰通通放在脑后。

    还有一种是建国后极左错误的受害者，他们往往把一腔怨恨都发泄到毛泽东的身上。

    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流》本年第二期发表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辛鸣的文章《发现毛泽东——一种来自时代的思考与要求》。

    文章第一部分分析了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人对待毛泽东的态度的变化：

    在延安时期（１９４２年５月），是敬佩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代（１９４９年５月），是学习毛泽东。

    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是崇拜毛泽东。

    一九七六年以后，是反叛毛泽东。

    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以后，是寻找毛泽东。

    文章第二部分论述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发现毛泽东”：

    第一，我们认真地读点毛泽东的著作，全面、理性、科学地把握他的思想，还他本来来面目。

    第二，我们必须回到中国现实上来，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分析、认识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邓力群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丛书》毛泽东卷编写研究班上讲话。

    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界性的大人物。他有巨大的智慧，有许多为人所不及的创见和政治远见，时间越往后越看得清楚。在１９８９年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毛泽东在生前根据世界性的问题，曾多次警告我们党，如果我们的事情搞不好，很可能亡党、亡国、亡头。是不是危言耸听？事实证明不是。１９８９年的动乱和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及某些领导人在其间的表现，说明真有这种危险。危险普遍存在，这是一一方面。但是，我们国家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没有亡，我们能够平息暴乱，而有些党和国家却变了颜色。这又是一方面。从这两个方面里，我们应该想一下，原因是什么，教训是什么。中国有毛泽东打下的基础，没有出现某些国家那样的历史逆转。

    他说，１９８９年的动乱和暴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到顶点的结恶果。这种思潮和它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一切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产生妄想，使一切反动力量有可乘之机。事实告诉我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千万不能低估，不可小视。它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危险的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种世界性现象。我们国家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些国家实际上是另一种形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民主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剧变，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泛滥到顶点的恶果。在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的发展规律中，我们看到都是那么相似。在中国，从“非毛化”开始，一直到攻击邓小平，全面否定历史。有些国家也是这样，甚至更厉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搞垮我们，从否定历史人物开始，到否定历史，否定一切。他们搞的是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塌糊涂，然后再讲资本主义好，大肆贩卖一整套西方资产阶级的货色。概括起来就是要实行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

    他说，对毛泽东、对邓小平、对共产党诽谤、否定到了那种程度，等到一些国家发生剧变以后，在中国青年中却出现了一个“毛泽东热”。“毛泽东热”在青年中唤起了对毛泽东的感情，唤起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要看他的书。青年人喜欢以至崇拜毛泽东，这种现象已经有一二年了。这等于是一种社会调查，等于是一种民意测验。因为这种现象不是人为的，是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在经过了中国的事态和世界的大变化之后，研究和了解“毛泽东热”的社会现象，对我们有好处。

    他说，有的人对“毛泽东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当中包含青年人的一种怀旧情绪。所谓“怀旧”，就是指对现实不满，对腐败、以权谋私、贿赂风行等情况看不惯，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只好把感情寄托到过去。毛泽东当年搞“三反”、“五反”那么坚决，毛泽东的生活那么节俭、刻苦，要是这样多好啊。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这方面，全在于我们如何引导，怎样工作。如果我们党不能够解决腐败的问题，不能够整顿好党的队伍，不能够纠正干部以权谋私的坏作风，甚至更发展、更利害了，那怎么能让人满意。叫人们不怀念过去，这禁止不了也是做不到的。对我们党来说，通过“毛泽东热”的现象敲一下警钟也有好处。而且青年中出现“毛泽东热”，正好说明这是可以引导的。引导他们学习毛泽东，引导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进行坚决的持久的斗争，而不灰心丧气，而且明白丑恶的东西总是要被克服的。毛泽东领导我们把三座大山都推翻了，我们就不能战胜这些丑恶的东西？只要人民觉悟了，党员觉悟了，各种问题总有一天能够解决。

    《新闻出版报》于８月２８日以《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丛书〉编撰工作的几点意见》为题，发表了这个讲。这个讲话发表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很大反响。

    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邓力群通过从１９８９年６月至１９９０年６月期间，总结７０天（１９８９年从胡耀邦逝世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之间的那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得到的一个初步结论。也可以说，是他思想“转轨”的开始。这不仅仅是某一个人开始“觉悟”了，而是标志着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开始“觉悟”了。其实，这种动态，在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中、在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更加普遍、更加强烈。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毛泽东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的所谓“毛泽东热”，并不仅仅是青年人、大学生中存在的一种动态。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阐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两类矛盾的理论。文章说：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肯定的回答和精辟的论述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承认。但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事情恰如恩格斯所说，口头上承认辩证法是回事，实际上把它运用到每一场合，则是另一回事。然而，辩证法早已指明，无产阶级专政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和任何社会形态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和外部充满着矛盾。矛盾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有它应有的发展逻辑。它不仅不以反动势力的愿望和意志而消失，同样也不以革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泯灭。我们只有勇敢地如实地承认它，正确地深刻地认识它，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才能应付种种复杂的、严峻的局面，夺取斗争的胜利。否则，在客观存在的矛盾面前，我们就会丧失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陷入被动地位，甚至为矛盾的发展所吞噬。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这里仅对关系全局的若干矛盾略作论列。

    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谁战胜谁的矛盾，远未解决。在现阶段，这个矛盾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抽象的政治教条，而是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核心内容的理论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和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势头得以遏制，但由于这股思潮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四项基本原则与自由化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相适应的，同时又有不相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因而需要改革。特别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今天，就更加需要改革那些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和环节了。我们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主动推进上述矛盾的解决。同时，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国内反动势力总是精心玩弄诱导与逼迫两手策略，妄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轨道，融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最终把中国变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妄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作坚决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上述矛盾的发展中毁灭。”

    由于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依然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在我国现阶段和将来的漫长历史阶段，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我们应该发展商品经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必须懂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与多种所有制的存在相联系，有性质不同的多种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后面两类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制定和实行恰当的政策，就可以使后面两类商品经济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产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否则，它们的发展就可能冲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分析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以外，还必须分析商品经济内在的矛盾，特别是后面两类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制定正确的政策，发挥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将其消极作用控制在最低限度。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存在，而是处在整个世界联系的网络之中。除了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外，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在整个世界联系之网中的矛盾，特别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矛盾。这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维护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矛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矛盾。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方命运。

    以上论述的这些矛盾，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党内出现矛盾和斗争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并非就是坏事。毛泽东同志早就深刻地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从历史总的行程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将人类引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但是，就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某一历史时期来说，社会主义却存在着胜利与失败两种可能、存在着历史暂时倒退的可能，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能否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到军事斗争问题时指出，军队丧失主动地位，下文就是失败。这个真理具有普遍意义。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居于诸多矛盾的中心位置，处于诸多矛盾的焦点，如果丧失了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失去了驾驭矛盾发展的能力，就会被矛盾的发展所埋葬。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曲折所提供的教训，应该牢记。

    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怎样才能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呢？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１，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和外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矛盾，有一个清醒的深刻的认识，估计过头与估计不足，或者对矛盾性质判断失真，都会犯极大的错误。

    ２，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前，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列宁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巩固执政地位。这是非常正确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主动权的物质基础。

    ３，必须与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潮——西方反共思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实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近年来我们党的正面经验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反面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最后，我想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教导，作为这篇序文的结语。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的新问题。”

    这篇文章继承和捍卫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的学说，对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篇文章似乎可以看作是邓力群的思想完成了由一个轨道转向另一个轨道的标志。

    十二月，《中流》十二月号刊登邓力群答本刊记者问：《关于“毛泽东热”》。

    他说，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否定、贬低、丑化、攻击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可谓登峰造极，成为一种“时髦”。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可是经历了１９８９年北京的政治风波，特别是经历了东欧逆转、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出现空前反共高潮，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一部分敏感的知识青年中，却出现了“毛泽东热”。这种“热”还有不断升温之势。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非同寻常的，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他说，对“毛泽东热”的观察和思考，已经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本身，停留在就“毛泽东热”论“毛泽东热”，而是开始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层的理性思考。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

    他说，许多青少年，从认识毛泽东同志这个人，到认识整个的“毛泽东时代”，认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展开的成功的人民大革命，并通过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来寻找共产主义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答案。

    他说，“毛泽东热”是直接产生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现象，是直接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无论怎么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都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不仅空前的改变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而且背定会极大地影响今后的历史。认识、总结这段历史，实际上成为我们前进的出发点之一。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他说，从总体上说，我认为这个“毛泽东热”，无论如何应该说是我们历史发展中的令人鼓舞的积极现象。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现在的一代青年，注定要通过共产主义发生重大挫折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纪转换的关头，在人类历史的大风大浪中，通过思考、比较，去接近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热”，难道不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机吗？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思考、学习，对于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对于下世纪的中国，都会产生持久、根本的影响。

    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等多家报刊转载了这篇讲话。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二日，邓力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学习毛泽东，做坚定的革命者》

    一些领导人对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采取了不支持也不公开反对、不闻不问、沉默不语的态度。

    他们在忙什么呢？


最后的一搏

    一月十一日，《中流》本年第一期刊登王震给林默涵、魏巍的信《认真办好〈中流〉》。

    默涵、魏巍同志：

    在《中流》杂志创刊两周年之际，我向你们并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

    我喜欢《中流》。很多老同志和中青年同志都跟我提到《中流》，夸赞《中流》。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你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份刊物一身正气，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泼辣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年读者的重视和喜爱。在两年的时间里，《中流》成为独具特色，较有影响的一份刊物，这很不容易。

    作为思想文化战绩上的老同志，你们老而弥坚，站在第一线，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希望《中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毛泽东同志四十多年前就说过，办杂志要“认真地办”、“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毫不吞吞吐吐”，决不能“用钝刀子割肉”。你们已经这样做了，相信以后能做得更好。

王震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被党内外的“精英”视为“左”的思潮阵地的《中流》杂志，却受到王震同志的夸赞：“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你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份刊物一身正气，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泼辣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年读者的重视和喜爱。”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对党内两种不同主张的态度、立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一月十一日，《中流》第一期发表魏巍的文章《认识真理也要时间》。原文如下：

    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之后，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

    近两年来，国际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易帜，社会变质，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不能不陷入深沉的思考之中。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教训是什么，人们将长时间地讨论下去。但是，从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教训之中，我们能够找出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的规律吗？

    这使我不禁想毛泽东同志的若干论断。这些论断，尽管已经盖上了厚厚的岁月的风尘，但今天默诵起来，不仅不觉得旧，反而觉得格外清新，值得再三玩味。

    例如，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又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固然，这些话是５０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的，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是就今天来说，能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尤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能说解决了吗？前几年自由化泛滥时期，作为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起初被贬为众家中的一家，以后连这一家的地位也没有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可以畅通无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却无处发表，这能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再看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比中国资格老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怎么会出现今天这样悲惨的曲折呢？这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作如下理解：所有制的变化固然是最根本的变化，剥削者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依然存在。他们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依然存在，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阶层依然存在，加上还很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的颠覆和渗透，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形态方面的交战就不可能不是长期的。谁忽视了这一点，就必然要吃大亏。

    再如，毛泽东同志一向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说提出这一论断的时候，历史还没有展示出足够的证明，那末现在已经是我们许多人的切身体验了。这些年出现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不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吗？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变，不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仅党外，而且党内，不仅下层，而且上层，以至各行各界，不是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吗？正因为这种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才带有不可调和的性质。看来这一斗争将交织在整个的社会主义时期，短时期不会完结的。国内外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不仅剥削阶级的残余和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国际资产阶级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腐化堕落分子，共产党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以及为资产阶级思想俘虏的人，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同志还说过，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论断的时候，除个别国家一度发生过类似的动乱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毛泽东同志是依据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实际，也依据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封建阶级复辟的历史经验作出这种论断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毕竟还没有发生过复辟的事。人们对这一论断也只能半信半疑，作为一种可能来来看待。现在看这一论断，已经不是推断，不是可能，而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了。仔细想来，只要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那么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变化，是可以既出现这种结果，也出现那种结果的。

    如果说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末这一点再次得到了证实。

    魏巍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文学家，但是，把他写的这篇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与我国的一些号称“党内的大理论家”们的文章，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谁是真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是在口头上说坚持，而实际上在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

    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带着杨尚昆（军委常务副主席）巡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为什么邓小平这时候要急不可待地南巡？

    一九九二年初，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形势。

    第一是元老派内部分歧日益加深。陈云、李先念等对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的路线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还有些元老冷眼旁观、沉默不语。

    第二是领导班子不“听话”。左右尖锐对立，“核心”左右摇摆。

    第三是社会舆论压力增大。左翼攻势凌厉，左中呈合流之势。

    第四是群众情绪急剧变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毛泽东热”逐渐扩展。

    第五是党的十四大召开在即。路线政策的制订，领导班子的选择，面临着最后关头。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最后的一搏。否则前功尽弃。

    为什么这次巡视要特别带着杨尚昆？

    杨尚昆是军委常务副主席，有杨尚昆在身边，就意味着军队是支持他的，有军队“保驾护航”。

    一月十七日，邓小平带着全家：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楠、邓榕，众多的内孙外孙以及工作人员，一行数十人，在杨尚昆的陪同下乘专列南下。

    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专列抵达武汉火车站，稍作停留，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前往晋见，邓小平对他们作了关于改革开放的指示。

    一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正，邓小平一家抵达深圳火车站，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李灏、市长郑良玉到车站迎接。

    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邓小平在深圳各处参观。

    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十分，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市迎宾馆接见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谢非、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广东省委副书记郭昌荣、李灏、郑良玉、深圳市委副书记厉有为等。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四十分，邓小平一行在谢非、梁广大（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陪同下前往珠海。

    一月二十七日，在珠海接见叶选平。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邓小平一行离开珠海，沿途参观了中山县的石歧镇和顺德市的容奇镇，并接见广东省长朱森林、佛山市长欧广源。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邓小平的专列离开广州火车站前往上海。

    一月三十日，邓小平的专列抵达江西鹰潭。

    一月三十一日，邓小平一行抵达上海。

    二月三日，邓小平、杨尚昆在上海接见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

    邓小平在沿途各地发表了许多讲话。经过整理（据说由郑必坚执笔，由于这次立了一大功，十四大后提为中宣部副部长、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讲话要点分为六个部分：

    （一）政策不能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一句话，是这次讲话的“核心”，是最最关节之点。其他的话，以前都讲过，无非是“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东西。但就是这么一句话，对那些“在位”的人来说，就有雷霆万钧之力。其实，这一句话也不是这次才提出来的。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就说过：“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不过，这次讲话的份量加重了，不是“垮台”而是“被打倒”。谁要打倒？依靠什么力量去打倒？这些尽在不言中，“在位”的人自己去玩味吧。）

    （二）改革开放要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一段话提出了后来称之为“三个有利于”的重要理论。应该肯定这是这次讲话提出来的新理论之一。这段话包括三点内容：

    第一，一些领导干部“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这种现象要一分为二地去看。一方面，“老干部遇到新问题”，认识不清，没有经验，难免谨小慎微；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干部和党员多年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继续革命的教育、防止和平演变的教育，还在起作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谁不担心“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这里用“要害”两个字，含意比较模糊，不容易理解。一种可以理解为，关键是要把姓社姓资的问题搞清楚。这是肯定干部、群众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是可以的、对的。另一种可以理解为，领导干部不敢闯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老是装着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这就是说干部、群众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不对的。看来邓小平的原意很可能是后一种。

    第三，“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句话又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谓“判断的标准”，究竟是判断什么东西的标准？照原文看应该是指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后来三月份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公报，就是这样理解的。但又说是判断改革开放工作好坏的标准。后来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这样说。

    第二个问题，说“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所谓“三个有利于”中，虽然也说到了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说到了综合国力，说到了人民生活水平，但归根到底是一个生产力问题。用一个生产力做标准怎么能判断、区分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呢？而且这种说法与下面的讲话也有矛盾。他在下面讲到深圳经过改革以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时，说“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这说明，他在“判断”深圳是“姓社姓资”时，就不是用“三个有利于”作标准，而是用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性质和上层建筑、政权的性质作标准。

    可是，“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其影响既深且广。呜呼！“一句可以顶一万句”，能不承认吗？）

    （１）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难道说“外资”不是资本主义吗？谁能否认这一点！）

    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一种经济成分的性质与一种经济成分的作用，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三资企业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与三资企业具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补充作用，两者并不矛盾。不能因为它具有这种作用就否认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２）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里的问题在于：计划经济与计划、市场经济与市场能划等到号吗？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它们的计划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有无区别？社会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无区别？）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一段话一般地说说，无可无不可。可是，后来一些“专家”把它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论”，说它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值得研究了。

    这一段话有三个要点：

    第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些“专家”对这一点强调得非常厉害，说这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提出过的。这倒是一个“新闻”。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而且应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常识。但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没有说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应该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东西。但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在它们处于上升阶段的时期，都可以而且应该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

    第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强调这一点是对的。这比起那些公然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剥削、存在两极分化的人，比起那些公然叫喊“剥削万岁”“两极分化永远不可避免”的人，确实强多了。但是，既然说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人们就一定会追问：怎样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可见，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或最本质的东西是建立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第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终”两个字很模糊。可以作各种解释。讲话作了一种解释：“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先富”帮“后富”，这主要表现为上一级政府对所属的各地区的一种支付调节作用；一种是“先富”挖“后富”，这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市场行为。但是，地区之间的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最终要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上。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的构想”中，都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谓“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在这种构想实现的过程中，不仅是贫富差别的扩大，而且形成了阶级差别，甚至阶级对立。这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时，所谓“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许诺，就变成了宗教中的“死后升天堂”了。

    （４）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５）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有些人整天在那里喊坚持社会主义，但就是对改革开放不热心，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好，这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坚持社会主义不能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种社会主义。老年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容易固执，有的人，中国搞特区这么大的事，自己从来就不来看看，站在老远指手画脚，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嘛！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

    （这一段话说得很尖锐、很有针对性。但与中国的实际实际情况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早一点说，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后，晚一点说，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以后，中国的左派可以说普遍患了“失语症”。其后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当权的人们都是一个劲地搞私有经济、私营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上的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嫌慢了，特别是对“只在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没有在政治领域搞改革开放”不满，要求在政治制度上也要“全盘西化”。当然，在元老派中也有那么几个人不时发出一点点不同的声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两任总书记先后垮台，暴发了使“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八九政治风波。

    这些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主要的，还是左倾机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主要的？

    经过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东欧国家的巨变、苏联的解体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挫折以后，中国的一些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总结经验教训，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不断地遭受有权力的人物的打压下，挣扎着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如是就被斥责为“左”。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所谓“不争论”“一大发明”的实质！）

    回过头来看，我的一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那时阻力很大，党内有很高位置的老同志就反对，说上海这地方牵动全国全局，弄不好要出乱子。”

    （这一段话在公开发表时删除）

    （三）发展是硬道理，要加速、高速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一九五八年不同，没有伤害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机制。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得到的。

    （最好的办法是让以后这十几年的实践来说话。）

    （四）坚持两手抓。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天天喊“两手抓”，却始终是“一手硬，一手软”，为什么？要从根子上找原因。）

    （五）关键在人。中国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问题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对改革开放热心不热心，是检验干部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标准，其他标准不能超过这个标准，更不能取代这个标准。谁坚持改革开放谁就上台，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决定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发展的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我读的书并不多。

    （“谁坚持改革开放谁就上台，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是最最关键的一句。马上就要落实到十四大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人选上。所以，一些人就要拚命地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很快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了。）

    （六）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三卷３７０－３８３页）

    （这个尾声是不可少的，否则，他就不是邓小平了。）

    邓小平为捍卫他的路线作了最后的一搏。从短暂的历史角度来看，他又一次成功了。

    一月，《学习》创刊号发表胡乔木一九八九年三至四月访问美国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中国为什么发生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文章说：（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１９７９──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衡的发展（这可能吗？），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的二十年间，总的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闭着眼睛说瞎话！）也就是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为了抬高自己，就打击别人！）１９６１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这说明胡乔木不仅反对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反对一切阶级斗争，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就站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的立场上）。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二十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二十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自我标榜）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要对“荒谬”进行“谴责”，说明他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进行反对毛泽东的斗争！）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为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找原因，这个原因也只能是捏造）

    形成“左”倾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胡在这里“谴责”社会主义改造太搞早了！）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难道不是吗？）他还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胡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不相信依靠群众的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胡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是完美无缺的，只能躺在苏联的经验上，中国不能有自己的创造！这种人，与他说什么好？反正毛泽东说的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把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干部与富有理论知识的干部对立起来，并且巧妙地把“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如邓小平与“喜欢空想”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对立起来！成功了，就是集体的功劳，失败了，就是毛泽东一个的错误，其他人都是正确的。这符合事实吗？）。这就产生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毛泽东说的是整个党，胡巧妙地改变成个人，似乎别的人经济建设知识都很多，也不存在盲目性，都能很好地领导经济建设！六一年以后的经济调整不是毛泽东领导的吗？）。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这里他也剌了邓小平一下，因为这时他对邓小平的一些作法也不满意了。）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中国五十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阶级斗争的结果。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事件，一九五七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化了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没有过去的证明。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进了新的含义。一九六二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种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证明，胡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一九五八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怎么是乌托邦？它被置于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完全合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的天真（真想不到“党内的大理论家”也会玩这种把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当时之所以先农村，后城市，正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关系比农村更复杂，这种试验只能首先在农村进行。这一点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别人都“天真”，只有他和他所代表的人是“成熟”的，摆出一付资产阶级老爷的架子教训人！）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统一分配的方法是直到实行包产到户才被取消的！有统一经营就存在统一分配，理论家连这一点也搞不清楚，不是太可笑了吗？南街村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它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八十年代才被解散。（这是彻底搞垮农业合作化的一大措施！）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由部分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发展，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不发展，农民自食自用尚且不够，那里来的东西去与人交换？想凭借主观力量去冲破，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一九五六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人为的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虽然他也是学舌，但由于他的身份，这种攻击和诬蔑就涂上了一层理论色彩，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以上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这就是胡给毛泽东带上的大帽子──空想的社会主义，但他拚凑的证据只有这么四条：１，平均主义；２，自给自足；３，不断发动群众运动；４，不断革命。可怜！理论太贫乏了。），究竟来源于何处呢？我想，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的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固力。（实质是，胡要求人们抛弃革命传统，完全按照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的一套原则去搞经济建设！）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一九五０年──一九七０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胆剧了中国的危机感。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六十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毛泽东在什么时候“感觉全世界”都要在扼杀中国？用“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这样的字眼来讽刺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太过分了！）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情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后来，江泽民也认识到：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战略是多么的英明！由此可见，胡的攻击是多么不得人心！）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革命的最后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七十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外部环境的改变，不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恩赐的结果！修正主义，是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压力的产物！）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由此可见，胡绳的民粹主义论的根子就在这里，人们很难相信，这种话会出于一个“党内大理论家”、“毛泽东的秘书”之口！）。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效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种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偏见，大概也是他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够高的一种不平的反映！）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摧残！）

    但是，无论存在着发生“左”倾错误的多少原因，中国“左”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期错误是可以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在一九五六年以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党内也有正常的民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政治威望继续上升到新的高度。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不可避免的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牢牢地把握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的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一九五九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０年的继续是显然没有群众基础。一九九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煽起了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

    （当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时候，胡乔木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把他于一九八九年在美国的讲演稿发表出来呢？胡乔木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斗争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也遭到一些领导人的冷遇。这个时候胡想赶快转过来。但是，邓小平并不买他的帐，）

    二月十八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作为中央第二号文件发到县团级。

    二月二十日，深圳特区报从这天开始，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八篇评论，其韪分别是：（一）《扭住中心不放》；（二）《要搞快一点》；（三）《要敢闯》；（四）《两只手都要硬》；（五）《共产党能消灭腐败》；（六）《稳定是个大前提》；（七）《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月九日至十日，在杨尚昆的建议下，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发表公报表示全盘接受邓小平的主张。公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九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由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会议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此，必须始终不渝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工作下，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中国这十几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

    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达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会议指出，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会议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和建设步伐，关键在于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当前，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中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并认真组织实施。会议就此作了研究和部署。各级领导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腾出主要精力多办实事。

    会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发展和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

    （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此，一些人经过两、三年的犹豫、观望，坚定地走上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化思潮，在中国迅猛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迅速滑坡！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三个有利于”。这是篡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怎么能“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一种制度的性质呢？在政治局全体会议的公报中出现种理论常识的错误，这不是笑话吗？虽然这个错误出自邓小平的讲话，但政治局全体会议接受了这个错误，并加强了这个错误。作为一个有几十年光荣传统、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居然犯这种理论常识性的错误，这也说明，十几年来，由于大反毛泽东思想，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到何种程度！）

    三月，《改革》杂志第三期发表董辅仍的文章《谈改革中的争论》。

    文章说，改革以来，不少争论、看法分歧都是书本标准与实践标准之争。评判标准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制度属性标准（或生产关系标准）还是生产力标准。这就是或者以改革的社会属性为标准，或者在生产力标准之外再加社会制度属性的标准，并把社会制度属性的标准置于首位。所谓社会制度属性标准就是对改革首先要问姓社还是姓资。改革有两类：一类改革没有姓社姓资问题；另一类改革有社会制度属性。应该说，在改革中绝大部分改革都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问题，邓小平同志不同意争论姓社姓资是很有道理的。

    （这就是自由派的策略：首先，他强调改革绝大多数措施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是中性的；其次，即便少数改革措施具有社会制度属性，也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无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只要凭着感觉跟他们走就行了。最后走到了资本主义，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各在军区、各兵、军种负责人时说：“我认为，人民军队的中心工作是八个字：‘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我们的人民军队有着优良传统，就是党指挥枪，枪杆子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邓小平这个题词是否针对杨氏兄弟提出的“保驾护航”？）

    四月十五日，《文汇报》发表龚育之的文章《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

    文章说，姓社姓资的结论，要做在试验之后，不能做在试验之前。如果一定要问清、争清姓社姓资，才允许试验，实际上就是固步自封，不允许进行任何新的试验。一个是不能把那些本来是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划定为姓资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一个是不能把那些本身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既可以为资所用又可以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划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还有一个是些东西确实姓资，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却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对社会主义有利，也不能加以排斥。

    （强词夺理！为什么进行试验前就不能作出初步判断？试验难道就不需要理论指导吗？你是怎样作出分类的？这不也就问了姓社姓资吗？为什么问一问姓社姓资就等于要加以排斥？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嘛！你是不是要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稀里糊涂地跟着你们走，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广大干部和群众分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你心里有什么鬼？）

    四月十五日，《中国财政报》发表马家驹的文章《认识尽可彼此不同，检验其正误的标准却只有一个》。

    文章说，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即不是以公有制为唯一的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里，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任何改革措施都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应该大胆推行。任何新出现的事物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一语泄露“天机”。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三个有利于”的实质吗？）

    四月，乔石在山西讲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的是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有一“左”再“左”的历史，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片面地歪曲党的历史，帮不了多少忙！）

    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港报称他为改革派的急先锋）在中央党校讲演：《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批评左的观点：

    他说，根本的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中国的一个领导人员，如此歪曲苏联的历史，真是吓人听闻！）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折，就垮台了吗？（田在这里极力为这些国家的右倾机会主义辩护。没有戈尔巴乔夫，不是还有苏修霸权主义的操纵吗？还有什么赵尔巴乔夫、钱尔巴乔夫……吗？）

    他说，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建设，必须冲破根深蒂固的‘左’的束缚。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述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际上是加不快的，（这句话的矛头指向是很清楚的，决不是他他所谓的“左”派。）‘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要说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会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还作了这样高度的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应该承认，他对左派与右派之间争论的几个问题，概括还是相当准确的。但是，究竟是一些人“左”了，还是另一些人右了，历史的实践已经作出了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总是拚命鼓吹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攀升的成绩，而极力回避分析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的实质所在。）

    他说，有人至今还留念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他用这样一种说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彻底抹煞了。）总之，“左”的积习对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都不能干。（为什么群众问一声姓社还是姓资，你就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都不能干呢？这不正好说明你心中有鬼吗？）“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这说明中国的干部和群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的觉悟高！）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词，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在清除左的影响的情况下，我觉得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些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大权，对国家人民将是一个灾难。（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小打算，是这篇讲话的点睛之笔。）小平同志在筹备召开十四大前夕的南巡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针对性很强，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当前和今后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田纪云急不可待地跳出来，是不是想“抢班夺权”，取而代之啊！？其实，他不过是别人用来威吓某些人的一个工具而已！）

    四月三十日，杨尚昆到大连、旅顺视察北海舰队，并题词：“加强海军建设，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杨尚昆还在大肆宣扬他的“保驾护航”！六四以后，杨氏兄弟势力膨胀得非常迅速，引起许多军队老干部的不满。

    五月，李瑞环视察温州，他说，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议论。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成为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营的一种态度。对个体什么态度，人们就看你对温州什么态度；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看你对苏南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国还是吃亏了，或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有说，也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五月一日，陈云在上海对吴邦国、黄菊说：“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有人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陈云“投降”了，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这种说法没有多少根据。《陈云文选》第三卷收集他的文章和讲话，只到一九八五年为止。一九八五年以后，他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没有公开正式发表的文字作依据。就是在他逝世以后发表的“陈云生平”中也没有提到多少他对一九九二年以后发生的事件的态度。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对他的批评他都一概接受了呢？至于形势的逆转，这也是力量对比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退出常委以后，只能通过个人对领导班子中的一些人的影响发挥作用。领导班子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五月，万里谈邓小平的南方讲话：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内容非常丰富，针对性很强，但我认为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能动摇，一百年也不动摇，谁要违背这条路线，改变这条路线，群众就不会答应，谁就得下台。小平同志历来强调改革开放，历来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讲得这样尖锐、突出，讲一百年不动摇，却是第一次，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有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需要作专门的分析研究。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外部的和平演变或出了个什么个别的人物。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却借此引出教训，认为当前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比任何时候更“鲜明、激烈、尖锐”，企图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最突出的地位，取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不仅仅是对基本路线的干扰，而是要改变这条路线了。（这几句话明里把矛头指向邓力群，暗里把矛头指向领导班子中的另一些人。）这当然绝不能容许。邓小平同志这次所以如此讲话，我想不会是无的放矢。

    坚持贯彻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会遇到右的干扰，又会遇到“左”的干扰，二者都要要反对和防止，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曾多次作过明确论述。这次又重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认为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改革实质上是清“左”除旧。“左”的集中表现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不会有什么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左”的产物，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势力，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万里在这里重复这样一种论调：１９５６年以后，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存在的都是“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长达二十多年的“左”。这就是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

    “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姓社还是姓资？这是阶级斗争为纲阴魂不散的反映，是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要害所在。有一段时间，改革的所有措施统统都受到攻击，甚至改革开放本身，也被区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首先提出把改革开放区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是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万里对十三届四中全会处理赵紫阳是不满的，现在他乘机发泄出来了。）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其实，姓社姓资的问题由来已久。农村改革刚开始，包产到户就被指责为单干、复辟资本主义。不是怀疑它姓资，而是肯定它姓资；不是少数人攻击，而是上上下下多数人都在忧虑。（说了一点实际情况，可见搞资本主义复辟，不得人心、违背党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步伐的文件，总结了历史经验，批判了“左”的错误，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但是，这个文件却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经过一年的实践，四中全会对文件修正后正式公布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了某些农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口气缓和了，开了一点小门缝，但仍然是持否定态度。（这是邓小平搞所谓改革的一贯策略，不明确说明最终目的，而是一步一步的引你上钩！）好处是肯定了联产计酬，把它与另外两种分配方式并列，叫作“可以按定额记式分，可以按时记分加评议式，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而在实践中，他们是怎么干的呢？）前两个农民不欢迎；后一个“也可以”，却普遍推行并一再突破，由包干到组变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他们就是为样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抛开中央全会决定的文件，在实际中另搞一套！这叫不叫搞阴谋诡计？！）一九八０年秋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可以说是一个推广包产到户的文件，讲了包产到户的很多好处。但是，它却回避了包产到户的性质问题，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根本没有提。（哈哈！万里先生在此时又如此热心要不“回避”姓社姓资的问题，可见反对问姓社姓资是假，要别人盲目地承认他们搞的一切资本主义复辟措施都是“社会主义”才是真！）又经过一年多实践，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增产作用十分明显。一九八二年初第一个一号文件，才肯定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责任制。（如果这也叫社会主义，那么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把一切土地都收归国有以后的农村经济，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一九八三年一号文件，就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还是农民和农村干部说得好：“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

    乡村企业也是如此。每遇国家经济生活中出现什么问题，总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板子打到乡镇企业的屁股上。甚至指责它“以小挤大，以土挤洋，以后进挤先进”，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导致了经济的紧张和紊乱”。（现在实践不是完全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围绕农业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一些人贪天之功，说成是自己的创造，而又不顾实际盲目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乡镇企业，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

    一九八五年粮食生产出现波动，接着三年徘徊，对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以至整个改革的责难，又一天天多起来了，特别是六四事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攻击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这几年粮食的徘徊，实际上是道路的徘徊”，“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又源于包产到户”。（这些观点完全正确！）（载《解冻年代》１９９７年出版）

    万里这个讲话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的背景、实质、针对性和盘托出了！完全证明了他是八九年以后逐步形成的成员之一！

    五月以后，邓小平坚决把邓力群排除在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之外，改由丁关根任组长，温家宝任副组长，组员除保留原有的袁木、王维澄等人外，加入了龚育之（原是宣部副部长、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人之一）、郑必坚（中宣部副部长）、邵华泽（人民日报总编辑）。十四大人事小组仍由宋平任组长，加进了杨尚昆。

    某月，薄一波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一次“关键的时刻的关键谈话”。（《防“左”备忘录》）

    薄一波的表态，再次证明，他也是成员之一。

    某月，于光远在收入《防“左”备忘录》的文章中说，前一个时期，那些站在“左”的政治立场上的人对市场经济所作的攻击是大量的，而且是很严厉的。

    于光远其人，是一个典型的风派人物！

    六月十九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

    他说，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落实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就是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过去长时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要尽快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我想在十四大报告中，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在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这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无计划，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接受的。

    六月，温州一干部写信给人民日报，揭露温州的私营老板耀武扬威，雇工们毫无保障的情形。一位领导同志看到此件，异常震怒，他说，这是严重丧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理当查处，不然将大乱。

    七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七期刊登陈之的文章《计划和市场三层次关系》。

    一、计划──市场。计划是主观的东西，市场是客观的东西。

    二、计划调节──市场调节。计划调节是自觉地调节宏观矛盾；市场调节是自发地调节微观矛盾。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存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内容。

    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是两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关系：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特征，市场经济是私有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也可以结合。

    八月十日傍晚六时，深圳数万股民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中的不公、腐败行为。

    九月下旬，邓小平从外地回到北京，他向政治局表示：“一，朱镕基必须进常委；二，宋平必须退，否则十四大就推迟召开。”

    从邓小平的观点来看，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一目了然！


获取了三项成果

    十月十二日，召开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

    邓小平从这次大会取得三个成果：

第一，关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选第三卷第３页）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出现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九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公报提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这次会上，江泽民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将其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

    １，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２，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诊断。
    ３，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４，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
    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
    ８，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共产党是领导核心，要不断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必须强调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９，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邓小平获取的一大成果，也是江泽民的一大“功劳”和“贡献”！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直争论了十几年。邓小平主张搞市场经济，陈云主张搞计划经济。

    在党的历次会议上，先是确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后来又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要求一直没有被明确接受。

    这次，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公平与效率。运用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要更新计划观念，改造计划方法，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一至十四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有：

    一，经过十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新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须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改革得失的标准；
    四，转变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能不失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
    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基础，亦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六，改革之关键，在于企业制度的创新，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七，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推进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四大体制的改革；
    八，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九，建立主要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
    十，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十一，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使国内国际互接互补，依照我国国情和国际经济一般准则，规范经济活动。
    ……

    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获取的又一成果，也是江泽民的又一大“功劳”和“贡献”！

第三，建立了一个“清一色”的领导班子

    姚依林、宋平、因“年老”退出政治局及常委会。朱镕基等进入政治局常委。

    十四大以后去职的还有李锡铭（北京市委书记）、王忍之（中宣部长）、高狄（人民日报社长）、贺敬之（代理文化部长）、何东昌（教委副主任）等。

    这样一来，一个让邓小平完全放心的领导班子，就建立起来了。这是邓小平获取的第三项成果。在这项成果中，不知道江泽民的“功劳”和“贡献”有多大！。

    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说明。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写入党章。

    十月十二日，深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济学院资料室和院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解万英（时年五十三岁，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北大经济系），跳楼自杀。在跳楼的地方放着一本《求是》杂志，封面上有死者写下的“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大字。他曾写过《理直所壮地反对私有制》、《关于分配不公的争论及其治理》等文章。他不赞成搞市场经济，更没有想到会把市场经济原则写入十四大报告。

    十月十四日，由薄一波主持召开一个小型会议为十四届一中全会做准备，会上杨尚昆发言说：“小平同志讲过，杨白冰可以进政治局常委、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薄一波听后装聋作哑地问邓办主任王瑞林：“小平同志讲过这话吗？我怎么不知道。”王瑞林肯定地回答：“没有听说。”

    实际上，这时，邓小平以书信的形式向江泽民提出了十四大中央军委的名单，甩掉了杨氏兄弟。给他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尽管杨尚昆、杨白冰在邓小平南巡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邓小平不愿意把杨白冰造就成第二个林彪；也不愿意让杨尚昆成为第二个邓小平。因此，十四大召开，邓小平掌握下的江泽民体制一旦确立，在新体制中，就不能让杨氏兄弟继续掌握兵权。杨氏兄弟也就从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江泽民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会场外面，有一个人也在鼓掌，这是邓小平。他是特邀代表，但没有到会场来，正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可是当时大会堂里这些人，并不知道邓小平在和他们一同鼓掌，会一散，都问邓小平为何没来。大家一直期待着他出现在大会堂里。

    邓小平打定主意：再次到前台走一趟。那一边，会议已经闭幕，代表们全都觉得这场面缺少一个高潮，不免美中不足。正在这时，他身穿灰色中山装，把脚踩在红色地毯上，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全都跟在他的身后。两千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员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停下来和几个人握手，然后又走到中间，看看大家，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去，摆一下手，飘然离去。”（摘自网文）

    取得了这样的“三大成果”，他能不满意吗？


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佳节。

    他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他说：“中国谋求发展的大机遇不多，抓住就不能放手，去年干得不错，在上海看一看，我更相信我去年初提出的加快发展的方针是对的，现在有人提出‘过热’问题，从全局看我不同意这种判断。局部有的地方、领域存在这个问题要注意，但不能要求全局都反‘过热’……”。

    实际上，从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开始，经济过热，以股票、房地产为代表的“泡沫经济”兴起，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１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交易由由市场引导。从２１日到２３日，仅仅三天，股票价格暴涨５７０％。其中，５种新股市价面值狂升２５００％至３０００％。狂升的股市，造就了杨百万这样一群新的发大财的富人。

    １９９２年下半年，全国出现了房地产开发热。特别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市，这里的优越的地理理条件，勾引无数来自内地、台湾、港澳的房地产商及及投机者来到这里买地、卖地、盖房子卖房子。人就在当地，地还没有来得及圈，更不要说开发了，买地的合同已经转了几道手。每一道都要狠捞一把。这里又成了继股票之后后制造新富人神话的地方。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发了大财。这些人当中，当然相当大一部分是有权、有势、有背景的人。也就是是所谓的“官僚资本”吧。

    １９９２年下半年，还有所谓“开发区热”，更是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大热特热起来了。人们把大片的地圈上铁丝网，就算“开发区”。幻想着几年以后这里就要变成香港那个样子。

    １９９２年下半年，通货膨胀幅度达３０％。１９９２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年增长１３，５％。

    邓小平的讲话使过热的经济继续恶化。

    春节前后，部分大城市牛奶价格上涨３０％；部分蔬菜价格上涨更多。

    三月五至七日，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６％提高到８％至９％。

    一九九三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５，１％。

    五月底至六月初，仁寿县农民再度（一月，仁寿县农民张德安因抗缴县里胡乱摊派而被捕，引发一场大骚乱）因抗缴乱摊派与干部发生冲突，并演变成有数万人参加的“暴动”，冲击乡、区、县政府，焚毁囚车和警车，骚乱长达十七天。

    六月，人民币外汇牌价：５，７７元兑换１美元，而在外汇调剂中心则为１１元兑换１美元。

    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意见强调，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把加快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上来。并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十六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

    三月份还在喊加快，六月份就不行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生产资料紧缺。恶果迅速暴露出来。邓小平被迫同意江泽民、朱镕基等人的意见，实施经济“软着陆”。一是放慢速度，二是加强“宏观调控”，三是整顿金融秩序。实质上意味着邓小平的搞市场经济和加快速度两项方针的破产。

    七月，中国日报报道，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河南、贵州、广西等十一个省农民，因邮政汇票未能如期兑现，愤起袭击邮局，打伤邮局职员。

    七月七日、二十三日，朱镕基先后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上强调整顿金融秩序和财政秩序，严肃纪律。

    一九九二年以后，金融秩序混滥，金融诈骗大案迭出：一九九三年七月，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暴光，集资高达三十二点一七亿元，涉及十三个省市二百七十三人，其中党员干部一百八十七人。县处级以上干部一百二十六人，其中厅级以上干部五十六人。其中介绍或组织集资一千万元以上的三十四人，从中获取非法所得四千寺百二十九万元；个人非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三十四人，一百万元以上的九人，一千万元以上的一人。主犯邓斌共贪污受贿一百三十八万元，行贿三十七万元，还有来源不明的财产一百多万元。这一案件，主要涉及到北京市委和首都钢铁公司。邓斌的后台就是国家安全部门。

    八月二十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江泽民指出：反对腐败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重要保证。要把反腐败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一九九二年以后，党、政、军、文、民，一齐来经商，炒股票，炒房地产，投机倒把，走私贩私，领导干部腐败程度进一步加大加速。

    一九九二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７８００亿元，比上年年增长４０％。一九九三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１１８２９亿元，比上年又增长了５０％。这年只完成了当年计划工作量的５０％，剩下的工作量，三年也干不完。

    压力如此之大，各地各部门还在拚命活动要求批准大量新项目。有些相邻的几个沿海地区都要建深水大港，从北到南十几个地方都提出要建大炼油厂……这样的项目，每个都要要投资上百亿元。

    基本建设猛增的结果：

    第一波就是拉动生产资料价格猛涨。整个生产资料价格平均上涨３８，２％建材价格上涨５０％以上。

    第二波就是工业成本上升。工业产品出厂价平均上涨２４％。

    第三波就是消费品价格上涨。全国零售物价上涨１３％，大城市生活物价上涨２２％。消费品平均上涨１３％。

    过热，对老百姓来说最敏感的通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群众感到压力很大。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感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受到物价压力最大的是工薪阶层、效益不好的国企职工和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人们说：“什么都涨了，就是工资不涨”。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才宣布：“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效地解决了在大步前进中曾一度出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过快、金融秩序混乱、物价涨幅过高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经济大起大落。”

    经过三年，“大起大落”是避免了。可是，老百姓遭受的损失有多少，付出代价有多少，有谁计算过吗？


“邓小平理论”剖析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九九二年九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说，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一，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三，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是，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四，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的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委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五，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六，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七，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电动机争取出现若干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八，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九， 在祖国统一思想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江泽民报告中的九个问题，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通知》。这个纲要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分为十六个专题：

    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理论
    二， 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三， 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四，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五，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理论
    六，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
    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
    八，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九，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
    十， 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十一， 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理论
    十二，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
    十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
    十四， 我们的事业要依靠广大人民来完成——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
    十五，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
    十六， 中国问题关键在于党——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论

    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把“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以与“毛泽东思想”相对应，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

    一九九八年八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中央党校出版了由李忠杰（十五大代表、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等编写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纲要》。这个纲要又把十六个专题合并成十二个专题。其中，把原纲要的第二与第四合并；第三与第五合并；第六与第七合并；第十四与第十五合并。

    一九九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学习纲要》，这个“纲要”已经开始转向宣传江泽民的思想，分为二十六个专题：

    一，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
    二，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三， 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四，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五，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六， 全面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七，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八，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九，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十， 正确认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
    十一，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十二，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十三，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十四， 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十五，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十六，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十七， 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
    十八， 依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十九，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二十，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二十一， 社会主义首先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
    二十二， 精神文明要重在建设
    二十三，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
    二十四， 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二十五， 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二十六，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由以上可以看出，所谓“邓小平理论”以及它的“科学体系”，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除了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作过“统一解释”外，其后，党的“理论专家”们，根据形势的需要、各自不同的理解，作过不同的归纳和解释。这样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模糊的问题，不必强求统一。据说，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对人说过：“我们小平并没有说要搞什么理论，那是别人搞的！”（摘自网文）这也可以算作一家之言吧！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的专题剖析

    下面我们按照十六个专题，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主要内容略作剖析：

    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理论

    1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当然无可厚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不仅只是这一点。“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一句成语，经过毛泽东对它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才成为我们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一个方面。所以，正确理解党的思想路线，不能只停留在实事求是四个字上，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把实事求是作为口号、作为棍子、作为标签，而应作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否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还需要通过实践的检验。至少，这些年来，邓小平很少在理论上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过任何解释和进一步的发挥，也很少号召和组织干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实事求是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这就还有待证明。

    2，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所谓的“拨乱反正”。而他要拨乱反正地第一个目标就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单就“两个凡是”这一提法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邓小平不是自己也多次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都不能变，连提法、用语都不能变，要管一百年吗？问题在于，这“两个凡是”，“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邓小平提倡的“实事求是”，就是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这就涉及到对毛泽东所谓“晚年”的思想评价问题。而他要拨乱反正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毛泽东在“晚年”即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二十年中，执行了一条“左”倾的错误路线。而他所肯定的毛泽东思想，仅仅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顶多再加上三年恢复时期的政策。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他表现非常矛盾，实质想否定，但又不敢公然全盘否定。谁也不会否认，在这二十年中，毛泽东曾经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总的来说，他究竟是执行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了一条“左”倾的错误路线？如果说，在一九八六年以前人们还可能认识不清的话，那么，在一九八六年以后，特别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北京风波、东欧事变、苏联瓦解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发生后，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是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打下的牢固基础，中国就不可能在这次大风大浪中站住脚！从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邓小平就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当时就有人，包括刘少奇在内，对这个翻译名词有不同意见，认为翻译为“个人迷信”比较确切。毛泽东也多次说过，个人崇拜总是要有一点，问题在于不要搞成个人迷信，破坏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这个时候，邓小平又打出反对“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的旗号，客观上就破坏、降低了毛泽东在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崇高威信，而毛泽东的这种崇高威信，恰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破坏了毛泽东的这种崇高威信，也就是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实际上就是挖了中国共产党的墙脚。这个严重的后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个时候又打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其针对性很明显是指所谓“两个凡是”，也就是指一些干部和群众坚持毛泽东的路线。这个问题与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一样，抽象地说，这个原理当然不错，谁也不会反对，问题在于，这时提出这个众所周知的观点，针对性何在？如果是宣扬，通过所谓实践的检验，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路线是一条“左”倾的错误路线，人们当然有理由不赞成。因为，这个结论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

    3，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推行“全面改革”。而要推进“全面改革”，就要求人们从“三不合乎”即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传统观念”、“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这些所谓“传统观念”、“条条框框”，具体指的就是在（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发展乡镇企业；（3）创办经济特区；（4）引进外资；（5）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6）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和各种疑虑。特别是指对被称为“科学总结”、“宣言书”的邓小平的巡视南方谈话的反对意见。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改革究竟是不是实事求是的？不能由一个人或一些人主观地认定，同样也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对实践的结果，不同政治立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究竟谁是谁非，恐怕与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一样，要一直地争论下去以至几百年、上千年。

    4，所谓邓小平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二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评价是不是实事求是？同样也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

    二， 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

    1，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领导人和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说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仍然处在探索的过程中，这当然是可以的。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这种说法实在是很新鲜。

    2，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给了我们一连串的否定的答案；“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一九八0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九八六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一九八八年）直到一九九0年，邓小平才说出：“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进一步补充了他的“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3，要解释清楚邓小平的“本质论”，“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确实是需要有相当深厚的“耍笔杆”的根底。“本质论”包括三个要点：（1）发展生产力；（2）消灭剥削；（3）共同富裕。纲要的作者把这三点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力问题；另一方面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问题。第一点，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判断是经不起分析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它的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于即生产关系）又决定于生产力，但能否因此就说，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呢？如可以这样说，那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的本质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样一来，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了。第二点，说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判断也是经不起分析的。假定每个劳动者都自己占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利用自己家庭的劳动力进行生产，既不雇工也不受雇于人，生产的产品完全自己家庭消费，根本不需要进行交换。这样就可以没有剥削，也没有两极分化。难道说这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吗？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告诉人们，只要是由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及其价值形态）并将这种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的产品进行市场交换，就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并导致产生剥削。所以，抽象地说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三点，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判断同样经不起分析。所谓“共同”富裕，换句话说就是人人都富裕，而不是只一部分人，甚至极少数人富裕。所谓“富裕”，与贫穷一样都是相对的。对缺吃少穿的人来说，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也可以说是富裕了；而相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富人来说，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富人也可以说是贫穷。如果在一个时期，所有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而生产力又达到一定水平，能够保障人们丰衣足食，这是不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还是实现共同富裕，都不能离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而“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恰好就丢掉了公有制 。

    4，纲要的作者对这一点，做了用心良苦地解释。首先，纲要强调，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就是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即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然而，根据他们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或者其中的某一部分，都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其次，纲要又说，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这就是说，公有制本身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但公有制又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所谓“前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那三个东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分化、共同富裕）都首先依赖于公有制的存在呢？再次，纲要的作者又强调，“在改革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归根到底只能根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根据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这里先要说明一点，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共同富裕不是逐步实现的，而是最终达到的。所以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结构不由共同富裕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与“社会主义本质”论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

    5，纲要说，这一科学概括，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有天然的联系，它在个别企业中生产是有计划的，但在整个社会中是无计划的、由市场支配的。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有天然的联系，它不仅在个别企业中可以实行有计划的生产，而在整个社会中也可以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资产阶级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对整个社会运用计划指导；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市场来调节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与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这样的“传统观念”恐怕也是突破不了的。当然，在传统观念中也从来不存在所谓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或本质特征的说法。

    6，有人（李忠杰）说，社会主义本质论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我们搞社会主义，当然要知道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和基本特征，但更为重要的，是知道社会功能、价值、目标和任务，即社会主义是干什么用的。社会主义的一切制度、体制、模式，都要围绕这个中心问题来设计和建设。这里，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就一个社会制度来说，社会制度的功能、价值、目标和任务是它的本质吗？相对而言，社会制度的一切制度、体制、模式是它的现象吗？

    7，看来问题经过分析就比较清楚了。邓小平之所以强调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就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经济是与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邓小平认为，这种传统观念是应该破除的，因为它们妨碍了他的改革开放的进行。因而他就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不但要抛弃公有制，而且要割断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的天然联系。

    三， 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1，纲要说，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从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对此作过有益的探索，但总的来来说，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为了证明这种说法有多大的真实性，下面把另外一本书中的一段话引述如下：

    “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毛泽东根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概念。
    一九五九年二月底、三月初，他在郑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究竟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完成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等等任务，还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要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讲话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一九六零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分几个阶段，要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要把我们的人民搞进步起来，要争取我们的经济接近美国和苏联那个时候的水平。
    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零年春，他在读书小组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这个讲话，首先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的，决议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并由此影响到一部分人产生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同时也是针对国际思潮说的，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宣布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并宣称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将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成熟’，应该说是对当时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状况，作出的重要判断，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毛泽东这样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和‘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确实是一个创造性的观点。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零年曾经数次便用过‘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提法，以及与此类似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彻底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社会主义等等。但是，他只是把这样概念看作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描述，并没有把它们作为专门范畴来论述。列宁关于‘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提法，并没有引起列宁同时代人的重视，倒是布哈林一九二八年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一文中，用过‘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术语。一九五八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曾经用过‘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一词。而毛泽东提出：（1）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2）中国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还要经过一系列阶段，要分几个阶段；（3）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4）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5）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应该承认，这不是几个孤立的提法，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决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提出问题的，不完全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运动和我国国情作出具体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具体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当然，这些科学理论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应该用现在的认识去苛求前人。这些科学理论不仅对于当时克服和抵制国际、国内的错误思潮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一科学论断。一九八一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的阶段”。把毛泽东的“初期阶段”只是换了一个字，加了一个字。到一九八六年党的十三大上，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作了初步论述。说我们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问题，一直处在不完全的清醒的状态，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它有意抹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巨大努力和获得的丰硕成果。

    2，纲要说，我们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个错误确有其事。前面引述的一段话中已经说到，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并由此影响到一部分人产生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一股“共产风”。正是毛泽东及时地总结经验，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尚处在“初期阶段”正确论断。难道说仅仅根据这一事实，就能夸大成“一直处在不完全清醒的状态”吗？

    3，纲要说，“在较长的时间里，又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处在两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按照纲要作者的观点，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这就是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处在“初级阶段”。也就是说，按照纲要解说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是不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而这恰恰是这个理论的一个最重大的误区，也是这个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认识的一个重大误区。

    4，纲要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作了简单的分析。而其中缺少的正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阶级关系的分析。对于一个社会或社会的某一阶段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这能说是实事求是吗？这能说是“处在完全清醒的状态”吗？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根据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我国的生产力比较落后，而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而要达到这样的生产力状况，没有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其二，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是生产有一定的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的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可能达到高度发展水平，因此，阶级也不可能很快地彻底消灭。其三，就国际环境而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也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解决。对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这种认识状态与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那种认识状态，究竟哪一种更“完全清醒”一些呢？

    四， 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1，纲要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而多少年来，忽视发展生产力。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至少在一九五六年的党的八大上，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一九五八年，他又明确地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是早就得出来了的，并不是二十多年后才得出来的。这二十多年中，在怎么样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上，我们是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失误，但这并不是我们不懂得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或者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2，纲要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这个论断的发明权属于党的八大会议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九五七年毛泽东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的意见被八大二次会议采纳，从而纠正了八大一次会议的提法。纲要说，后来发生的“左”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了解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和生产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初始矛盾，因而也是一切社会中的初始矛盾。在阶级社会，需要和生产的矛盾通过阶级矛盾集中的表现出来。因而，阶级矛盾是各种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在阶级矛盾中，不同的社会、不同社会的历史阶段又各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对原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新的私有经济、新的剥削分子和剥削阶级还会在一定条件下不断地出现，因而距离彻底消灭剥削阶级、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还相当遥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仍然通过阶级矛盾表现出来，因而，在各种社会矛盾中，阶级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有些人之所以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以后，需要和生产的矛盾就变成了主要矛盾，是因为他们把阶级矛盾的消灭看得过于简单了，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有时甚至表现非常激烈的严重事实，描述得过于轻松了。近二十年来，苏联瓦解的教训，东欧各国垮台的教训，中国政治风波几起几落的教训，一再地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不发达阶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忽视了这个主要矛盾，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快或慢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存或亡的问题。

    3，纲要说，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认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必然会忽视发展生产力，就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种错觉，甚至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这个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我们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并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党和政府的和平演变。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在各项建设工作中，要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的位置，其他各项建设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两者是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在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他也仍然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提出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来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近二十年来的实践告诉人们，这些年来，经济建设是抓了，可是所谓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老也解决不了；生产力是有所发展了，可是各种社会问题，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人们的信念、价值观念的退化，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说明，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不采取有力地措施防止和平演变，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单打一，其后果是多么的严重。

    五，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理论

    1，纲要说，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比起毛泽东提出的分两步走的战略来，应该说是更加具体了。

    2，纲要说，邓小平提出了实现这一战略的三个战略重点，即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就农业的发展来说，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四年，利用原有的农业基本建设为基础，实现了较快地发展。但由于八十年代以后，农业的投入年年减少，农业所需要的工业品价格不断上升，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年年加重，农业劳力大量外流，农业耕地大量抛荒或耕作粗放，农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教育投入少，教育方针实际执行是：义务教育成了应试教育；高中教育成了升学教育；大专教育成了金钱教育。

    3，纲要说，邓小平提出了实现这一战略的台阶式发展的思想。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经济发展比较快，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七。这应该说体现了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想。但，经济过热带来不少问题：货币发行量过大，物价大幅上涨，工薪阶层生活水平下降，重复建设比较严重等。一九八九年开始治理整顿，经过不到两年，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一九九一年下半年，邓小平对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表示不满。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又要求加速发展，中央调整发展速度，加大基建投资，大量发行货币，年底经济就出现过热，并出现房地产投机、证券交易投机等“泡沫经济”。一九九三年初，邓小平仍然坚持说，经济发展形势正常，没有过热现象。只到一九九三年六月，经济形势已经非常严重了，才被迫同意中央提出的“软着陆”方针。又经过四年，到一九九七年，才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与陈云的思想相比较，邓小平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思想。

    4，纲要说，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邓小平提出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应该指出，邓小平说的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纲要说，这个大政策，以承认差别为前提，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首先，“富裕差别”与“阶级对立”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不能以承认富裕差别为藉口，实际制造人们之间的阶级对立。
    其次，人们看到，实际上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是怎样先富起来的？（1）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主要是指的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为了使这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采取了大投入少上交、减免各种税收、下放管理权限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不仅吸收了一些外资而且吸引了大批内资。通过这种杀贫济富的办法，这些地区当然就先富起来了。（2）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人：一种是个体经营者，利用时机填补市场空白，长途贩运赚取地区差价，利用与国营企业的相同条件而又免除了国营企业的沉重负担，采取各种不正当的经营手段，与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工作人员相勾结捣买紧俏物资，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等等，迅速发财致富；其中一部分人迅速发展成为民间资本家；一种人是国有、集体企业的经理、厂长或其他购销人员，他们利用手中权力，通过承包、租赁、奖励、高薪获取合法的高额收入，特别是利用回扣、受贿、体制外的私人经营（赚了是个人的，赔了是公家的）等等，迅速发财致富，其中一部分人发展成为“红色”的、国企资本家；一种是国家机关的高级领导干部，直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污受贿活动，或者通过他们的子女、家属、情妇，利用领导干部的权力和社会关系，利用国家的资金和物资，从事各种统购物资、金融证券、房地产的投机倒把、抄买抄卖活动，迅速发财致富，其中一部分人发展成为官僚资本家；一种人是有适销商品发明专利的科技人员，他们通过出卖或自营，获得高额奖金、公司股份或自办私营企业，迅速发财致富，其中一部分人发展成为科技资本家。（3）还应该加上一部分单位或每个单位中都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论是国家机关单位，国有事业单位，还是国有企业单位，只要赚取的利润多、“创造”的收入多，这个单位的工资就高，奖金多、福利就好；在一个大单位中各个小单位又通过承包，谁的利润、创收多，这个小单位的人工资就高、奖金就多、福利就好。尽管这些人也是工薪阶层，但是他们的实际收入比低收入者要高出五至于十倍。
    再次，所谓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什么叫“最终”？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最终？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是一个生产——分配——再分配过程的最终？还是一小部分人富——大多数人富——所有的人都富的最终？在消灭了阶级对立以后，原来的经济体制中只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别，尽管这种差别可能略小了一点，而在实行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以后，出现了两极分化，又重新培养出来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如果要实现共同富裕，除非是对新的资产阶级及代表、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政治派别、机构，重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否则，距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只能是越来越远而不可能越来越近！
    纲要说，这是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出来的，在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实际情况是，这个政策激发了人们追求金钱的“积极性”，在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形成了不择手段地追求发财致富的社会行为。使金钱的万恶之源的作用，在今日的中国比旧社会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金钱作为一个天使，要想得到它很难很难。金钱作为一个魔鬼，要把它放出来很易很易，而要收回它就很难很难了。正如邓小平所不希望看到的那样：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发展了，大小的乱子不断出现了，社会的动荡日益加剧了。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如果再说：不会产生新的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本人在一九八六年以后再也没有说这样的话了），就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想掩盖是掩盖不下去的，只有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承认它，采取正确的措施逐步地扭转这种局面。

    六，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

    1，纲要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特别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革，到一九七六年，这个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继续进行改革。继续改革可以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一个是转向资本主义的改革。这当然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问题。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搞的转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使苏联迅速瓦解，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被推翻，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中国的改革向何处去？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党内外，就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与资本主义改革道路之间的斗争。

    2，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句话，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是不确切的。如果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算起，第一次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次革命就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可以说翻天覆地，他也没有说过这是第三次革命，而只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当然现在已经彻底否定了它。即使这样，总不能全盘否定一九七九年以前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吧！如果不承认改革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那也只能说是第三次革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算作第一次革命，把改革说成是第二次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纲要作者是一个典型的“凡是派”，就是这样不通的话也死死地抱住不放，想方设法地作解释，实在可悲。纲要说，改革不是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实际上改革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体制，也包括了社会的制度。

    3，纲要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纲要作者虽然对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作了正确地阐述。但是，在应该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时，含糊其词，企图蒙哄过关了。按照理论逻辑，既然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阶级矛盾和斗争。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矛盾（如果仍然承认它们继续存在的话）和劳动人民内部顺应历史潮流的先进集团和抗拒历史潮流的保守集团之间的斗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就应该是阶级斗争和先进与保守的斗争。至于革命也好，改革也好，这些都只是指的斗争的内容，包括目标、策略等等，它们本身并不成为发展的直接动力。把改革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回顾二十年的改革历程，难道说不存在阶级斗争吗？有的时候阶级斗争还非常激烈呢！谁敢否认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呢？！

    4，纲要说，改革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一个大试验。任何一项真正的革命或改革，都是一个试验，都需要从事的人有一种勇敢的精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这样，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不能对别人搞的试验就百般地指责，对自己搞的试验就千方地鼓励。邓小平所谓的“三不”：不搞强迫、不搞运动、不搞争论，其实他自己已经说穿了，谁反对我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谁就下台。一九九二年，他没有搞强迫，没有搞运动，没有搞争论，只是在深圳发表了一篇讲话，划了一个圈，一些人就急急忙忙地自己往里面钻。这是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什么时候能说给老百姓听听。

    5，纲要说，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否得失，归根到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有关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中央文件中，邓小平说，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他接着说，判断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很明显，在邓小平看来，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为全盘接受邓小平的主张而发表的公报，也是这样接受的。这里确实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一个社会的性质，应该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判断？也就是说，决定一个社会性质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亦或是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生产力能够起到归根到底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但是，对于一个社会的性质来说，生产力不是唯一的决定的东西，也不是直接的决定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能用生产力作为衡量、判断社会性质的直接标准。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的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奴隶主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一般来说，这个社会就是奴隶社会；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主所有制生产关系，一般来说，这个社会就是封建社会；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家所有制生产关系，一般说来，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上层建筑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巨大的反作用，它既可以维护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可以破坏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上层建筑的性质，特别是政权的性质，可以作为衡量、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的直接的重要标准。当然，上层建筑本身的性质又要用它为哪一种生产关系报务来衡量。至于涉及到一个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各种体制、各种机构等等的社会性质的衡量，都可以此类推。如果片面地强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它不仅不能判断事物的性质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而且它还会模糊事物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甚至抛弃事物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落入“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就是好猫”的思想陷井。
    纲要说，按照这个根本标准来衡量，我们既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本来姓“社”的，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也不要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既可为“资”所用又可为“社”所用的，错误地加以排斥。这段话是荒唐可笑的。如果按照“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标准来衡量事物，那就是既不管它是姓社，也不管它是姓资，更不管它既可姓社又可姓资，只要是“三个有利于”就是“是”、“得”；只要不是“三个有利于”就是“非”、“失”。这样就根本不存在把本来姓社的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或者把那些既可为资所用又可为社所用的错误地加以排斥的问题。如果真的要防止这两种错误，那就不能只用“三个有利于”作标准。

    6，纲要说“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人民利益标准。“三个有利于”本身就包含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当然是人民的利益；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有可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也是人民的利益；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才可能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才能保卫祖国维护和平，这也是人民利益。但是，如果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特别是把它作为唯一的、直接的标准，这样衡量得出了的结论，并不一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

    1，纲要说，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这句话本身并不错，但是，它暗含着中国在一九七九年以前搞的社会主义没有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这样一个意思。

    2，纲要说，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第一，所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是指的什么时候？如果是指建国以前，那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是指建国的三十年，那就是错误的。第二，说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这对清朝时代的历史来说，是正确的；对中华民国时代来说，是不正确的，当时的中国被各国帝国主义瓜分，成为半殖民地，何谈闭关自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更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即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对外开放的政策。第三，邓小平说，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他的这句话非常含糊，所谓“有了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是指的什么？所谓“我们自己孤立了自己”又是指的什么？在六十年代，王稼祥曾经提出 ：对美国要缓和一点，对苏联要缓和一点，对印度要缓和一点，对民族解放运动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要少一点。概括起来就是“三和一少”。当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如果仅就此而言，也不能得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样的结论；更不能说，“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人们为什么不扪心自问一下，今天能实行比较大的对外开放，这个基础是谁打下的？如果不是毛泽东、周恩来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就不可能打开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打开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也就不可能有以后对外更大开放的新局面。

    3，纲要说，实行对外开放，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如果这是指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存在这种思想状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长期对我国实行封锁。如当时的日本，就只允许对我国进行民间贸易。如果这是指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这种状态，那不是无知，就是有意的歪曲。

    4，纲要说，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会不会导致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复辟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有条件的。政策正确，不犯大的错误，就不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复辟；如果政策不正确，犯了大的错误，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资本主义复辟。至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在我国的增加，那么，答复是肯定的。纲要说，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这个话虽然说得很勇敢，但也太天真。如果正确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公有制经济有可能保持它的主体地位；如果不正确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公有制经济就有可能下降为附属的地位，甚至逐步趋向崩溃和瓦解。一九七九年，我国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百分之九十九，到一九七九年，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名义上仍然保持百分之六十多一点，而实际上恐怕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左右。

    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1，纲要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这个说法打了埋伏。邓小平要改革经济体制，不仅是要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要把公有制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改为“主体”地位、把按劳分配的绝对统治地位改为“主体”地位。

    2，纲要引述邓小平的话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里确实涉及到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同的一系列问题。为了把问题搞清楚，不妨从共产主义说起。
    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
    生活资料按需分配
    共产主义社会 产品经济（产品生产和产品调驳）
    计划经济（一切经济活动由计划调节）

    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加私有制
    生活资料按劳分配加按资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 产品经济加商品经济
    计划调节（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加市场调节（微观经济
    由市场调节）
    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
    生活资料按资分配
    资本主义社会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一切经济活动由市场调节）加国家影响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虽然不等于共产主义，但它是共产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市场经济虽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基本上属于共产主义社会，但又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就经济活动机制来说，它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但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采取计划经济中计划调节的长处，又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采取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的长处，实行计划调节指导（计划调节宏观经济、对资源配置起主导性作用）下的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微观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3，纲要说，江泽民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主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际上已经逐步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一些人的解释，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那么这样一来，计划经济、甚至计划调节，从名到实都被彻底清除了。这正体现了错误理论影响的结果。但实际上，在具体解释中，不仅指明了市场调节只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且强调了宏观调控要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样的经济体制怎么能说成只是“市场经济体制”呢？尽管在它的前面戴上了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但这里的“社会主义”一词主要是表达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的意思，如果说这里“社会主义”一词是表达的计划经济、计划调节、宏观调控的意思，那也实在让人费解：怎么社会主义又忽然等于计划经济、计划调节、宏观调控了呢？之所以费尽心机想出这么一个名称，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社会主义”一词，不过是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就是要搞市场经济体制；一种是，既强调了市场经济一词，让一些人听了高兴，同时又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一词的含糊性，必要时在大帽子下面可以开一点小差。

    九，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

    1，纲要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从‘民主化’、“法制化”这两个口号来说都是不错的。关键是要看它的具体内容。

    2，纲要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这个话既是针对过去来说的（“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训”），也是针对七九年以后来说的（如八九“六四风波”出动军队对“暴乱分子”开枪）。

    3，按照纲要的说法，所谓民主化、法制化的改革，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具体来说，如领导职务终身制（即干部退休制度），从制度来说，是建立了，但邓小平本人却是一个例外：在一九八七年，他已经是八十岁了，名义上退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还继续保持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十三届一中全会又作了一个秘密决定，今后的重大问题，还是由邓小平掌舵；一九九0年，他已经八十四岁了，名义上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但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还是作了一个秘密决定，今后重大问题继续请邓小平掌舵。毛泽东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的主席，对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有最后的决定权，这是名正言顺的。邓小平在一九八七年以后，无其名而有其实，则名不正言不顺了。第二，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现在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但革命化却是大大地退步了。第三，克服官僚主义，提出工作效率。领导干部贪污腐化，已经成了党组织和国家机构身上的一个癌症，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第四，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果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来说，这方面，真可以说是无所作为。总的来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没有提出多少新东西，做到的就更少了。

    4，这些年来，强调要法制化的话说得很多，人大制定的法律也不少，但是违法乱纪的事情更多，人民群众普遍感到如生活在乱世，没有安全感，真正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从法院的判决“执行难”，就可以看出所谓法制化究竟做到了多少。

    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委的社会主义新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

    1，纲要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接着引的邓小平的一段话实在是说得好。可是这些年来，却一直是“一手硬一手软”，这种状态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邓小平说的如果变成了客观存在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八九风波以后，情况虽有所好转，但，譬如一个病人得的是恶性肿瘤，医生只开一点止痛片，根本无济于事，但医生还自我感觉良好，这又是为什么？

    2，纲要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也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抓教育科学文化建设硬，抓思想道德建设软。

    3，纲要说，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以之为指导，就是这些理论本身也极少宣传，或组织领导干部学习。不是在非常必要的场合，讲话中一般都很少提及。这恐怕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4，纲要说，坚持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实践已经证明，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出的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不破不立，这样的观点都有人反对。所谓重在建设，就是幻想在保存旧东西的基础上建设新东西。胡耀邦反对在决议中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一方面让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各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文化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大肆泛滥，一方面又说重在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东西出来，也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狂潮淹没了。

    5，纲要说，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强调要把政治、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出了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这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当然，这种失误的责任，不应该仅仅推在胡耀邦、赵紫阳两个人身上。作为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他本人也难辞其咎。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建立以后，开始两年，狠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推动各个领域领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效比较显著。但由于受到邓小平的多次批评，以后也就慢慢转向了。虽然也搞了一些所谓“五个一工程”，其中确有一些好东西。但是，资产阶级思潮的汪洋大海中，这一点东西的影响可以说是很小很小。

    6，纲要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个话说得很富有外交词令的色彩。这也是唯一一处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的一句话。但作者只强调，在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换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消极现象，给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与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准涉及经济领域的思想，是一胍相承的。

    十一．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理论

    1，纲要说，四个坚持是邓小平作出的科学概括。就算是吧。因为毛泽东只说过分清是非的七条政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

    2，纲要说，这些年来，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风云和国内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我们之所以能够始终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发展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作者的观点非常鲜明：摆在第一位的是坚持发展经济；摆在第二位的是坚持改革开放；摆在第三位的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它的作用，仅在于保证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这对于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来说，也许是对的。正因为如此，人们看到，这些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走得是多么的艰难。广大的干部和群众，看到东欧、苏联一个个倒下去，回顾一下它们的演变过程，再对比一下国内的情况，不少的人都提心吊胆，希望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防止中国渐进式的和平演变下去。

    3，纲要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内容。这句话是关键所在。我们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的，是一定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产物，它们本身应该是不会改变的；至于以后的人们在坚持这些基本原则的同时，可以在继承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对它们作出发展和补充，增加新的内容，但这绝不是这些基本原则本身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区别这一点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些被赋予的新内容，虽然也是来自实践，但尚未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的。如果混在一起，很可能把人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搞得内容混杂，甚至面目全非。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说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指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和生活资料按劳分配。这个基本经济制度能不能随着某种实践的发展而增加新的内容呢？不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不能任意改变的。不能把某种私有制也纳入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也不能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某种结合形式，如股份制等，纳入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之中，从而说成是赋予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新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允许资本家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这可以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种改革，但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反，不但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要坚持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否则，社会主义社会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只有两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基本形式的实现形式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丰富、发展和改革的，如某种形式的供给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只要这些实现形式的量的变化没有超过一定的度，它们就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质，相反，还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如果这些形式的量的变化超过了一定的度，它们就会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质，尽管人们口头上把它叫作“社会主义”，然而它的内容在实质上已经由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由按劳分配变成了按需分配或按资分配。

    第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里说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指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即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这个基本制度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能增加新的内容。当然，某些具体的政治制度、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民主的具体形式，法制的具体内容等等，是可以丰富、发展和改革的。同样，这些具体制度和形式的变化，不能改变基本制度内容的质。

    第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里说的共产党的领导，应该是指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基本制度即共产党本身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能增加新的内容。当然，共产党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实现领导的具体形式，是可以丰富、发展和改革的。至于共产党本身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质量，那更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同样，共产党本身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变化，不能背离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一性质，共产党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具体形式的改变，不能违背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这一质的规定。

    第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是指的社会主义基本文化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一定时代的产物，它们本身不可能再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增加新的内容了。人们所说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实是说，现在的人们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沿着这条思想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供了新的理论观点、理论体系。同样，这些新的理论观点、理论体系，必须是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沿着这条思想道路，提出来的；否则，它就不是增加的新内容，而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可能是相反的意识形态。而这一点却是需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来加以证明的。

    4，纲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一点上有过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十年之间，两个总书记下台，就是这一历史教训的突出体现。但是，这个教训似乎并没有被人们深刻地认识，表现在一些人的思想上，当事变发生时，激动一下，似有所悟；随着事变过去，一些人对这个教训很快就淡忘了。问题在于没有从思想上、理论上真正找到原因：为什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改革开放，就不敢或不愿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纲要说，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四项基本原则之间，本来就没有高低之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一定要实行民主，决不能采取专政的手段；对敌人一定要实行专政，决不能手软。对人民实行专政本身就是犯罪；对内外敌人态度软弱本身也是一种犯罪。

    6，纲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但是，作者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而只是反复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否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存在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干部、知识分子都不会答应，他们中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先进分子、共产党员，一定会积极行动起来，带领广大群众，重新进行一场无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十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

    1，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被压迫民族独立的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消失了呢？有的人把现时代的特点，概括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似乎和平与发展都已经实现了，成了现时代的潮流。这种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

    2，邓小平说，中国永远不当头，谁也不得罪。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其意在希望中国运用自己的大国地位，为第三世界各国的利益说话，反对霸权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能够眼睁睁的看着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遭受霸权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吗？为了不得罪美国等霸权主义国家，我们就可以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瓦上霜吗？就可以袖手旁观、默不作声、一味地投弃权票吗？

    十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

    1，纲要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把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的统一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作者从头至尾根本不提毛泽东、周恩来等代表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出的，关于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一贯方针。似乎过去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时，都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可是，只要懂得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周恩来在一开始提出香港问题的时候，就强调要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曾经提出只要台湾回归，一切问题仍由蒋介石作主，一切制度包括军队都可以不变。当然，他们并没有说过“一国两制”这样的话。

    2，把香港与祖国的关系，用“一国两制”的模式长期固定下来，所谓“五十年不变”；特别是提出所谓“五十年以后就更不要变”，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要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永远保存下去吗？

    3，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而大陆却在逐步向“香港模式”演变。有人早就提出要在大陆再建设几个香港。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等，不就是大大小小的“香港”吗？

    十四，我们的事业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

    1，纲要引述了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分析当时中国阶级状况的一段话。这段话基本上是正确的。十几年后，中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是从来没有正视过，总是避而不谈。

    2，纲要说，除了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以外，还包括乡镇企业的职工，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职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职工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公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职工，也是企业的主人。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职工，作为国家主人的政治地位仍然不变。第一点，先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公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的职工，也是企业的主人的问题。按照国有企业法，建立职代会的有多少？职代会真正发挥作用的有多少？真正发挥了作用的又有多少权力？究竟谁是企业的真正主人？第二点，再说私有制经济企业的职工，“作为国家主人的政治地位不变”，这句话说得非常巧妙！不直截了当地说不是企业的主人。这种企业是资本家的，资本家才是企业的主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什么好隐瞒的呢？问题在于，现在全国在私有制经济企业工作的职工有几千万人，对于维护他们的权利，普遍被忽视，许多干部和党员，包括做工会工作的干部和党员，都把中国的资本家以及外国的资本家看作“财神爷”，惟恐得罪他们，否则，就会影响自己的政绩；对维护工人的权利，多数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眼的态度。有些企业工人的状况甚至比解放前还糟糕。

    3，纲要说，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促使一部分农村劳动者向工人阶级转化。作者故意不具体说明，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人。其实，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私有企业做工。除此之外，农村的其他阶级分化也很大。原来的集体劳动者绝大多数变成了所谓“集体土地”上的个体经营者，有一部分人变成了工商业的个体经营者，还有一小部分（绝对数量并不少）人变成了农村的资本家（为了避免“剌激”还叫私营企业主吧！）。现在，把所有这些人都叫作农民。

    4，纲要说，我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我国现在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各种不同的阶级，为什么知识分子就都统一地属于工人阶级呢？难道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不同的阶级属性了？已经成了资本家的知识分子也仍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些忠实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并成为资产阶级的经济上的代表人、政治上的代理人、文化上的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也仍然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在我国，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疯狂地进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活动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这些人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知识分子仍然应坚持进行阶级分析。

    十五，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

    这一部分，“邓小平理论”似乎没有提供多少新东西。

    十六，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论

    1，这一部分， “邓小平理论”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

    2，说得不多，做得更少。

    3，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建设问题。
    首先，这些年来，党的一部分领导干部，有些人已经严重的腐化变质；有些人本来就不具备共产党员的素质；有些人甚至是投机分子，入党就是为了做官。其中少数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次，基层组织大多数软弱涣散，根本不能起到“战斗堡垒”的作用。
    再次，党员的政治素质急剧下降，相当一部分老党员信仰动摇，不再坚持党的宗旨和目标；大部分新党员没有受到良好的党的教育，真正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不少人甚至信奉“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个人主义比集体主义好”。
    归根到底，是这些年来，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没有正确总结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与要害

    一，“邓小平理论”的实质

    1，所谓邓小平理论，其基本的、主要的理论，就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核心内容，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2，所谓改革开放，其实质就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发展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其内容或范围包括两个方面。

    3，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外，发展私有制经济。其中包括个体所有制经济、私人资本所有制经济、大陆以外私人资本所有制经济。私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它就必然要求实行和发展市场经济，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给私有经济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反过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必然会进一步促进私有经济的发展。

    4，另一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发展和扩大私有经济成分或因素。如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中，搞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个体经营，在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中搞承包、租赁、甚至出售。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发展起来的私有经济成分或因素，要求有市场经济为之提供进一步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市场经济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的私有经济成分或因素的发展。

    5，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发展私有经济，可以起到两方面的作用：

    6，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初级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比起一些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水平相对落后，而且非常不平衡。尽管劳动力非常富裕，但资金严重不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允许国内私人的资金和技术兴办各种私人企业，同时引进大陆以外的资金和技术来大陆兴办各种企业，必然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发展某种形式的私有成分或因素，在一定时期，也可以起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当然会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加强，同时当然会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7，可以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的阶级结构的消极影响。
    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领域来说，这种消极影响是比较直接的。首先，从社会主义经济与私有经济力量对比来说，必然会发生变化，甚至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还可能会发生严重的变化。其次，一些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在生产原料的来源、技术人员的拥有、产品市场的占有等方面，会受到私有企业的侵害，从而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再次，一些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资源被私有企业非等价交换地加以利用，使公有的资源无偿地转变为私有财产。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阶级结构来说，在原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中，可以说，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从经济上基本消灭了。（有的人甚至断言，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通过发展私有制经济，不仅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而且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或者说，正在逐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重大变化。
    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来说，这种消极影响是比较间接的。首先在国家权力机构和政治协商机构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必然相应地增加。其次，国家司法、行政机构中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的拉拢和腐蚀。再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然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阵地。

    8，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或阶段，可以而且应该允许私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和发展。但是，在任何时候，私有经济都只能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并且要对它实行限制和和改造的政策。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量变”到一定的关节点，就会引起事物的“质变”。如果听任资本主义“无限制”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泛滥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变质的过程。而且是一个由“部分质变”逐渐形成“完全质变”的过程。

    9，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表面上看来，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路线，都允许私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似乎并没有区别。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按照邓小平的说法：
    第一、 允许私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但不能产生两极分化。
    第二、 允许私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可能产生少量的剥削分子，但不能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第三、 允许私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但要始终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
    如果超出了这些界限，那就不是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利用社会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

    10，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
    前面已经说过，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这方面的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所有制的结构情况来说，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中国的私有经济（不包括外资）已经占据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1997年底，全国注册的私营企业96，07万户，从业人员1349，26万人，注册资金5140，12亿元。（个体工商户为2850，86万户，从业人员5441万余人，注册资金2573，98亿元。整个非公经济共吸纳了8500万左右就业人员。1997年，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纳税540亿元，比1998年增长十倍多，占全国工商总税收的比重由3，9%上升到7%）（经叔平代表全国工商联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发言，人民日报一九九八年三月十日）。从帐面上来说，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一了。实际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
    从阶级分化的情况来说，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现有私营企业22，5万户，雇工360万人，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另据《中国的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说，“1988年年底，全国城乡约有私营企业50万户”（第55页）这里还不包括成千上万的“三资企业”。而在一九五六年，我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当时的私营工商户只有十八万户！1997年底，全国注册的私营企业96，07万户。如果说，这个时候，私营企业主还没有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至少也应该承认：私营企业主已经成为正在新生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
    从贫富两极分化的情况来说，二00三年财政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一九九一年为零点二八二，一九九八年为零点四五六；1990年，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户的人口占调查家庭总人口比重为17.2%，他们获得的收入占去调查户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26.8%。相反，占去人口22.8%的低收入和最低收入户收入比重只有14.3%。

    二，“邓小平理论”的要害

    1，邓小平倡导的所谓全面改革，其核心是所有制改革，从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来说，是大力发展私有制，从公有制内部来说，是扩大私有成分、缩小公有成分。但公开的只说是经济体制改革，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关于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在邓小平理论中不占有任何地位。这样就有意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重大变化，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麻木状态。

    2，邓小平倡导的全面改革，其最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产物，就是孕育出了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明显地改变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但是，从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地说，他的改革决不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决不会导致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否则，就说明改革是失败了。直到一九八六年，他才改口说，产生个别的剥削阶级分子是可能的，但仍然坚持说，决不会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他的影响下，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都绝口不提我国这些年来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新变化；更不承认在我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和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样，就实质上放弃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原理。

    3，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以后，虽然口头上也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仍然存在某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有时甚至很激烈，但是他认为，这只表现为敌我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不存在阶级斗争。这样的话也只在每隔五年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说一句。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两者绝对对立起来，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完全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根本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他不准用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阴谋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藉口只要省部级以上干部知道就行了。一九八九年东欧事变，一九九一年苏联瓦解，即使在高级领导班子中，也没有认真总结东欧、苏联和平演变的经验教训，在我国采取有力的、系统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措施。从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丧失了观察和认识社会的最有力的武器，在国内外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进攻面前，放松了警惕，解除了武装。

    4，邓小平的晚年走过的道路，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